古典经济学里有一个著名的假设，叫做“理性经济人”假设。学过经济学的朋友应该并不陌生。
所谓“理性经济人”，指的是我们个人会根据收益最大化原则采取行动。数学上，经济学家将其表现为一组效用函数。
之后，经济学家又推导出了一些著名的公理，比如偏好的完备性、传递性和一致性。
比方说，如果我对牛奶的喜爱甚于咖啡，那么我在效用上就会把它排在咖啡之前，并赋予它更高的效用值。如果和牛奶相比我更喜欢可乐，那么在可乐与咖啡之间，我也必然更喜欢可乐。
1/5 对理性人的质疑
上述道理是如此简单，以至于它听起来简直像是废话。然而，它构成了古典经济学的基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从未怀疑过“理性经济人”的真实性。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发展，人们才开始质疑，我们是否真如自己想象地那么“理性”。尤其当未来不确定的时候。
著名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就指出，我们的头脑有两种思维方式，它们分别是快思维和慢思维。其中，快思维掌管直觉系统，慢思维负责理性思考。卡尼曼认为，在日常决策中，直觉思维一再影响着人们的行动，从而给我们造成各种偏差。
丹尼尔·卡尼曼
美国报纸上曾刊登过一个著名的投硬币实验。假设给你一枚硬币，正面朝上就能赢得200美元，反面朝上会输掉100美元。问：你该不该赌输赢？
这里涉及到极其简单的数学计算，因为正反面朝上的概率各为50%，那么你这次赌博的数学期望值应该是：200*50%+（-100）*50%=50元。
理性经济人假设告诉我们，如果一件事的数学期望值为正，它就值得我们去做。但投硬币实验的结果却是，有超过60%的人不愿意赌博。哪怕赌一赌的收益显而易见，我们也宁可要确定的收入，也不想要那有风险的200美元。这就是著名的“损失厌恶”。
损失厌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在赌场上，当我们已经赢了不少钱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见好就收。但是当我们输了很多钱的时候，更多人就会倾向于冒险再赌一把。很多赌徒就是因此输光了家底的。
在职场上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果一个人在公司里待得久了，尤其是获得了不错的工资，他就会舍不得离开。即便去别的公司有更广阔的前景，更多人还是愿意呆在原公司里。而且时间越长，跳槽的意愿就越低。
为什么大多数人在不确定性面前会表现出非理性呢？心理学家指出，这和我们大脑的演化有关。在大脑中，主管直觉的是杏仁体，它的形成要早于主管理性的前额叶皮层。所以在行动中，杏仁体总是率先对人的决策产生影响，心理学将此称之为“错配”。
由于错配，我们的理性思维总是比直觉慢半拍，这是千万年进化的结果。在远古社会，这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因为大自然充满了各种危险，直觉思维有助于我们迅速作出反应，逃脱野兽或者敌人的攻击。
2/5 时间的偏好
除了损失厌恶，人们对时间的偏好也呈现出某种非理性色彩。
比方说，如果你问一个人，让他在今天的9500元和明天的10000元之间做选择，那么更多人会选择今天的9500元。总体而言，在前后收入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明年的收入不如今年的收入。相比将来得到的东西，人们更希望现在就把它拿到手。
说到这，你是否想起了《庄子》里那个著名的“朝三暮四”的寓言。
宋国有个养猴子的人，他告诉猴子，早上给他们三个桃子，下午给四个。猴子们马上就不高兴了。但只要他把分配方案倒过来，早上给四个，下午给三个，猴子们顿时喜笑颜开。实际上，早上给和下午给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食物的总数是相同的。
两千年前的古人，虽然还没有发明“贴现值”这个概念，但他们早就懂得，为满足当下的欲望而牺牲未来，是人的本性。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表现其实和猴子差不多。
不少人都会透支信用卡，即便他们的收入并不高，也要不停地买买买。
月薪才几千块的小伙子，会不惜贷款买一辆豪车，从此背负沉重的债务。而这么做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有多少姑娘在制定了完善的减肥计划之后，没过几天又开始吃垃圾食品。总之，当下总是存在各种诱惑，吸引着我们满足自己。
伟大的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将上述原理归因为“人性的不耐”。费雪甚至认为，穷人之所以不如富人那么有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穷人有了钱马上就花掉，他们没有投资意识，即便有了钱，他们也会挥霍一空。
欧文·费雪
3/5 跟风效应
以上的例子局限在人的个体内，然而，人类的非理性行为还体现在集体中。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在他的书里提起过一段有趣的往事。
有一次，谢林前往一座报告厅给大家做演讲。当他在侧门候场时，发现所有人都坐在12排以后。他原以为这12排是留给特邀嘉宾的。但实际上并没有，直到演讲开始时，观众仍坐在12排以后，包括哪些后续抵达的观众。
托马斯·谢林
当时大厅里总共有800人，所有人都坐在报告厅靠后的位置，以至于谢林觉得，自己仿佛在河对岸向众人演讲。
事后谢林开始反思，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很显然，大家集体坐在后排，并不是因为讨厌他的演讲，否则他们早就中途离场了。主办方也不可能强制规定大家必须坐在12排以后。
所以，一个最可能的原因应该是：第一个人来的时候就坐在12排，而后来的人则以他为基准，纷纷坐在了这位后来者的后面。这就是所谓的“跟风效应”。
“跟风效应”从本质上也是一种非理性行为。正如谢林在报告厅里看到的，人们之所以坐后排，仅仅是因为别人也坐在后排。而人们之所这么坐，只是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很孤立。
4/5 群体行为的灾难
但有的时候，跟风效应会给集体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
举个例子，很多人都有上下班早高峰开车的经历。高峰期间马路严重拥堵，尤其在高架的上下匝道或者地面的十字路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堵车的呢？车辆剧增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多还是跟人们的开车习惯有关。
比如说，当你看到邻近的车流突然变快时，你下意识的反应，是赶紧把车辆行驶到这跟道上。但问题时，所有和你在同一条车道上的司机都有类似的打算，用不了多久，原本不那么拥挤的车道就会重新车满为患。
实际上，很多交通拥堵，都是由司机的随意变道造成的。当大家都想开快点的时候，反而所有人的速度都慢了下来。
学生补课也是跟风效应的一个典型例子。
当家长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补课，由于担心自己孩子学习跟不上，于是也报了周末的补习班。可一旦所有家长都这么做，补课的效果反而不大了。补课的目的原本是为了让孩子脱颖而出，现在大家都在补课，只会让竞争日趋白热化，而且白白牺牲了家长的钱财和孩子们的休息时间。
往小的说，跟风效应会造成社会效率低下。往大的说，它会给人类造成深重的灾难 。
二战期间，一向以理性自居的德国人，却陷入了对希特勒的狂热崇拜，以及对犹太人的无端仇恨之中。在纳粹的宣传鼓动之下，他们自认为从事着一项伟大事业，并将德国拖进战争的泥潭。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东方的日本，成千上万的青年人惨遭军国主义洗脑，被送上前线充当法西斯的炮灰。事后想想，这些人的行为真是愚蠢至极。但为什么他们当初会这样呢？
盲目的跟风，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当你周围的所有人都陷入疯狂的时候，你想不疯狂都很难。
5/5 理性人假设过时了吗？
我们已经例举了很多人类行为的非理性特征。其实，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理性人”的假设正不断地受到挑战。无论是经济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还是金融分析师，都在质疑“理性人”的合法性。
据说，在今天的高中课堂，老师们正在教学生什么是“损失厌恶”，什么是“跟风效应”。“人是非理性的动物”，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口头禅。
那么，“理性人假说”是否真的过时了呢？
也许，这篇短短的文章无法讨论如此深奥的学术问题。但相信，从长期来看，一个人要想成功，就得让自己变得尽可能理性。
人类的诸多非理性行为至少告诉我们，保持理性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绝对的理性往往是反人性的，你得时刻和你的欲望、潜意识以及各种各样的懒惰作斗争。在佛学中，我们把这些弱点称作贪、嗔、痴。
所谓贪，指的是贪婪。是人总想去贪小便宜，总希望及时行乐。总担心到手的东西会失去。
所谓嗔，指的是冲动。当你周围的人都在高喊口号时，你的情绪也会自然而然被他们带动，从而陷入集体性的疯狂。
所谓痴，指的是执迷不悟。我们因为迷恋眼前的东西，而失去了未来。因为害怕当下的损失，而变得畏首畏尾。在生意场上，我见过很多人由于只会算小账，与更大的成功失之交臂。
所以说，做个理性的人并不容易。他需要你付出很多。眼前的成本和收益当然好计算，可是未来的呢？潜在的呢？需要担风险的呢？马云说，大部分人是因为看见所以才相信。而企业家是因为相信，所以才看见。
人人都看得见的东西，通常并不稀奇。只有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才能走到时代的前列。只有后一类人，才有资格成为企业家。
理性，与其说是人类的自然状态，不如说是一种信念。他需要我们长期地学习，不停地反思，不断去寻找人生的最优解。而寻找最优解的过程，也是我们探索自身能力边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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