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都指国家在首都之外所设立的另一个“都城”。设陪都是主要是为了辅助首都，一方面加强对国家的管控，另一方面分摊首都的部分职能，纵观历史，绝大多数陪都的设立也都起到了辅助首都的作用，而少数朝代的陪都则影响力超越了首都，一度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而古代陪都也不仅仅限于一个，周以后的朝代就出现了“两京制”“三京制”而辽时期甚至出现了“五京制”的形式。
陪都作为古代中国重要的城市形式，有着悠久的历史，《史记·五帝本纪》中有关于“炎帝都陈，而别营曲，殷商朝歌，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别置逐鹿...'的一段话，可视为中华历史上关于陪都最早记载，同时，可见陪都之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炎黄时期，并于殷商时期得到发展。然而，严格来说陪都作为一种重要的城市形式出现，并发挥其职能作用则是在西周时期，这一观点也被绝大多数历史学者所认可。
研究历史可以知道，国家的都城有着极高的地位，向来是全国的政治、文化、军事中心，建立陪都一般是为了防止都城被破而“无都可寻”的危险，而“多都”分管不仅扩大了中心城市的影响范围，同时也缓解了首都的压力，对统治者管理国家十分有利，此外，现今认为陪都还有平衡东西南北，国防主导，分区而治等主要作用。
但不管历史上的陪都有什么作用，其存在都会与经济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而关于陪都经济意义的研究，则需要从不同类型陪都的角度进行。
在中国历史上，洛阳当属最具有代表性的陪都，根据《史记》《新唐书》《旧唐书》以及《宋史》等历史文献的记载以及考古研究，洛阳至少被夏，商，周，魏，晋，隋，唐，宋等十余个朝代作为都城或者陪都，因此甚至可以说，古洛阳是古代陪都的一个映射，所以研究古代洛阳对于研究陪都而言，有着重大的意义。然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洛阳代表的并不是专一的经济型陪都，而代表着在各个方面都具有重要功能的综合性陪都。
西周时期，周王定都镐京，并在镐京理国家大事，而此时的洛阳作为陪都却成为了全国的经济中心，在《史记·周本纪》中记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由此不难看出，周时期的洛阳是四方贡赋的集中地，财物粮食收集的中心，各地的粮食供给，物资分配包括官员的食邑俸禄都以洛阳为原点向四周发散。
而到了东汉时期，洛阳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商业空前繁盛，王符在《潜夫论》中有提到“今查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此中的“什”通假于“十”，也就是说当时的洛阳经商者是农民的数倍，足见当时洛阳商业经济的繁荣。
到了隋唐时期，隋炀帝杨广翻修京杭大运河，而洛阳作为北方的起点，享受着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作为陪都，其成为了当时天下的交通，物流和仓储的中心，也因此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粮食储备地，而在商业方面，许多商业大贾，和手工业者迁居洛阳，使得洛阳的商业与手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一度成为当时全国商业经济的命脉，史载“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贸易马车填塞。”，洛阳商业得繁荣由此可见一斑。
其作为综合性陪都的代表，在经济上所得的发展对于国家有着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意义：粮食储备方面的盈余使得国家的发展，军队的补给以及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充分保证；京杭大运河翻修以后的便利交通则以洛阳为起点，物质的高速运输推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洛阳自身商业经济的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当时的经商者，有力地冲击了古代“重农抑商”的社会风气，使得全国的商业经济产值更上一层楼。
经济型陪都与综合性陪都的不同在于，经济型陪都虽然同样存在各个方面的影响，但是除经济以为的其他方面作用较弱，并且以经济上的功能最为突出，同时，中央不会在经济型陪都中设立权力机构，换句话说，经济型陪都的设立在本质上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发展，现今普遍认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典型的经济型陪都就是北宋时期的宋州。
北宋时期，赵匡胤定都汴州（现开封），确定陪都宋州（现商丘）。《宋史》“南京乃艺祖兴王之地，取四方中，漕运尤易。”这段记载表明，商丘被选为陪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其交通便利的特点有关，这一点与上文提及的洛阳极为相似，因为从古至今，不管是哪个城市，便捷的交通都是经济发展的基石。
当时的商丘有汴河穿城而过，不仅联通南北，而且从东南地区运往汴京的物资也必须通过商丘，由此，宋州一带的交通运输便是全国经济的命门所在。快捷的货物交易还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商丘成为了当时手工业产品交易集散地，不仅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百姓的生活，同时相当地促进了国家商品经济的发展。
此外，商丘经济的发达还可以体现于手工业经济方面，根据《宋史》中的记载，商丘是当时最大的手工业产品集散地，司马光有言“贩夫走卒皆着丝袜”，从这句话中至少可知两点，其一，当时商丘经济的发展使得此地的百姓生活富足；其二，当时商丘的手工业水平已经达到了连底层人民都能穿上丝制品的高度，足以证明其手工业的发展高度以及对市井百姓的影响，同时，刺绣，首饰，丝绸制品，竹木漆器，等上乘手工艺品对外邦出口，很大程度上拓宽了北宋的经济来源渠道，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因此，商丘作为经济型陪都，其存在不论是对于百姓还是对于国家，都有着深刻的经济意义。
除了像商丘这样典型的经济型陪都之外，还有像辽国“五京制”这样的非典型陪都，之所以说非典型，是因为像“五京制”这样如此多的陪都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辽的所设立的“五京”分别为各个地方的政治经济中心，但以商业贸易为主要职能。当时宋辽结下“澶渊之盟”有相当一部分汉人与契丹人杂居，这也就带来了中原农耕经济与契丹游牧经济的冲突，单靠一个上京临潢府是不可能解决矛盾的，所以辽统治者便使用多京制来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在不同地域设置陪都来满足不同经济形式的要求，从而达到为首都分压的作用，同时，辽与西夏，吐蕃，宋以及中亚等国都有着贸易往来，多个经济陪都共存的做法使得这些交易更加方便，对于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总的来说，在我国历史中出现的陪都，都相当完美地完成了“第二都”的使命。而在经济方面，陪都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只不过因陪都主要功能的不同，对经济发展的促进的方面不同，促进的效果也不同。
参考文献：
司马迁 《史记·五帝本纪》《史记·周本纪》
《新唐书》
《宋史》
《辽史》
《周公洛邑事迹考》
《简谈辽北地区契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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