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法国批判大师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曾用这么几个简短的文字形容过宗教所存在的意义：宗教永远是政治的必需品。由于国度的不同以及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思想在中法之间被接受范围所存在的差异，或许巴尔扎克先生所说的言论有着其主观的片面性，一时之间也难以以偏概全，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将政治和宗教以“必需品”这一持极度肯定态度的词语联系在一起必然有着它的合理性，这一点我们毋庸置疑。
纵观历史，从我国历史上实行了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历程中也不难发现宗教与政治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影子。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统治者想要以某种方式来达到让被统治者甘愿听命于自己的话，其中宗教便是一把不可或缺的“武器”，所谓“君权神授”、“奉天承运”，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便是与这一思想如出一辙。一方面依托宗教思想的支持，另一方面依托强有力的军事力量，统治者得以很容易地以正当合法且神圣不可侵犯的身份去教化人民、统治百姓，据此而言，宗教思想对于君主专制制度中的统治者而言是仅次于军事力量的一把长戟，甚至在一定阶段中是超越于军事力量所带来的作用，好好利用，它便是遏制住被统治者咽喉的一把长戟，使之心悦诚服地接受统治。当然，笔者这里所说的宗教指的是广义上的宗教思想，而不是单纯的宗教理论，希望读者朋友们在阅读过程中不必执拗于此。
正如文章前面所说，统治者可以利用宗教思想所带来的力量达到统治黎民的目的，然而，对于普通黎民百姓而言，宗教亦也是一把将被统治者团结起来反过来对抗统治阶级的“匕首”，好好加以利用，挣脱开原有的统治枷锁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历史上有关于这方面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囿于文章篇幅有限，笔者在这里也就不去一一赘述。
客观上讲，统治者和部分野心未泯的被统治者之间在宗教思想方面所产生的摩擦或者说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实际上是始终且真实存在的，双方也是相互提防并进一步挖掘宗教思想这一特殊“武器”所产生的未知力量，将其日臻完善的覆盖到每一寸被统治的土地上的黎民心中是专制制度下最高统治者维持国家稳定的过程中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本篇文章中，笔者就以清朝初期的民教宗教以及一些秘密组织为例，来与读者朋友们就关于当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以宗教思想为纽带所产生的摩擦、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随着帝国统治的根深蒂固这些民间宗教的演变过程来展开一番讨论。
据有关史料记载，白莲教、罗教、混元教、大乘教、无为教、黄天教、九门教、十门教等数十种民间宗教组织是有清一代尤为盛行且屡禁不绝的宗教派别，在这其中，比如白莲教、混元教等派别在明朝中叶时期就已经处于蓬勃发展的状态，而圆果、磁团、九门、十门等其余一些宗教派别则是在清朝时期才开始展露矛头，但它们相互之间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点：即清军入关以后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衍。那么，对于这些民间宗教在清初时期的发展以下这几个问题便是我们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西方宗教油画
首先，我们来试着讨论第一个问题。
如前所述，统治者和少数“冒尖”的被统治者之间在宗教思想方面所产生的摩擦和斗争始终是真实存在的，统治者利用宗教思想所赋予的力量去教化平民，使其诸如“君权神赋”的理论思想在平民百姓的心中繁衍生根，而部分被统治者则利用宗教思想去笼络并组织一群不甘愿接受被统治阶级所统治和压迫的人群，去反过来对抗统治者。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民间宗教组织对君主专制制度是有相当大的抑制作用。如此一来，对于这些难免会触犯到统治者权威的民间宗教，清政府方面肯定是会采取一定的打压措施的，这一点从史料《清世祖实录》卷26中（顺治三年六月）所记载的一段关于清政府所采纳的奏言也可间接得到印证。
近日风俗大坏，异端蜂起，有白莲、大成、混元、无为等教，种种各色，以烧香礼忏，煽惑人心，因而或起异端，或从盗贼，此真奸民之尤者也。伏乞速敕都察院、五城御史、巡捕衙门及在外抚按等官，如遇各色教门，即行严捕，处以重罪，以为杜渐防微之计。
实际上，早在清军入关以前，皇太极也曾颁布过类似的谕令，其严厉程度甚至远超于顺治初年。
其次，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以白莲教为例，该教派在历史上可追溯的时间之久可谓是首屈一指，其在清朝历史的舞台上也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其中，嘉庆年间著名的“白莲教起义”可谓是该教派在历史上最为光辉的一面，其最终结局虽然不容乐观，但此番事迹带给清政府所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是不可小觑的。
关于白莲教的教义，笔者有幸查询到了一段详实具体的资料。与其他民教宗教教义大同小异，它们均吸收和利用了佛教关于“劫”的观念，并根据自身需求加以创新和改造，提出符合本教派发展的劫变观。然而，由于其教义主体是来自于传统佛教本身的，因此这种劫变观一方面仍然受封建传统阶级正统宗教和神学的影响；而另一方面，这种劫变观从某种意义上讲又是以宗教为躯壳而产生对现实封建统治秩序发起的抗议，同时在潜意识中抒发人们对理想未来的憧憬和向往。从从这层意思上看，这些民间宗教的本质便是想通过某种以统治者相反的思想来否定现实世界，同时又以新的宗教关系来替代人与人之间固有的血缘关系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统治关系。如此一来，这类民间宗教就不免对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有所否定，从而与封建统治阶级产生摩擦。然而，明代与清代同属于封建专制社会，为何清代的民间宗教发展却更为猖獗呢？
显然，这与统治者对被统治者所实施的压迫和剥削程度存在着联系。以白莲教的劫变观为例，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所实施的压迫程度越大，其否定现实世界、改换世俗纲常的欲望也就愈强烈，这也就是嘉庆年间为何会爆发如此大规模的宗教性起义（白莲教起义）了，因此，相对而言朝代对这些民间宗教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所带来的影响实际上并不是非常大。
白莲侠女画像
最后，我们再来探讨一下第三个问题。
历史进入康熙时代以来，随着满清中央政权在中原地区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逐渐确立统治，国内反清斗争的形势也由昔日公开性且具官方色彩的大规模联合反清运动转为非武装性的秘密组织，其中以“天地会”最为有名。
续上
嘉庆年间广东天地会服务宗旨
天地会从某种角度上看其实也是具有有民间宗教色彩的一种特殊组织，其中的一大主要系统便是以白莲教为主体所衍生的支脉。但与其他民间宗教性质不同的是，天地会的宗教色彩并不是十分的浓厚，成员之间也不是以宗教迷信作为相互联结的主要纽带，而是以三国中的“桃园结义”为榜样，以水泊梁山中的英雄为楷模，崇尚义气，互相帮助。凭借着这一点，可以说天地会这类秘密组织是清初各色民间宗教所演变过来的，其终归目的依然是团结被统治阶级，去对抗统治阶级或一些张扬跋扈的地主阶级。
而另一方面，清政府在入关初期所制定的一些压迫性政策，使得一些饱尝压迫且处于生死边缘线上而又渴望幸福、渴望新生的平民百姓在这些民间宗教的宣扬下加入组织无疑是其最好的归宿，这就是明末清初以来，一些饱尝战火的黎民百姓大批涌入民间宗教组织的本质原因，单凭这一点，从某种程度也可反映出清朝初期当时的底层社会形态和状况。而这些民间宗教的发展越壮大，清朝统治者采取镇压的措施必然也就愈加严峻，久而久之，致使其二者之间陷入了某种恶性循环，从而变相加速了这些秘密组织作为组织群众进行反清斗争的工具。因此，客观上讲清政府自身也为这些民间宗教组织的发展间接性地创造了条件。
天地会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短短八个字，确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就好比宗教所赋予的力量，既可以被统治者所利用，同时也可被被统治者利用。在二者同时利用的过程中统治者可以高枕无忧的压迫被统治者，从而享受坐享其成的优越待遇，然而一旦跨越了某个界限，被统治者则也可借助于该力量反过来推翻统治者所实施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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