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贵春 李小博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哲学系
原发：《晋阳学刊》2001年第2期
摘要：解释学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潮流,在二十世纪中叶,它经历了一次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朝向后现代性的历史转向。
关键词:后现代解释学;语言游戏;语境论;语用论;解释
20世纪中叶,在人类理智哲学运动发生重大“解释学转向”的同时,解释学本身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历史演进过程,这一过程“在人文科学的各个学科中,在社会学、文学理论、历史、神学、法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哲学中,都留下了它的痕迹”,对当代西方哲学的重新定向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维特根斯坦哲学恰恰适应了解释学的发展需要,给予它理论和方法上诸多有益启示,成为解释学后现代转向的重要推动力。
一、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引导了后现代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
滥觞于古希腊的解释学,经历了从古代“史诗”解释学、中世纪释义学(exegesis)和文献学(philology)到现代一般解释学乃至后现代解释学的发展过程。但直到最近几十年,长期作为一种方法论的解释学才实现了后现代性的本体论转向。在这一转向过程中,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游戏主体论、自然主义语言实在论和生活形式论分别成为后现代解释学理解的本体论、语言的本体论和交往的本体论的思想先导。
1、推崇游戏:作为自主活动的游戏与作为存在方式的理解
维特根斯坦把由语言和行动交织在一起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决定游戏的真正主体不是游戏者,而是使用语言的活动本身,游戏者的自我意识在无限的游戏中终究会被吸纳和同化,二者逐渐融为一体。在某种意义上,语言游戏先于我们而存在,它是我们与外部世界建立关系的唯一途径。
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后现代解释学也坚持语言游戏的自主特性。不同的是,他们所谓的语言游戏主要是指对本文或艺术的理解和解释,并且他们更加注重理解游戏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优先地位。理解不是借以获得确切知识的某种方法,而是普遍的人类存·56·在方式。它以“世界经验”或“解释经验”的形式弥漫于一切社会交往和精神生活中。这样,在“理解是人的存在方式”这一思想基础上,以认识为目标和中心、以作为某种技艺或工具为人文科学提供方法基础的传统解释学,就发展成为以理解为本体和核心、力图阐释一切知识同我们的世界经验总体关系的哲学解释学,实现了解释学由释义方法论向理解本体论的后现代转折。
2、抬高语言:作为世界界限的语言与作为生存要素的语言
在语言与思想、实在的关系问题上,维特根斯坦与解释学的观点也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顺应了现代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潮流,将本体论问题和语言问题联结起来,把哲学史上主客体的关系问题转变为主体间的语言交流和理解问题,进而把语言提升到本体论性质的地位。维特根斯坦断然宣称“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2]认为语言不是表达或反映实在的工具,它本身就是一种基本的、自然的实在。
后现代解释学从理解和解释的角度表达了语言本体论的思想。他们认为,存在就是语言的存在“,对存在的解释就是对语言的解释”。语言的本体论性就表现在:
(1)人类理解运动的语言性:语言和理解之间有种根本的内在关系,语言不仅是理解的起源、对象和归宿,也是理解本身得以实现的普遍媒介。
(2)人类世界经验的语言性:语言作为我们全部世界经验的寓所和载体,先于一切经验和理性而存在并发生作用。所有的世界图式和特定的世界观都融合在语言的视界之中,而这一融合本质上是语言学的过程。因而,语言就不是“供我们使用的一种工具,一种作为手段的装置,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要素”。[3]后现代解释学对语言的重视与关注,不仅确立了语言的本体论地位,也成功地实现了“语言引导下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4]
3、走向生活:作为语言游戏“河床”的生活形式与作为理解活动基础的交往实践维特根斯坦认为,在语言游戏自由涌动的河水之下,还存在一个坚实的生活形式“河床”(theriver-bed)。语言游戏是生活形式的浓缩,生活形式是语言游戏的展开。生活形式大致有人类语言的深层语法、人类继承的文化模式、采取的共同行为、接受的风俗习惯等几层含义,但无论如何,它作为语言游戏赖以存在、得以进行、借以展现的基础,是比语言游戏更为宽广、稳定和可靠的本体,因而成为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最终落脚点。
与维特根斯坦相似,后现代解释学发现,以客体中心论思想为指导、以发现真理为目的的传统解释学,在当今这样一个“世界解除魔咒的时代”益发表现出偏激和狭隘的一面,出现了主体间相互不理解的危机。他们认为,要想清除危机、实现理解、达到共识,仅仅依靠解释者与对象之间的对话是不够的,而必须将理解向度定位于广泛关联的生活之网,为理解活动找到一个更为牢靠的根基———社会性的交往实践。人类交往行为以语言为枢纽,以时间和空间为理解维度,以语言交往、精神交往和实物交往为表现形式,以“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为有效原则,在事实上决定、规范并推动着理解活动建立起话语与外在世界、话语与社会生活世界、话语与言说者及听者内心世界的三重关联,从不可避免的语用预设出发,走向主体间(intersubject)、本文间(intertext)和行为间(interaction)的多样性判断的有机整合,最终达到可以接受的意义认同和共识。这样,解释学就从某种“知识的理论”、“理解的艺术”,经由语言的本体论和理解的本体论,最终走到了后现代主义的交往本体论,实现了伽达默尔构建“现代形式的实践哲学”的愿望。
二、维特根斯坦的语用论推动了后现代解释学的认识论转向
3、拓展语言的使用空间:维特根斯坦的“遵守规则”理论与哈贝马斯的“语用”解释学如果说,对主观和客观主义认识论的批判是一种“破坏性”的后现代主义,那么,在被摧毁的废墟上营造一种植根于生活的语言使用和交往行为的公共实践则体现出后现代主义“建设性”的一面。在这一点上,维特根斯坦和后现代解释学可谓是殊途同归。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提出了一个语言规则的悖论:我们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使用语言,我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却又不了解规则。他认为悖论的出现是脱离具体的语言使用而抽象地谈论规则的结果,只有放弃传统的逻辑语形分析和微观语义构造,聚焦于每一语言游戏,悖论才可解决。维特根斯坦指出,语言规则不是先验预设的深层语法结构,而是我们接受训练和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我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熟悉和遵守规则,也在语言游戏中因地制宜地修改和制定规则。离开了语言使用的特定语境,我们无法了解和遵守规则。
后现代解释学在其发展历程中均给予语言不同程度的关注。利科看到了“话语所涉及的领域是整个世界”,从语义解释学过渡到本文解释学;而哈贝马斯则认识到“作为一种主体间性框架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生活形式”,从语法解释学推进到语用解释学。[8]可以说,哈贝马斯直接继承了维特根斯坦的语用论思想。不同的是,后者强调语言使用的自由性和任意性,而前者则力图以语言交往为基底奠定理性和公意的合法地位。哈贝马斯认为,语言不是词汇的堆积和联结,而是一张错综复杂的言语行为之网,每一言语行为都分别通过命题内容的客体化态度、言语者意向的确证性和加强语意行为的履行态度,建立起交往行为的认识维度、表达维度和相互作用维度“,交往者的行为导向规范地联结在一起,因而,他们从同样的情况判断出发而在互相提出的有效性要求上达成一致。”[9]理解和解释模式总是与特定实践领域中的语言使用密切相关,解释学的目标就是要在游戏过程中揭示理性和公意的存在。
二十世纪以来,认识论领域先后存在两种不同的选择:“语言学转向”试图探求词项与指称对象和意向内容之间的静态关系,把握隐含在语词背后的经验意义;“解释学转向”则主张建构和参与动态而多样的理解和对话,注重对话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协调和互补。正是以“在人类叙述而不是在超语言的独立实体中,去发现讲话形式的意义”为基点,维特根斯坦的语用论成为区分这两种转向的标志和界碑。[10]
三、维特根斯坦的语境论促成了后现代解释学的方法论转向
维特根斯坦一生始终主张哲学的唯一任务就是治疗因滥用语言而产生的疾病。他在批判“奥古斯汀图画”、预设镶嵌式或原子论的语言观和以弗雷格—卡尔纳普范式为代表的意义理论的同时,也引导着语言哲学从符号结构语形学经由逻辑语言、自然语言的形式语义学和言语行为理论与语用学,走到了综合和圆融语形、语义和语用的语境论。语境论在扭转后来受到激烈挑战的“语言学转向”的窘迫境况、助产“解释学转向”的同时,也促成了后现代解释学方法论的转向。
1、解除形式理性的羁绊:语境概念的充实与历史主义的重建
历史地讲,语境思想从产生之时就与意义问题本质地联在一起,随着语言哲学的发展和意义理论的深入而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和丰富。维特根斯坦的贡献就在于他跨越了经由形式结构语境为语词确定意义的界限,突出强调了语境的具体特定性和意义的情景规定性,引申和扩张了语境论。
概括地讲,后现代解释学对语境论的贡献就在于引进了时间参数,对本文语境和话语语境进行了区分,强调了历史传统等因素对理解意义的作用,使语境与意义的关系问题由静态分析走向了动态考察。在后现代解释学看来,传统解释学方法论是历史哲学和实证主义的结合体,它主张理解者采取中立观察者的姿态,以作品产生的历史条件为基点,借助于自然科学方法去构造历史、文学、艺术等人文科学,对被时间淡漠了的作品内容进行科学主义的认知和理性主义的再现。后现代解释学坚决反对这种无视“间距”、强调“客观”、克服“成见”、避免“误解”的方法论。他们主张把理解和解释的理性植根于主体和本文的历史存在中,把语境、情境和前理解看作动态的历史流传物;把由理解对象的内容结构、理解前已存在的社会历史因素和社会实践决定的价值观这三者构成的偏见看作理解的立足点和意义的生长域;把成见视为“我们对世界敞开的倾向性”,以恢复它们的合法地位。在历史中筛选和过滤旧的成见、创造和生成新的理解,实现语境对理解的制约与理解对传统的超越二者之间的合理锻造和熔铸,建立一种包括(1)解释者独有处境和视域、(2)解释者与本文之间的辨证关系、(3)提问与回答的辩证法、(4)朝向传统的开放性这四者在内的“效果历史”,在历史的语境关联中实现主体与作品的交融、传统与现实的汇通、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2、摆脱初始视界的束缚:循环问题的解答与整体主义的推进
维特根斯坦的语境论认为,意义的最小承载单位不是语词和语句,而是一个或大或小的语言系统,“没有单个的命题对我来说是显然的,它是结论与前提互相支持的系统”。[11]维特根斯坦的这种思想奠定了意义整体论的雏形,而后现代解释学则在对传统理解循环问题的不断追问和求解中,确立了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巩固地位。
理解的循环原指这样一个悖论:我们必须从部分出发去理解整体,又必须通过整体才能理解部分。这一起源于古代修辞学的问题在现代从说话的艺术领域转移到了意义的理解领域。如果说将“前有”、“前见”和“前设”概念引入循环,主张“决定性的东西不是摆脱解释的循环而是以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一循环”,这为现代解释学奠定了基础。[12]那么,将“视界融合”思想引入循环问题“,把理解描述为传统的运动与解释者的运动之间的一种游戏”,则把解释学和整体主义方法论推进到后现代主义阶段。[13]
针对解释学循环问题的两个困境:(1)解释语境的约束性:特定的解释与不可还原的背景、不确定的信念和行为之间的紧密关联,是解释可能性的前提和解释有效性的保证。(2)解释循环的普遍性:隶属于一定境况的解释相对于更大语境整体来说仍然是局域的和不完整的。后现代解释学的策略是:
(1)坚持本文整体的在先性和自主性,把前理解看作作者的初始视界和读者的特殊视界,把传统看作先于却又附属于我们理解的一部分,形成本文构成的整体语境和理解潜在的对象域。
(2)主张视界整体的敞开性和创造性,主体的视界在本文的启迪、语言事实的激发与背景价值趋向的统一作用中达到一个新的境域。
(3)相信循环整体的历史性和过程性,在宣称“理解的循环是历史自身在其中运动的方式”的基础上,后现代解释学得出结论:“理解永远是整体理解(解释者的前理解)运动到部分(传统之一部分)又回到整体的理解(解释者所达到的新的理解)”。[13](第259页)这样,后现代解释学就把技术意义上的语义循环和“心理—语言—实在”循环,逐渐扩展到语言系统、人类行为、科学文化和历史背景的整体循环,实现了整体主义方法论在解释学内的巩固与确立。
3、勾勒公共理解的弧线:本文理论的构造与视角主义的侵蚀
维特根斯坦的语境论蕴涵了这样的思想:由生活形式和语言游戏奠定的特定语境是千差万别的,从不同的概念框架和语词集合出发,多重主体基于多维视角,采取多种方法可以得到多种结论,一切关于真理和意义的判决均需诉诸于语言的特定情境。在这一点上,后现代解释学与维特根斯坦有着深刻的一致性,他们在理论上把“本文”引入解释学以作为“语境”的代名词时,在方法论上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入了视角主义。
在后现代解释学看来,本文具有如下特征:(1)本文语境的自律性。本文可以是一个符号体系、一部文学作品、一套风俗习惯抑或一种意识形态,但无论如何,本文一经产生便脱离了原先语境关联而建立新的语境关联,因而“从本文的渊源、作者的声音或本文的上下文来寻求本文的意思和解释便是毫无结果的。”[14](2)本文指称的缺失性。由于原有情境的分离和语词—对象联系的破裂,本文悬置了作品原来指称对象,而为读者揭示出一种在解释过程中无限展开的可能性,读者可以根据本文的提示进行自由的处理和理解。(3)本文意义的公共性。本文间的“互为文本关系”和读者间的“互为主体关系”,决定了本文的意义不能成为个人的经验。本文不提出任何真理的主张和指令,而是提供选择的空间,鼓励主体就公共意义展开公开争论。(4)本文理解的适用性。本文没有既定的指称、固定的语境和确定的意义,因而意义的潜在视野也是无限的。鉴于话语与本文的差异、作品与读者的间距以及主体之间的疏离,在对意义的猜测和反驳中最终只能达到一种弧线(arc)式的“适用性”。本文的以上特征表明,从不同视角出发的多种解释不是同一的、特许的,而是歧义的、等价的,正是通过它们,诸种新的存在或生活方式向我们展开。
我们注意到,当维特根斯坦把语境概念从语句结构拓展到行动和生活空间,当后现代解释学把语境置入历史、纳入整体、归入本文时,语境已经被逐渐地泛化和本体化了。正是在这样的“语境”背景下,历史主义、整体主义、视角主义也悄无声息地篡夺了心理主义、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王权而登上了后现代解释学的方法论舞台。
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和后现代解释学的共同立场就在于关注生活、呼吁理解、谋求共识,努力在语言与生活、解释与批判、传统与革新、历史与现实、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保持一种“辩证”的张力,这确实适应了时代的希冀与渴望,因而成为一种人类“共同的话语”。但他们在突破存在的本体论,把生活、历史和文化看作语言的附庸时所具有的泛语言主义倾向;在反对传统的认识论,把真理和意义看作某种游戏或话语的效果时所携带的约定主义倾向;在批判单一的方法论,把本文和语境看作判定理解和解释的法庭时所隐含的相对主义倾向;在变革趋同的价值观,把理性、信仰和道德看作多元解释的产物时所表现出的虚无主义倾向,已遭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埋怨和抨击。所以,维特根斯坦哲学和后现代解释学,作为“当代思想的十字路口”,仅仅是为我们提供了多种可能的趋向,而对任何一种趋向的选择,都不是轻而易举的。
参考文献:
[1 ] 涂纪亮、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语言哲学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391 页。
[2 ]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年第79 页。
[3 ]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年第44 页。
[4 ] J .Bleicher. Contemporary Hermeneutics. London :Poutledge and Paul. 1980 ,115.
[5 ] R. 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cersity Press ,1979 ,315.
[6 ] M.Budd. Wittgenstein’s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 Londn :Routledge. 1989 ,62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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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A.Benjamin. J udging Lyotard. London :Routledge. 1992 ,104.
[ 9 ] J . Habermas.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9 ,209.
[10 ] 郭贵春、后现代科学哲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20 页。
[11 ] L. Wittgenstein .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xord :Basil Blackwell. 1953 ,21.
[12 ] M. Heidegger.Being and Tim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 1962 ,195.
[13 ] H. G. Gadmer. 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 The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269.
[14 ] R. Barthes. From work to Text . In Textual Strategies : Perspectives in Post - structuralist Crit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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