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叙述和交流是人类建构经验世界的基本方式，以叙述方式交流是存在于人类各种活动领域中的常见现象，但在叙述学的研究历史中，对此研究并不充分。经典叙述学强调文本内部研究，对叙述交流性的研究一直处于暗流状态。后经典叙述学将叙述学研究引入文化领域，用理论介入模式，在叙述学研究中渗透各种理论思想，对叙述交流性的研究基本延续雅各布森“语言交际图示”和围绕查特曼“叙述-交流情景示意图”展开。叙述转向开启了叙述学研究新视野，探讨叙述一般特性而非某一种叙述类型的特性成为叙述学研究的一种新的范式，叙述扩容，对叙述的重新界定都是开启这一研究范式的表现。叙述在各种学科、领域的表现使其交流性凸显，建构交流叙述学成为一般叙述研究范式下的一项紧迫任务。
关 键 词
叙述转向，一般叙述研究，交流叙述学，研究谱系，研究范式
叙述的交流性一直是叙述学研究关注的重要方面，但一直未能充分研究。经典叙述学最具代表性的论文即发表于《交流》（Communication）杂志1966年第8期上。罗兰·巴特在其发表在《交流》杂志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不但表明叙述的普遍性，即叙述存在于各种领域，而且同时指出叙述交流性研究的不足。俄国形式主义者雅各布森提出其著名的语言交际图示，西摩·查特曼以此为基础提出叙事-交流情景示意图，随后经由诸多学者演绎，并直接影响后经典叙述学之修辞叙述学的研究，如詹姆斯·费伦的“双渠道交流”。当今发生在许多领域的叙述转向，使叙述的交流性凸显，在一般叙述的研究框架下，建构交流叙述学成为叙述学研究的一项紧迫任务。
1 交流性：经典叙述学暗流
叙述的交流性一直是叙述学关注的对象，但经典叙述学对于文本内部研究的强调使这种关注一直作为一种暗流存在。后经典叙述学打破文本框范，多种理论、多种视野融入叙述学研究使叙述学以美国为中心出现复兴局面，尤其1990年代以来出现了规模宏大的叙述学转向，叙述学研究向历史学、教育、医疗、新闻、法律、影视、广告、网络等等多种领域扩展，叙述学在历经经典与后经典阶段之后，正在酝酿第三次范式革命，赵毅衡先生的广义叙述学研究适逢其时。而交流性已经成为叙述的核心特性，对于交流叙述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非常迫切的任务。建构“交流叙述学”学科，有必要对交流叙述的相关论述进行梳理，建构交流叙述理论的研究谱系。
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托马舍夫斯基在《主题》（1925年）一文中指出了文学过程的两个重要时刻：选择主题和设计主题，其中心问题则是文学作品的交流性：“主题的选择密切取决于主题在读者中得到的反应。……读者形象即使是抽象的，即使它要求作者尽力使自己成为作品的读者，这种形象也始终出现在作家的意识里。”而“对技巧的关注是作家和他最亲近的读者习以为常的事。”（1989，pp.234-235）也就是说，对于主题的选择与设计均围绕获得最佳交流效果展开。但俄国形式主义并没有发展成为一种交流性的理论，它对于文本形式的关注是其研究核心。俄国形式主义的另一位代表理论家雅各布森在《语言学的元语言问题》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著名的语言交际图示并这样解释：
说话者（ADDRESSER）把一段话（MESSAGE）传送给受话者（ADDRESSEE）。想要使交际运行起来，这段话还需要有一个所指的语境（CONTEXT），该语境可以为受话者所把握，它或者是语言的，或者是可以语言化的；需要有一套说话者和受话者之间（或者换言之，编码者和解码者之间）完全或者至少是部分共有的代码（CODE）；最后，还需要有接触（CONTACT），接触是说话者和受话者之间的一条物理通道和心理联系，它使双方能够进入并且保持交际状态。（2001，pp.52-53）
雅各布森对于语言交流的影响因素与交流渠道的揭示影响深远。以叙述的方式交流是人类积累和传承经验的重要方式，从纵的历史层面和横向的共时层面的叙述交流，雅各布森的语言交际图均会提供很好的参照。巴赫金则不同，其“对话”、“狂欢”理论，交流基于参与各方自由、平等，其“复调理论”意为多声部共进，平等观念是其交流对话的核心思想。（2009，p. 4）
经典叙述学受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以叙述文本的话语和结构为研究对象，对叙述交流性的研究一直是一股暗流。巴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指出叙述作品的多样性，而且同时指出了叙述作品的交流性：“叙事作品作为客体也是交际的关键：有一个叙事作品的授者，有一个叙事作品的受者。大家知道，在语言交际中，我和你是绝对互为前提的。同样，没有叙述者和没有听众（或读者）也就不可能有叙事作品。”巴特同时指出了叙事作品在交流研究方面的问题：“这一点也许很简单，但是研究得还很差。”“问题不在于探究叙述者的动机，也不在于探究叙述对读者产生的影响，而在于描写叙事作品本身过程中叙述者和读者得以获取意义的代码。”（1989，p. 28）回顾叙述学研究发现，在经典与后经典叙述学之后，在叙述转向的背景下，叙述的交流性已经成为很多叙述类型的普遍特性，但叙述交流性的研究依然停留在对于雅各布森语言交际图示的演绎上，进展缓慢。
普林斯作为经典和后经典叙述学的过渡理论家，在其著作《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一书中扩展了叙述学的研究视野，尤其在本书第四章《阅读叙事》中，探讨了叙事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互动关系，在他对阅读的定义中指出，阅读以“文本与读者的互动为前提”，阅读一部文本就是提出“关于文本的问题并在文本基础上回答它们”。（2013，pp.102-103）在本书中，普林斯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概念，对于交流叙述学的研究极具启发价值，比如在第一章“叙述”中的“叙述者”中提出“‘我’信号”；在“受述者”中提出“‘你’信号”；在第四章“阅读叙事”中提出“最大阅读、最小阅读”、“元叙事信号”等等，这些概念对于交流叙述中交流因子的辨识与交流语言的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2 后经典叙述学：单向交流叙述图示
后经典叙述学的产生是叙述学研究中的一次范式革命。正如弗卢德尼克指出的：“叙事学的青春年华过去之后，是叙事理论的重新定位与分化，结果产生了一系列回应后结构主义的亚学科，学术范式转向文化研究。”（2007，p. 23）后经典叙述学并非是经典叙述学中时间意义上的继承，因为，从叙述学诞生开始，一些突破经典叙述学研究范式的理论思想就已经孕育其中，如巴特的理论思想及其对电影、摄影、时装等等的研究已经突破经典叙述学的研究范围和范式，而在符号学意义上具有某种普遍价值。同时，在经典叙述学研究兴盛之时，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理论无疑具有独特意义，并因此被尊奉为后经典叙述学之修辞叙事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值得注意的是，修辞叙述学研究正一步步走向叙述的交流特性，当叙述研究向更广范围的叙述性敞开大门，修辞的单向意向性正被交流的双向影响所取代。“在叙述学框架内，叙述被构想为一种交流程序，其中故事层面的信息被一个特定的叙述者传递给一个特定的叙述接受者”。（Herman，2009，pp.64-65）虽然叙述学（经典和后经典）不排斥叙述的交流性，但这种交流性基本还是在文本的框架内进行，所谓“在叙述学框架内”即是此意。
在交流叙述方面影响最大的当属查特曼著名的叙事-交流情景示意图。（查特曼， 2013， p. 135）
查特曼的叙事-交流情景示意图被后来的许多国内外的研究者演绎。这种叙述交流模型在经典、后经典叙述学研究中一直存在，正如赫尔曼指出：“叙述交流模型同时根植于结构主义叙述学（查特曼、热奈特、普林斯）和几乎同时将修辞方法运用于叙述学的先驱——韦恩·布斯”。（Herman，2009，p.64）由此可见，叙述交流模型从根本上讲存在两方面的缺陷，其一，将叙述交流框范于文本范围之内，这里存在两种交流方式，一是表现为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之间的交流，一是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的交流，前者的交流基本上是一种虚拟状态的交流，后者包括两种情况：a，非虚拟交流：戏剧化叙述者与其他人物之间的交流；b，虚拟交流：非戏剧化叙述者与虚拟受述者之间的交流。其二是修辞性交流，以布斯和费伦为代表。布斯用隐含作者、作者的“第二自我”等概念实际上是想把作者进行文本化、虚拟化处理，来解决作者与文本隔断问题。费伦则强调：“‘作为修辞的叙事’这个说法不仅仅意味着叙事使用修辞，或具有一个修辞维度。相反，它意味着叙事不仅仅是故事，而且也是行动，某人在某个场合出于某种目的对某人讲一个故事。…首先是叙述者向他的读者讲故事，然后是作者向作者的读者讲述叙述者的讲述。”（2002，p. 14）
对于修辞性的强调其实遮蔽了另一种事实，即修辞的“反作用”，即当人们修辞地进行语言活动的时候，其修辞行为也受到来自修辞的反向支配，即修辞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来自语境压力、体裁压力、接受压力等等，也就是说，修辞主体的修辞行为是不自由的。写作的“单行道”给人一种印象，即作者如上帝一样君临一切，这种文学叙述的“单行道”写作模式使交流叙述模型存在难以逾越的发展障碍。在叙述转向背景下，这种基于文学叙述的交流模型必然受到挑战。
值得关注的是，查特曼的图示根本上是修辞性的，单向性明显，读者（包括隐含读者和真实读者）处于交流的末端，作者（真实作者和隐含作者）具有交流的先天优势，其权威性决定了交流只能单向流向读者，交流的单向性很难再从读者回溯到作者。因此，这里交流只是一种修辞行为。詹姆斯·费伦注意到了查特曼交流图示的单渠道缺陷，他把人物引入叙事交流之中，从而获得双渠道交流：1，作者——叙述者——读者；2，作者——人物——读者。费伦指出，这两种渠道将会相互作用，这样，交流总量要比查特曼的单渠道大得多。（2012）
修辞叙事学研究从布斯开始，经由查特曼、卡恩斯、费伦发展，从文本内转向文本外，关注文学叙事作品之外的叙述作品研究，比如电影（查特曼）；关注语境、规约和言语行为（卡恩斯）（Kearns，1999）；关注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者、隐含读者、真实读者之间循环往复的关系（费伦）。修辞叙述学研究对于交流叙述的研究更具启发意义，而且更加接近交流叙述学。笔者2013年11月参加第四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六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广州，南方医科大学）提出建构交流叙述学的理论构想，并对查特曼叙事-交流情景图示的单向性提出质疑，谭君强教授提示笔者，费伦曾经在上次叙事学会议（长沙，2011年10月）上指出这种缺陷，并提出叙事交流的双渠道，即詹姆斯·费伦《修辞、伦理即叙述交流：抑或从故事和话语到作者、资源与读者》（费伦长沙会议论文）。由费伦的“双渠道”交流可以看出，每种渠道依然是一种单向性流动，渠道与方向是两个不同概念，双渠道并非意味着交流可以从读者向作者回溯，影响基本是一种单向性的，依然难以揭示叙述经验的积累过程以及这些经验对于叙事交流的意义，同时，很难将这种单向性（或者双渠道）放置于叙述的历史层面揭示叙述交流对于叙述作品由简单走向复杂的动态历史过程。
其实，费伦、查特曼的单向交流源于修辞学的理论根基，修辞学提供的是一种经验贯彻模型，即来自创作主体的经验，通过符号文本，如何在接受者那里获得贯彻，并且，作者希望获得一种无误贯彻，而忽略了接受者的能动性。费伦的“双渠道”只不过为这种贯彻提供了更多的方式，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交流的单向性。中国学者也注意到了这种单向交流的缺陷，谭君强指出：
无论是查特曼的模式也好，还是雅恩的模式也好，都存在一个关键的问题，即它们都属于单向传动模式，费伦也注意到查特曼的模式是假设了“一个单一的交流渠道”（a single channel of communication），但他并未对此提出质疑。笔者认为，交流不是一个单一传导的过程，而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叙事文本内外的交流过程同样如此。此外，这种交流并不限于两两相对的诸如真实作者/真实读者、叙述者/受述者、人物/人物之间的交流，而是各个不同成分之间可以双向甚或多向交叉的交流。（谭君强，2012，p. 176）
谭君强明确指出叙事文本的双向、多向交叉交流特性，可惜谭先生并没有以此为起点，建构叙述参与各方之间的交流机制，以及这种交流机制的运行特征。也没有站在叙述转向背景下看到叙述性蔓延使叙述的交流性越发突出并走向叙述建构的核心位置。中国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对叙述交流图示进行演绎，如亢淑平对叙事交流图的改进，（亢淑平，2010）刘江对自传叙述交流图的推演（刘江，2012），等等。但所有这些研究都止步于对叙述交流图的改进上，没有更进一步挖掘交流的内在机制，建构交流叙述学的理论模型。
事实上，交流叙述图示一直作为修辞叙述学的核心理论思想被演绎，这种所谓的“交流”其实是一种修辞，是叙述主体为达到叙述目的而传达其思想的流动链条。但叙述主体的叙述行为并不自由，他受到来自接受者的反向压力，同时还受到文化、语境、体裁等规约性因素的支配。修辞叙述学隔断了来自接受者反向交流的影响，忽略了参与各方之间的中间地带。这其实就是叙述学研究领域存在的两种观点：修辞观和认知观，“修辞学派认为它是作者劝说读者的一种技巧；认知学派认为它是读者解决文本歧义和矛盾的一种阐释策略，与读者的认知框架有关”。（倪爱珍，2018, p.159）但两种认识均没有解决交流的内在机制问题。交流叙述学的理论建构正是要把这一中间地带的运行机制搞清楚，以便建立一种圆形的叙述交流模型。
因此，建构交流叙述学，必须克服上述修辞性影响，从理论上建构一般叙述学研究背景下的交流叙述学的研究框架。值得关注的是，有些学者已经走到了前面，Didier Coste 在其著作《作为交流的叙述》中指出：“叙述学欲在行动上获取交流，但它仅能够在如下被报道的每一阶段获取交流，即前文本、文本、解释、同文本、……上下文、注释、评论、答案和其审问等等。”（1989, p. 6）
也就是说，携带交流性的叙述因子是普遍存在的，而且这些因子会在交流的任何阶段、任何层面、甚至任何时间起作用。叙述学和交流的结合开启了交流叙述学的研究大门。
3 后经典叙述学之后：走向交流叙述学
后经典叙述学之后，有一个少有人注意的理论过渡，就是说，一种新的叙述学研究范式正悄然在被认为后经典叙述学的研究中酝酿生成。“80年代的叙述转向，使得叙述突破了小说的阈限，进入了不同媒介。传统以小说为原型的研究已经无法适应叙述理论的发展”，（方小莉，2017, p.100）这不同于经典叙述学囿于文本内部的形式研究，也不同于后经典叙述学的“叙述学+”模式（叙述学+某种理论范式），而是在更广的背景上，重新认识叙述本身，并在多种叙述类型中寻找“叙述”的共相。同时，对叙述文本的建构方式、存在方式和传承方式进行重新审视，使对叙述的研究在一般意义上获得更新。
罗兰·巴特在《叙述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有一段被反复引述的话，就是巴特列举了很多类型的叙述。但经典叙述学研究并没有按照这个存在于各种领域的叙述现象为研究对象，而是以文学为中心建构叙述学的理论话语。因此，这给人一种印象，即把叙述学等同于文学叙述学。但叙述学从来没有囿于文学而遮蔽叙述学的理论拓展力。西摩·查特曼1975年出版《故事与话语：小说与电影的叙事结构》将叙述学研究视野扩展到电影。查特曼指出，“除体裁区别的分析以外，还有对于‘叙事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界定。文学批评家们太过倾向于单独地考虑文字媒介，尽管他们每天都通过电影、滑稽连环画、绘画、雕塑、舞剧与音乐来消费故事。”（2013，p.1）由此可见，查特曼对叙述的理解是很宽泛的。对于文学之外的叙述一直作为叙述学研究之外的关注对象，从来没有远离叙述学研究视野。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进入后经典叙述学阶段，对文学叙述之外的叙述的关注更成为叙述学拓展研究的重要方向。如挪威雅各布·卢特出版《小说与电影中的叙事》（Narrative in Fiction and Film: An Introduction）（2000）探讨了电影的叙述规律。2004年，由米克·巴尔主编的《叙述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关键概念》（Narrative Theory: Critical Concepts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2004)中，涉及很多领域，如法律、历史、社会等等。2005年，费伦等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2005)代表了新世纪以来叙述学研究的新发展，在本书第四部分“超越文学叙事”，专门对文学叙述以外的叙述类型进行学理探讨，如法律、电影、歌剧、音乐、历史等。2006年，玛丽-劳尔·瑞安出版《故事的变身》（Avatars of Story）(2006)，书中分上下两编，分别探讨了新旧媒介的叙述，尤其是下编，视野对准网络时代的叙述，拓展了传统叙事研究的锋面。尤其可贵的是，瑞安试图拓展对叙述的传统观念，列举了11对叙事模式，这对于叙述本体的理解更加的宽泛和全面。2009年，Sandra Heinen 和 Roy Sommer 主编的《跨学科时代的叙述学研究》（Narratology in the Age of Cross-Disciplinary Narrative Research）(2009)汇集了16位叙述学学者的研究文章，探讨了叙述学研究在跨学科时代的各种表现。
查特曼直接指出，“叙事是一种交流，因此它预设了两个参与者——一个发送者和一个接受者”。（2013，p.14）查特曼前瞻性地提出“叙事-交流情境示意图”，但这种交流链条往往被人解读为一种来自作者意图诉诸文本并影响真实读者的修辞路线。但查特曼的示意图在真实作者与叙述文本之间、真实读者与叙述文本之间是用虚线，这意味着，查特曼并没有完全的把握，认为真实作者意图会通过叙述文本准确抵达真实读者。而在叙述文本内部，情况会不同，“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者）→隐含读者”，这个链条是一种确定的关系，因此是实线。查特曼的前瞻性还表现在接受者的能动性，比如对于叙述文本中的人物，他不认为人物是一个确定的形象，“人物是由受众根据显示或隐含在原始结构中的、由不管什么媒介的话语传达的迹象重构出来的。”（2013，p.104）这与费伦坚持的“双渠道”之一的“作者—人物—读者”交流渠道具有根本不同，因为后者依然坚持作者修辞的有效性，其传达可以通过叙述者，也可以通过人物进行“双渠道”进行。叙述文本并非是一个完备的世界，“叙事唤起一个世界，由于它仅仅是一种召唤，因此我们仍然可以自由地用我们所获得的任何真实或想象的经验去丰富它。不过我们知道何时应该停止推测。”（ 西摩·查特曼， 2013，p. 104）查特曼的观点意味着，叙述文本并非是一个稳固的结构，而是一种召唤结构，接受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去丰富这个世界。这是一种双向交流思想，查特曼的这种思想由于其“叙事-交流情境示意图”而一遍遍被误读或者不完全解读。
费伦在《作为修辞的叙事》一书中指出，“首先，‘作为修辞的叙事’这个说法不仅仅意味着是故事，而且是行动，某人在某个场合出于某种目的对某人讲一个故事。”（2002,p.14）也就是说，某人在向别人讲述故事的同时，也在实施一种行动，这种行动会通过故事的一系列修辞在对方身上达到某种目的。费伦的修辞叙事可表述成如下链条：“叙述者意向——故事修辞——接受者反应”。这是一种典型的单向交流，这里没有考虑到接受者的反向叙述能力，或者说接受者文本的建构能力。事实上，这种“叙述者意向”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单向修辞，其实现目标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接受者能够完全按照叙述者的意向完成对叙述文本的理解，并按照既定的方式做出反应。虽然费伦在其后的研究中对这种单向交流进行了修正，提出“双渠道交流”，即“作者—叙述者—读者”和“作者—人物—读者”，（2013,p.28）但这种“双渠道”依然是一种“单向修辞”，只不过多了一种“渠道”而已。费伦的叙述“交流”并没有把接受者对叙述的反向交流及其影响考虑进来，本质上依然是修辞性的。
卢特在《小说与电影中的叙事》中用一章篇幅讨论叙事交流。卢特基本上也是在“叙述者——叙述文本——接受者”的单向思维链条中讨论问题，他也看到叙述主体会发生翻转，但难以看到经由二次叙述化之后的“接受者文本”即“二度文本化”后的文本与作者文本是有区别的，因为组成作者文本与接受者文本的材料并不一样。由叙述者（可靠与不可靠）、叙述文本形式（隐含作者、隐含读者、叙述距离、反讽、叙述角度、叙述层次、声音、人物、引语形式等等）等组成的作者叙述文本抵达读者的过程中会产生增殖，如伴随文本、读者的个人状况等等，都会影响叙述交流，“虽则叙事理论仍以文本为中心，它目前却更加强调、也更感兴趣与叙事交流模式的外部环节：即作为作者的信息发送者和作为读者的信息接收者。由于二者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也都是一个或更多的文化圈的一部分，晚近文学理论朝向历史和语境转向，并没有降低叙事理论的适切性。”（卢特, 2011, p. 16）这里卢特一方面承认作者与读者的不同，一方面由承认叙事理论在二者交流关系中的适切性。卢特对叙述交流的讨论基本是文本形式在交流中的作用，或者说这些形式如何影响了接受者的意义判断，“文本意义产生于文本呈示的模范读者与真实读者间的性情和兴趣上的能产性矛盾。”这些讨论是一种“修辞学”思维，即来自作者并作用于文本的形式如何影响或者引导接受者阅读（观看），接受者的反塑能力被忽略。
因此，从布斯、查特曼、费伦、再到卢特，基本是一种修辞学思路。尽管查特曼预见到接受者的反向交流能力，但他并没有对此展开研究，而是聚焦于“故事内功能”的研究，“从故事内来说，在一个框架故事中，他为叙述者担当听众，在这个听众身上，各种各样的叙事修辞技巧得以实践。”（2013，p.224）查特曼基本上是一种修辞学思路，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尽管理论常求助于逻辑学，但它也严重地依赖于修辞学。”（2013，p. 251）
修辞学虽然也强调修辞链条的完整性，即“作者——文本——接受者”的完整链条。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单向性遮蔽了来自接受者的能动性，同时对文本的固化思维，即过分强调文本的固有形态，而没有考虑到在交流中文本的动态建构过程和二度文本化，所有这些都影响了交流叙述理论的发展。
瑞安在《故事的变身》中用第五章一章篇幅专门讨论在新媒介时代“走向互动叙述学”，“倘若说经典叙事学未能通过互动文本性的检验，那么并非意味着互动文本性也未能通过叙事性的检验。相反，这意味着叙述学必须扩展原有的领地。”（2014，p.96）并指出“互动叙述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文学’超文本小说，而且还包括基于文本历险游戏、互动戏剧、某些单用户电子游戏、多用户网络角色扮演游戏。”（2014，p.94）这里，瑞安抓住了在后经典叙述学之后，叙述学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叙事性蔓延”，尤其是进入传媒时代，网络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互动”则构筑了网络的基本特性。
因此，瑞安的可贵之处在于敏锐的抓住了“叙事性”这个根本性问题，同时抓住了网络时代的“互动”特性，指出建构“互动叙述学”的必要性。虽然瑞安敏锐发现网络时代叙述学研究必须拓展范围，且指出互动性是网络时代的主要特性，但应当指出，无论互动还是交流，从来都是人类叙述的核心特性，也只有交流性，才使得人类建构了涵盖多种学科领域的叙述性的经验基础，这些共享的经验靠交流获得合法性，同时也靠交流获得经验的累积、更新与散布。
赵毅衡在《广义叙述学》中提出最简叙述定义，指出了叙述隐含的两个叙述化过程：其一是叙述者将有人格参与的事件组织进一个符号文本；其二是该文本被接受者理解为具有时间和意义的向度。（2013，p.7）笔者在这里有必要提醒，这两个叙述化过程是相互支撑和相互建构的，即一个文本只有经过了这两个过程，才能成为叙述文本，缺少任一过程，叙述文本就不能成立。这实际上是说，叙述文本是双向建构的，这种双向性就是 “双循环交流”。叙述文本作为一种符号构筑，其意义永远需要在交流中产生并获得效果。
通过以上的理论梳理，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叙述转向”之后，叙述学的发展正在历经又一次研究范式变革，1990年代至21世纪头十年，后经典叙述学有两个研究方向：其一是新方法介入叙述学研究，形成“叙述学+”模式；其二是研究对象溢出文学范畴向多领域多学科扩展。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经典叙述学进入所谓“第二阶段”（阿尔贝、福鲁德尼克），多种研究方向有形成壁垒的危机，亟需整合，其研究面临巨大挑战。同时，发生在各种学科、领域的“叙述转向”已经形成声势，叙述自身特性被赋予新理解，叙述学研究范式发生巨大变革，即转变为以“叙述”为核心，而非以叙述的某一类型为核心。在经历经典叙述学建构文学叙述的普遍语法的宏大目标，和后经典叙述学多元化发展，即赫尔曼所谓“复数叙述学”（Narratologies）之后，必须重新思考“叙述”自身的普遍特性及其对于各领域、各学科的意义，并在多种叙述类型中寻找“叙述”共相：一般叙述学研究范式已经呼之欲出了。
叙述扩容为叙述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一种跨学科、跨领域、涵盖所有叙述类型的“一般叙述研究”正在兴起，这无疑是叙述学研究的又一次范式转换，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研究框架，瑞安的跨媒介叙述学研究，理查森等人“非自然”叙述研究等等，均试图探讨叙述自身特性，即将叙述回归一般状态。所有这些研究已经开启了一般叙述研究的大门。交流叙述学正是在一般叙述的研究框架下，探讨交流叙述的内在机制，并探索建立交流叙述的理论框架。走向交流叙述学，走向叙述学研究的第三阶段，即一般叙述学研究阶段，这是叙述学在新的理论与现实背景下的必然选择。
作者简介：
王委艳，文学博士，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信阳师范学院南湖学者（青年）。研究方向：当代文艺理论、叙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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