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11岁的时候，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1933—）就目睹了家乡达卡（现孟加拉首都，当时是印度的一部分）的一起血腥袭击所造成的后果。城里到处都是暴动，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拔刀相向。一名在附近工作的名叫卡迪尔·米亚的穆斯林劳工闯进了森家位于城市印度人居住区的花园。他浑身是血，背上是当地帮派用刀刺伤的伤口。森给了他一些水并报了警。在去医院的路上，米亚说起他的妻子曾经告诉他不要冒险进入印度人的居住区，那样可能会有危险，但是，他一家人都受到饥饿的困扰，为了挣钱他只好冒险而为。米亚在当天晚些时候去世了。
这桩血案困扰了年轻的森，让他看到贫困不仅仅是缺钱或者缺食物。贫困的人还缺少有钱人理所当然享有的许多自由。因为贫穷，米亚只好努力挣钱养家糊口。而贫穷也意味着他无法依赖当身处安全地带时所附带的那种自由。家境良好的人没有必要去危险的地方挣钱，他们总能在别的地方找到工作，或者用存款购买食品。而米亚别无选择，只能去那些他知道存在危险的地方——最终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这个经历塑造了森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他希望理解经济失败者的处境，那些像卡迪尔·米亚的人。森既是哲学家，又是经济学家，对于当代经济学家来说，这并不常见，但这也让他跻身于关注人类物质幸福的顶尖经济学家、哲学家的行列。森在哲学上的好奇引导他关注最基本的经济假设问题。
想到类似卡迪尔·米亚这样的人所面临的贫困，森问了一个问题：他们在哪方面贫困？传统的经济学回答是金钱或食品、居所的匮乏。当人们匮乏物质商品时，他们是贫穷的。但对森来说，贫困问题的范围要更广。设想拥有一辆自行车的好处，自行车让你可以去往自己想去的地方。增加你幸福的不是自行车本身，而是拥有一种交通手段。森将这种交通手段称为“可行能力”（capability）。良好的生活需要各种不同的可行能力：能吃饱、保持健康、成为社会的一分子、安全等等。物质商品和可行能力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自行车为四肢健全的人创造了交通的可行能力，但却无法帮助那些身有残疾无法骑车的人。
如果我们将每周摄入卡路里量少于2000的人称为贫困人口的话，我们这是在使用一种“绝对的”测量贫困的方法。有一个明确的食物总量，低于这个数量我们就可以说某人是贫困的。另一方面，如果贫困是“相对的”，当远低于人均值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某人是贫困的。在一个富裕的国家，人均值较高，因此如果按照相对的定义，那里的穷人可能还拥有一台电视机或者一部手机。森的可行能力的理论，将相对和绝对统一到一起：可行能力是绝对的，但是获得可行能力的物质需求是相对的。举例来说，你想要正常参与社会活动的一个可行能力是要能够不害羞地出现在众人面前，这个可行能力是绝对的，因为不论是一个纽约人还是一个印度村民，尽管他们的物质需求不同，他们对于不再害羞的所需是一样的。在物质方面，纽约人需要一双鞋，如果因为买不起鞋让他们赤脚上班，他们一定会感到羞愧。但是对于印度村民来说，摆脱羞愧取决于其他事情，比如他们的孩子跟谁结婚。
森认为，社会的发展就是可行能力的增加。当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参与社区，且安全、健康的时候，那么社会就进步了。教育尤其如此，当你能够阅读、书写和思考问题的时候，这就给予你改变自身的自由。民主亦然，赋予人们影响社会运转方式的可能性，对于森来说，这一类自由也是发展本身的一部分。真正的发展不只是用商品生产来衡量的经济发展。而是人类的发展：更多人能够拥有来自那些良好生活所需的可行能力所带来的自由。
这是否意味着更多的工厂、更好的科技和更便宜的商品及服务对于人类发展来说无足轻重？当然不是！一个社会想要拥有学校和医院，就必须拥有建设所需的资源。但是经济发展和森有关人类发展的更广泛的想法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例如，巴基斯坦就算经过了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识字率仍然很低，特别是女性的识字率更低。所以，更高的国民收入并不能保障更好的人类发展。因此，森呼吁新的经济发展举措。20世纪90年代，森有机会将自己的观点进行实践，联合国邀请他改进传统的发展测量方式——国内生产总值（GDP）。国内生产总值通过国家每年的生产总计，测量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森提出了另外一种方法，涵盖了寿命预期、识字率和收入。这个被叫作“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强调了人和经济发展的不同之处：尽管沙特阿拉伯更加富裕，但斯里兰卡在人类发展方面比沙特更好。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同森的观点，即发展不仅仅是关于国家收入的事情，还包括了国民的健康和教育。
最基本的可行能力是营养。这有赖于饮食，最极端的匮乏是缺少食物，从而导致营养不良和死亡。在这个问题上，森又借鉴了童年时期的经验。1943年，就在卡迪尔·米亚被杀前一年左右的时间，森帮助向孟加拉大饥荒的灾民发米，在此次饥荒中将近300万人失去了生命。当几十年后，森研究饥荒理论的时候，这件事的记忆涌上心头。在20世纪70—80年代，非洲和亚洲都爆发了严重的饥荒。最明显的原因就是食品短缺：天上下雨，农作物死去，人们挨饿。或者说，就像托马斯·马尔萨斯在18世纪时所说的，饥荒仅仅是因为人口快速增长，导致有太多人需要喂养。
森认为一般的解释都有缺陷。时不时地，美国都会发生旱灾，但是没有人因此挨饿。而且，当马尔萨斯对人口膨胀发出警告时，埃塞俄比亚和苏丹都爆发了饥荒，而这两个地方的人口密度都很低。森说，人们没有足够的食物可吃，和没有足够的可以提供的食物是两回事。食物不仅是食物，它是人们通过市场获得的商品，因此人们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并挨饿可以有各式各样的理由。
森驳斥了饥荒发生在人们的“赋有”食物减少到了过低的无法养活自己的程度。人们赋有的食物是由他们的收入和食物价格所决定的能够购买的数量。这同样包括了他们自己种植和来自于政府补给的食物。食物的赋有可以在食物没有发生短缺、干旱或者人口爆炸的情况下衰减。所有这些对于饥荒来说都不是必需的——有时候，穷人就是买不起。孟加拉饥荒的体验帮助森理解了这个问题。如果饥荒是由于食物太少造成的，那么为什么人们会在库存满满的食品店门口挨饿？为什么饥荒没有影响到那些家境较好的朋友、亲戚呢？
森利用赋有这个概念来解释20世纪70—80年代的饥荒。1974年，在孟加拉饥荒期间，食品产量很高，但是一场洪水摧毁了农业，导致大量农村劳工没有工作。另外一些人受洪水的影响，开始囤积食物，导致食品价格暴涨。于是许多最贫困的人就由于高物价和低收入而买不起食物，其中一些人甚至因此饿死。当食品价格回到正常状态，饥荒也就结束了。
森认为通过更好地理解市场如何制造饥荒，就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来阻止饥荒的到来。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一场干旱导致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农业人口大量失业。印度政府雇佣这些人去修建道路、打井，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得薪水，从而保障了他们的食品赋有，也由此避免了饥荒的发生。
森说，民主和新闻自由对于阻止饥荒是必要的。当记者们可以描写穷人的艰难处境时，政府就有动机采取相应对策，否则政府就要面临下一次选举下台的风险。森相信，这就是印度独立后从来没有发生过饥荒的原因。
一次著名的饥荒是1984年发生在埃塞俄比亚的饥荒。电视台对此次饥荒的报道震惊了全球，进而掀起了摇滚乐巨星制作歌曲，举办大型演唱会为非洲募捐的潮流。尽管情况糟糕，但是与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饥荒相比，埃塞俄比亚的饥荒还是比较小的，造成了800万人死亡。谢天谢地，大规模的饥荒似乎已经成为过去。现在，饥荒越来越局限在非洲某些战乱地区。这些饥荒里，由饥饿造成的死亡往往较少，更多的是战乱中传播的致命疾病所引起的死亡。
人们往往认为经济学是研究股票市场、大型工业和商人决策的。当然，这些问题也很重要，但是森告诉我们经济学远远不止于此。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在19世纪说过，经济学家需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也要有冷静的头脑。森就是马歇尔所说的那类经济学家的表率：他用逻辑去思考社会最底层人民的处境，数百万人只能像卡迪尔·米亚那样苟且偷生，经常失去生存的斗争。对森来说，经济学是关于那些最贫困的人群为了幸福美满的生活而迫切需要的各种东西。购买食物的金钱固然重要，但是能够识字、保持健康、有机会参与到社会运作当中也同样重要。真正的人类发展是自由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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