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火起来一个词——逆练，逆练福柯、逆练马克思……似乎很多社会理论学家都可以并且正在被逆练。说起来，近现代被逆练的最厉害的学科应该是宣传学/传播学了，哲学博士、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应该是当之无愧的第一“逆练”大师。在现代社会，相比而言，社会学这门介于“科学和人文/艺术”之间的“剩余学科”似乎首当其冲，成为最容易被“逆练”的学科之一。在《社会学之思》最后一个章节“社会学之镜：回顾与前瞻”中，鲍曼所着力反思的，正是社会学这样一门学科应如何时刻保持警惕，防止被“逆练”成为社会控制的一种学科工具、社会学研究者如何以社会学的“理解”取向“反逆练”，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提供学科助益。
近现代以来，科学化的追求不仅主宰了自然科学，这一倾向也一度成为社会科学的主流追求。特别是近现代以来作为一门学科兴起的社会学更是如此。随着社会学的发展，方法论的争论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复杂。在鲍曼看来，起码唯科学取向的社会学发展路径是他所不能赞同的：科学理解属于一般形式的理解的组成部分，而一般形式的理解乃是我们生活的核心。（第268页）社会学的理解取向应是包含科学理解取向的、更追求一般形式理解取向的理解。社会学既要理解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动与人们赋予日常生活行动的意义，也要揭示通常不属于日常理解范围的那些事件和过程是如何影响人们日常生活行动以及人们为之赋予的意义的。也就是说，社会学通过理解和说明的过程，对经验做出解释。它处在存在维度与分析维度之间的连续统上。既考察我们“如何”应对日常生活，也在一张超出日常生活的“地图”上将它们乃至其他因素加以定位，并指导我们如何过生活。社会学兼采质性维度与量化维度，使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所居处的那些地域是如何嵌入一个特别的世界，与之发生关联的。我们或许毫无机会去自己探索这个世界，但它却引导着、塑造着我们的生活。（第270页）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与此同时，仍然有相当多数的人坚信：知识的价值来自于控制情境并就此使情境从属于我们的宗旨的能力。（第273页）这样的信念也在引导着那种持“科学主义”立场的社会学观。鲍曼敏锐的指出，沿着这些路线对知识抱持的种种期待，积攒成一种要求：研究要生产出控制人类互动的诀窍。在此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要控制研究对象/客体的欲望。于是，社会学会发现，自己的服务会被征召，用来努力创造秩序，清除混沌。这正是现代社会的独特标志。社会学家探索着引导人们行动的那些希冀、愿望、欲求和动机，人们会期望他们提供有关信息，看看需要做出怎样的安排，才能引发人们应当展现出的那种行为。（第273页）由此，社会学可以成为组织手上一种强大有力的工具，而其观念也可以被用来加强控制，而不是促进自由。（第22页）这也就是最近被广泛讨论的对社会学理论的“逆练”：旨在揭示社会结构与系统运行机制的理论、旨在深入分析社会现象背后的机制的理论被反过来用于完善控制系统。这颇似一些网络公司专门雇佣黑客来寻找自己生产的产品的漏洞，以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完善。许多社会学家正在成为这样被雇佣的“黑客”，为社会控制系统的完善提供社会学学科视角的辅助。
如鲍曼所言，特定的知识观念被假定具备中立性——正向韦伯所大力倡导的那样，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要秉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但却被剥离了真正使人的生活蕴含宗旨与意义的那些议题，即我们的存在的伦理维度。（第276页）因而，这些研究存在着被“逆练”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的生产与我们此世存在之间产生了分离，产生出了知识与行动之间的差异。知识被视为在采取行动前引导行动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下，任何寻求合法性的学科都必须致力于展现出这种知识生产样板的前景。不管是什么种类的知识，只要想通过在学术界中占据一席之地，在公共资源中分一杯羹，以赢取公众的认可，就需要证明，自己能够遵照这一基准。（第276页）而这正是时下社会科学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没有任何学科能够防止这种状况发生，但社会学可以提请人们关注这种状况的存在及其效应。
鲍曼对社会学这样的取向满怀忧虑，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反思。他指出，实际上，没有任何学科能够防止上述状况发生，但社会学可以提请人们关注这种状况的存在及其效应。（第22页）这正是社会学的“理解”取向所蕴含的意涵。鲍曼指出，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既找到因果说明，又发现意义的重要性。以这样的方式相融合，马克斯·韦伯才认为社会学的知识是科学的，但相对于自然科学有一点明显的优势：它不仅对其探究的论题做出描述，而且给出理解。（第279-280页）在这里，鲍曼还对实用主义取向的社会学表示了赞许：社会学知识还可以追求一种策略，既非复制，也不是反思或变更，而是研究背景中的行动。与笛卡尔的观念截然不同，实用主义源于如下根基：构筑知识基础的是行动，而不是意识。意识不是被我们带入行动的，而是在我们的互动中出现并发展的。其结果，是与我们的环境之间存在调适性的关系，当我们寻求解决问题，意识就凸显在前台，这才应当成为研究的焦点。（第280页）
在鲍曼看来，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它密切介入时事话题，以便引导社会过程，并基于此诉求得到承认。（第280页）由于社会、议题和动态机制都在不断变化，根本不存在所谓绝对真理的终点，因为社会学的探寻要保持生机活力，洞见深刻，就必须始终切中时下，敏于回应，而不是顺从时尚。社会学的知识和科学的所有领域一样，只要充分地说明此前不曾发现或殊少理解的那些东西，就是在不断增进。（第271页）进一步，鲍曼指出，面对现代信息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显著不平等，社会学不能径直自我定位为服务于社会秩序的建设与维护，以便被视为与负责管理人的行为的那些人相关。致力于生产知识用来控制，而不是用来理解，就会看到真理与用处的融合，信息与控制的融合，以及知识与权力的融合。社会学不能只是为那些负责秩序的技术专家们所看到、所表达的问题提供解决之道。如果那样，就会自上而下地看待社会，视之为一个被操纵的客体对象，去除其中不愿顺从的成分；而必须更好地了解其内在的性质，以便使之更具有可塑性，更能接受所欲实现的最终形貌。在抵抗这种吁求的过程中，社会学将转而关注从上述视角来看往往不被接受的议题，让世人看到其他存在方式，从而看到环境如何可以不同的其他可能性。（第281页）
不过，社会学在生成其对于社会转型的理解时，或许是通过考察那些受制于特定感知的边缘化人群，又或许是通过提请人们关注被预设为理性、凡俗、正常的东西里面需要追问的成分，从而引发了替代选择，也就发现自身同样遭到了质疑。（第281-282页）社会学对理性的双重态度，使得社会学本身被扣上了许多帽子，成为社会各种斗争的靶子，被讥讽、被诋毁。但是，无论如何，这也正是社会学的魅力所在：它既能够提供手段来增进理性，也能够提请人们关注理性的局限与后果。（第283页）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这种社会学的分析与洞见尤为可贵。社会学的分析反映了现代理性主导的社会存在的张力，并将之公之于众。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学需要秉持一贯的“理解”取向，不只是理解关于我们如何应对生活的问题，而是关于我们的生活如何贯穿着结构，如何维系着他人的问题，哪怕在日常情况下这并非是显而易见的。（第287页）社会学希望以此种形式的理解来回应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广泛的区隔。以及通过对现代社会复杂性的解释，社会学试图表明，没有任何生命形式是“纯粹”的，历史也已经在许许多多的场合下证明，试图纯化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第288页）可以看到，在这里，鲍曼继续他在《现代性与大屠杀》等书中的思考。
在鲍曼看来，生命形式犹如激流回旋，之所以保持生机，正是因为具有弹性，流变不居，能够吸收新的材料，丢弃不再被视为有用的东西。社会学正是要着力解释这样的流变不居的人类经验。鲍曼指出，社会学产生的是一种解释-关联性的理解观。（第291页）理解背景就是它的特性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孤立地看事物，因为社会生活并不是如此存在的。社会学要对社会关系中生成的经验进行广泛的分析，并结合他人及人们所处的社会状况，对这些经验做出解释。社会学之思拓展了我们的理解视域，因为它不满足于与任何一种解释相伴而来的那种排他性和完整性。它还凸显了将制造这种情境作为首要任务的努力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社会学拓展了我们的理解范围，从而有能力凸显一些在通常/正常/规范的事件进程下可能不为人注意的东西，包括经验与生命形式的多元复合性质，每一种经验与生命形式又是如何展示并贯彻其自有的理解形式，同时也揭示了它们为何不能是各自封闭、独立自足的单元。社会学之思推动了这些经验/体验的流动与交换。（第290-291页）
在本书最后两段，鲍曼再次深入阐发了他对于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的看法与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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