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39年德国国防军进驻布拉格时，对于14岁的埃娃本达来说，一场噩梦开始了：这个犹太女人将会随同上千名同胞被流放。她在特莱西恩施塔特，奥斯维辛和茅斯奥森集中营中奇迹般地幸存，但她失去了生命中的挚爱。
这位如今87岁高龄的女士曾同母亲一起在奥斯维辛和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中幸存。如今她居住在华盛顿的一个养老院。
在她刚满20岁的时候，便失去了生命中的挚爱。“他对我很忠诚，就像我对他一样。”她说道，这个老女人的话音里带着因一份承诺未能兑现的悲哀。他没有留下一张照片，而且那本他曾给她的写着情诗的小书也只是回忆。两年来埃娃本达就住在华盛顿门前Chevy Chase的养老院，这个设有接待处，摆设精选的家具，墙上挂着油画的养老院更能让人想起精美的酒店而不是人生的最后一站。而事实上，生命将在此地终结。一个生命，一个事实上早就不应再存在的生命。这纯属幸运，她说，一个长官的示意，便使她落入另一个群体。
“请您让我们在一起，”她的母亲曾向长官乞求，到达后他将她们分在不同批次运送。他短暂地打量了一下她然后示意两个人都往左走。埃娃本达此刻并不知道，这个手势决定了生死：“我们并不知道，奥斯维辛意味着什么。”人们依旧注视着她的美丽，尽管她一直挨饿并穿着破烂的衣服。也许正是这拯救了她。
35人蹲坐在火车的牲口车厢里——1944年10月，就是这个车厢把她带到了奥斯维辛。这群人中还有一个大约6岁的小男孩和她的妹妹。“整个运送过程中她都不吭声，不哀叹，不哭泣。啥也没有。”这个87岁的女人陷入了回忆。“Mer dobre synu”，在那个小男孩正打算往摆好的桶里撒尿时，其中一个男人用捷克语对他说——好球！孩子。“这句话至今也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火车到达了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犹太人月台（Rampe）。“请您让我们在一起，”她的母亲曾向长官乞求，到达后他将她们分在不同批次运送。两人都是幸运的。这个犹太女孩儿在不久后在老囚犯营房里才获悉，那个地方将决定生死。
埃娃布洛赫和她的小狗jerry于1933年暑假在Bhmerwald所摄。6年后，这个女孩儿14岁，在行军途中……
“我们坐在她身旁的时候，她死去了。”
1939年3月15日，那时她14岁，埃娃本达在布拉格亲历了德国国防军的进驻。那些德国人几乎没有人接过指挥权，犹太人的生活范围瞬间缩小了。埃娃和她的母亲加布里拉（她的父亲，一个德国的犹太人，那时已去世了十年）必须迁出她们的家并寄宿于陌生人家中。加布里拉布洛赫也成功地把一些首饰与钱财隐藏起来，这也成为了一个抵押品，不久后将用于交换她和她女儿的生命。
“我们的关系并不是很亲密，”埃娃本达说道。她从没感到过她的母亲对她或她做的事情表现过特别的兴趣。取而代之，她把朋友当做亲人，她们在布拉格内城的老犹太人公墓见面。这个埋葬死人的地方对于犹太人来说是最后的避难所。而每个星期这个小团体的人数都在减少，越来越多的家庭收到公文，要求他们在接下来几天抵达Messegalnde。从那儿到下一个火车站然后不知所往。也许正是这场劫难，让这对母女彼此重新更加了解。
这张图展示了德国军队占领布拉格堡，埃娃和她的母亲加布里拉必须迁出她们的家并寄宿于陌生人家中。
埃娃本达和她一起在布拉格长大，1942年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
一本表白爱慕之情的书
在集中营埃娃本达和她的布拉格朋友们再次相遇。罗伯特魏尔也在那儿，那个她在童年时代就已爱上的小男孩儿。在他随同父母被带到特莱西恩施塔特之前，他还把这本小书送给了她。一个爱情的表白。“这是我们生活的真实的故事。”她回忆。人们可以把它像手风琴一样拉开。里面还有一首诗，一首讲转瞬即逝的初恋的诗。“波比在里面讲述了我为什么对他是一个意外。那太美了。”
在1943年的秋天波比的父母被运送到了奥斯维辛，连同许多其他不愿让父母独自离开的年轻人，波比也自愿报名，要和他们同行。战争过后她从幸存者口中得知，那些人到达过后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首先人们把他们带进所谓的家庭式集中营，而在1944年三月所有人都被送进了毒气室之中。在去往“浴室”的路上他们似乎是唱了“Hatikva（希望）”，这就是那一首，后来成为了以色列的国歌。听起来有点像好莱坞的剧情，但也许事实上真的是那样。罗伯特魏尔那时22岁。
在1944年六月国际红十字会还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去往特莱西恩施塔特，去检查犹太人居住区条件。委员会考察了特意为此开的咖啡厅，幼儿园，住院部和中心浴室并观看了一个儿童歌剧的演出。“我透过窗户看到，他们是如何沿街被SS-军官带路参观的，并想：多么愚蠢，那些瑞士人。”埃娃本达说。
一直到秋天埃娃和她的母亲都没有被那可怕的运送命令所伤及。然而后来钱和好话也起不了作用了。在1944年9月28日至10月28日之间在去往奥斯维辛的铁轨上又增设了运有18000多名囚犯的11辆火车。在此之后纳粹分子忙于逃避俄罗斯人。随同2000多名囚犯一起埃娃本达和她的母亲坐在最后一辆远离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火车上。
“我几乎不能举起那该死的东西”
在她到达奥斯维辛时，是一个夜晚。铁丝网，泛光灯，卫队的命令“出去，快点，快点”——即使过了68年那声音依然回荡在埃娃本达耳边。同其余200名具有劳动能力的女人一起她和母亲在一个营房里重聚， 在那里老一些的囚犯要在上面清扫营房，重聚同时刚好发生的是剩下来的运送。每一个现在不在他们的营房里的人，根据那残酷的指令，将在此刻被毒气杀死。“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毒气室。”埃娃本达说道。她四处寻找那一对姐妹，却没有找到。好球，孩子。
第二天她们必须把一切事情了结，她们要除去身上的虱子，并修剪头发与阴毛。有一些士兵监督。那本手风琴书，她在此之前一直带在身边的，最后能证明波比魏尔在生命中给过的书，被落下了。她此后经常问自己，如果有他未来会是怎样的。“也许一切都会很好。”她说，“总是那些没有实现的爱情让人难以释怀。”
到达奥斯维辛一周后那200名女人又被强行带到火车站。在萨克森州Oederan加布里拉布洛赫必须在一个汽车联盟克姆尼茨的一个工厂里做苦工。埃娃被分配到道路工程拿着鹤嘴锄干活。“我如此饥饿而虚弱，我几乎不能举起那该死的东西。”她说。在街上她向两个女人讨饭吃。而她是走运的：接下来那周这两个女人定期地给她供应面包。那些看守——“小孩和老男人”——把眼睛移开了。
而这并没有使埃娃本达对待德国人的态度更缓和。他们在战后不几年后便又高高在上，那时他们会毫不迟疑地付给她的集中营看守们补贴，而此时牺牲者们不得不为了被认可和补偿而战，但到最后，正如她看到的一样，他们只会被一些战后补偿打发走，直到如今这些也让她语塞。她也同样用势不两立的语气谴责了隆重的纪念日，也就是在她的第二故乡美国每年都会用来纪念大屠杀的日子。“不过是蹩脚的表演。”她说，“那时，在他们本可以做一些事情挽回的时候，他们严格地划清了和犹太人的界限并置之不理。这让我很难受。”
1944年，犹太女人在去往劳动地点（B I号门）的途中。铁丝网，泛光灯，卫队的命令“出去，快点，快点”——如今埃娃本达也对那个夜晚记忆犹新，那个她们到达奥斯维辛的夜晚。
第二生命
结束前不久纳粹军还尝试把女人们从Oederan运往茅斯奥森集中营，但那个毒气装置已停滞下来。在敞开的运煤车中漫无目的地长途跋涉一周后，货物于五月初全部抵达特莱西恩施塔特。与此同时国际红十字会也在那里接管了领导权。5月8日苏联红军的军人驻守集中营。许多被释放的囚犯在最后一刻死于伤寒与霍乱。埃娃本达和她的母亲幸存下来。
三年后——那时共产党人正好建立了新的独裁专政——她们离开了捷克斯洛伐克去往新西兰。在那儿埃娃开始了第二生命。1950年她嫁给了哈利本达，一个犹太同胞，他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日本拘留营中亲眼目睹了战争结束，之后在耶鲁作为亚洲研究的教授而出名。“我们度过了幸福的时光。”埃娃本达说。或许这并不是热烈的爱情。或许两人只需要有一个可以互相扶持的人。哈利本达于1971年逝世，享年51岁。
在德国军队1939年进驻布拉格之前不久他的父亲还设法获得了捷克驻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领事馆的一个职位，也许是这个职位拯救了他的生命。那个当时17岁的男孩请求他的父母和他一同过来。而他们还不想重新开始。他们认为一切还不至于会那么糟，并留了下来。他们在罗兹的犹太人居住区去世。
埃娃和哈利本达于1949年在新西兰奥克兰相识。一年后他们结婚。哈利本达在耶鲁作为亚洲研究的教授而出名，并在1968/1969受新加坡政府委托建立了东南亚研究机构。本达在51岁去世。
1945年5月11日，苏联救护队到达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在集中营释放之后，苏联红军在幸存者中传播了伤寒传染病，8月17日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清理终于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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