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是想做一个好人，一个不会因为做了亏心事，半夜生怕鬼敲门的人。一个毫不起眼，却无愧于心的人。但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社会不给他这样的机会。
文/周华诚
他是一个卖鱼的。
我见过卖鱼的——有一年冬天，南方老家摆酒席，我和亲戚凌晨四点一起去鱼市场采购原料（鱼市场批发会便宜一点）。那里四面透风，寒冷刺骨，很多贩鱼人穿着橡胶裤站在水池中忙碌。他们从这里批发了鱼，再运到菜市场去零售，中间的差价就是他们赚取的利润。
凌晨四点，人们在空地里点燃一堆篝火，贩鱼人实在受不了时，就会靠近火堆烤一烤，才不至于冻成冰棍。可是他们实在暖和不了多久，因为要顶着寒风，急着把鱼运到菜市场去卖。一天的忙碌，从天还没亮时就开始了。
所以我知道，卖鱼是一件苦差事，是很底层的生活。
他是一个卖鱼的，叫王培军，湖南湘潭人。跟别的鱼贩一样，每天天不亮，他就到市场去批发进货，再用三轮摩托车运到菜市场。然后天渐渐亮了，菜市场渐渐喧腾起来，他在摊位前展开疲惫的笑脸，等候那些早起的顾客光临。
他拼命赚钱，为了日子过得好一点。他的人生，很艰辛也很卑微。
但是，这么艰辛和卑微的人生，在7月25日这一天发生了改变。
那天早上七点多，他进好货赶往菜市场的途中，一个拐弯，骑的车与另一名卖小菜的女子骑的三轮车发生刮擦。女子跳车，撞到了从她身后经过的老太太袁某。
老太太83岁，当即倒在地上。王培军赶紧上前将她扶起。老太太说，你撞到我了，得赔钱。
王培军跟卖小菜女子商量之后，两人拿了100元钱给老太太。王培军出了60元，卖小菜的女人出了40元。
卖鱼和卖菜的两个人，大约都会想，今天真倒楣，生意还没做就亏钱了。这得多卖多少条鱼，多卖多少斤黄瓜呀。
老太太还要王培军带她去医院检查。老太太是卖菜女人撞倒的，卖菜女人跳车，是因为王培军的车子碰到了她的车子，所以老太太摔倒，王培军很难说没有关系。
王培军并没有想到逃避。他带着老太太去医院检查，拍了三张X光片，检查结果显示没问题，王培军支付了所有费用。从医院出来后，袁某没再说什么。谁知第二天，老太太又找上门来，称胸口很痛，估计前一天的诊断不准确，要王培军赔偿7000元。
王培军在派出所的调解下，支付了6500元。这个时候，王培军想必会很沮丧，碰上这样一件事，让他一个月的辛苦全都白费了。
老太太给他打了一张收条，上面写着“一次性负担，以后不负任何责任”，派出所副所长王卫民在上面签了字。
王培军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了，不曾想，此事远不是“一次性”可以解决的。过了几天，老太太的儿子和儿媳找到派出所，称老太太断了5根肋骨，医疗费已花去2.3万多元，之前赔偿的6500元根本不够。经过协商，王培军同意再赔偿6000元。
此时，我们无从得知王培军的想法。不过，懊丧那是一定的。起个大早，辛辛苦苦赚点血汗钱，不料飞来这么一个祸端，不仅没赚到钱，还赔出去一万多元。早知如此“不宜出行”，在家睡睡懒觉那该多好。
不过，事已至此，除了自认倒楣，破钱消灾也认了。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就在他让老太太儿子过来拿6000元赔偿金时，对方又反悔了。要求赔偿20万元才能了结，并且派人上门威胁收不到钱就要命。
一个善良的人，就这样一步步被逼上了绝路。
或许王培军会想，当初要是不去扶老太太就好了。或许，不给那60元钱就好了。或许，死不承认跟自己有关系就好了。
但，王培军不是这样的人。他几乎是下意识地，觉得自己有错。他以为扶起来就好了。他以为给60元钱就可以了。他以为付了6500元钱就可以一次性解决了。他以为再付6000元就没有问题了。但他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无底洞。
他绝对不会想到，这个人性之恶的大洞，大到他的朴素的待人之心无法应对，大到远在他的精神承受范围之外，大到他的价值观和人生意义的构架轰然倒塌。
于是他只有一死了之。他用一瓶农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喝农药前，他一个人坐在店里哭。在同一个菜市场做了30年生意的人看见了这一幕，他说他从来没见过王培军这样哭过。
或许直到临死前，王培军都想不明白：他只是想做一个好人，为什么会走进一条没有出口的死胡同。
他只是想做一个好人，一个虽然活得清贫而卑微，但犯了错就愿意承担责任，不是逃避责任；能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而不是耍无赖的坏人。
他只是想做一个好人，一个不会因为做了亏心事，半夜生怕鬼敲门的人。一个毫不起眼，却无愧于心的人。
但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社会不给他这样的机会。
一个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没有权力，没有背景，甚至有一点懦弱，无力反抗的人，所有的努力只是为了活着的人——在恶的现实面前如此不堪一击。
恶，往这个已然失败了的生命身上，扔下了最后一根稻草。
善是一个脆弱的鸡蛋，恶是一块坚硬的石头。恶在善面前是如此嚣张，有如此强大的破坏力——我们悲哀地发现，恶才是这个社会的生存法则。恶才是人们自我保护的最好的武器。
王培军真可怜。我们真可怜。这个社会真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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