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晚年，儲位之爭愈演愈烈，各皇子早已忘記手足之情，狠辣手段層出不窮。康熙帝到底是否留下了遺詔？他真的傳位給四皇子了麼？遺詔是否被改過？英明如康熙帝也未曾想到，紫禁城內見證這一切的，只有一位大臣，他的身上更是充滿了疑點和謎題......
前引傳教士嚴嘉樂的信中寫道：胤禛登基後，皇十四子（允禵）奉召進京，「提出要看先帝的遺囑，企圖剝奪皇四子的統治權。他對九門提督（隆科多）嚴詞訓斥，因為此人是（先帝遺詔——譯者注）惟一的、可疑的見證人。如果不是皇太后（皇四子和皇十四子的生母——譯者注）出面干預，他就會殺了九門提督，從而自取滅亡。但皇太后第二年六月（雍正二月五月）也去世了。」該信反映出在華部分傳教士，特別是當時供職清廷的部分傳教士對雍正繼位的看法。信中稱隆科多「是（先帝遺詔）惟一的、可疑的見證人」，也就排除了所謂七位皇子共聆遺詔之說。否則，允禵奉召返京後，應就康熙帝傳位事首先質疑允祉、允祀等七位皇子，不會只對隆科多揪住不放。
看來，當時人們即已認為，康雍之際皇位傳承中，步軍統領隆科多是一位關鍵性人物。
據《清會典》載，步軍統領「掌九門之管鑰，統率八旗步軍、京營馬步兵，頒其禁令，以肅清輦轂……皇帝宿齋宮，列次捨以環衛……統領於附近城內直宿，翼尉一人、協尉、副尉各二人，於壇內直宿。」康熙帝於暢春園齋戒時，除去隆科多本人必須駐於近旁外，在其周圍擔任警衛者，也都是隆科多手下之人。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戌刻），康熙帝因心血管病突發猝死，臨終前很可能未留一言。首先接到近侍太監報告之人，當是步軍統領隆科多。康熙帝是於既在靜養，又在齋戒，因而幾乎與外界隔絕的環境中突然死亡，而儲君人選並未正式宣佈，允遠在數千里之外的甘州。這樣一種十分特殊的狀況，將隆科多推至歷史舞台中心，使之扮演了一位決定王朝命運的角色：他將康熙帝猝死的消息首先通知哪位皇子，哪位皇子即可抓住這一瞬息即逝的良機，假造傳位遺旨，成為皇權的繼承者。
從事態發展分析，隆科多得到太監的密報後，嚴密封鎖這一消息的同時，立即通報胤禛。胤禛當機立斷，利用康熙帝始終不曾宣佈皇位繼承人的事實，假稱隆科多已面受傳位遺旨，並通知眾皇子速至暢春園，告知他們康熙帝已死，隨後由隆科多宣佈所謂傳位遺詔。秘密建儲計劃由此功虧一簣，胤禛出奇制勝，在隆科多率重兵擁戴下繼承皇位，康熙帝精心培養的皇位繼承人允禵，一變而為階下囚。
隆科多之所以在康熙帝猝死，皇位空懸的千鈞一髮時刻，倒向胤禛，一個重要原因是，允祀、允等人的支持者實力雄厚，其官階在隆科多之上者大有人在。即使他能協助允（或允祀）取得皇位，立下首功，也很難因此而在這個利益集團中居於首屈一指的地位。何況一廢太子後他與昔日反太子盟友逐步疏遠，甚至成為後者鄙視與嫉恨之人。相反，胤禛集團的勢力相對遜色，顯赫人物寥寥無幾，若能協助胤禛繼位，則將獲得新帝的恩寵。隆科多的這一目的，在雍正帝胤禛繼位初期確已實現，只是為時相當短暫。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初二日，川陝總督年羹堯上《會陳軍務事情請先具稿密呈折》，雍正帝在朱批的最後一部分寫道：
「再，舅舅隆科多，此人朕與爾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錯了，此人真聖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國家良臣，真正當代第一超群拔類之希有大臣也。」
這時距康熙帝去世，不到兩個月，在此期間，隆科多究竟做了什麼事，竟得到如此之高的評價？惟有在新帝繼位問題上起到至要作用，隆科多才會突然之間，被新帝罩上「忠臣」、「功臣」、「良臣」、「當代第一超群拔類之希有大臣」等其他大臣所得不到的耀眼光環。
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朝廷公佈隆科多所犯四十一款重罪，其一是：「妄擬諸葛亮，奏稱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時。」《清世宗實錄》卷62，雍正五年十月丁亥。此中反映出一些重要信息。
康熙帝臨終前傳位於胤禛之事，很可能是由胤禛與隆科多共同捏造，所謂遺詔，是由隆科多公佈於眾，自然，這樣做是冒著被殺頭、滅族之險。胤禛繼位後，一度受到莫大寵信的隆科多恃功而驕，攬權過甚，逐漸引起胤禛的反感與警覺。至遲在雍正二年（1724年）、三年（1725年）之交，隆科多即應覺察到君臣關係的變化。按，雍正三年（1725年）正月，隆科多被解除步軍統領之任。另一方面，他目睹胤禛打擊允祀、允禟集團的各種舉措不斷升級，對於胤禛的心狠手辣與刻薄寡恩，有了深切感受和新的認識。從允祀等人的境遇中，他看到自己生死難卜的未來，既憂慮恐懼，又怨憤不平。於是，他奏稱受命之日，乃死期已至之時，以此表露出委曲與不滿。
如果隆科多是與七位皇子共同聆聽康熙帝傳位遺詔，相對於諸皇子而言，他只是一個次要角色，這種情形下，怎會產生因此而終究不免一死之念？況且胤禛已即位並獨攬大權，隆科多所擔風險，又從何而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