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自然：麦克法伦和新自然写作
文｜蒂姆·迪
译｜赵奕
原发于｜上海译文《外国文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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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拉尔德·达雷尔（Gerald Durrell）笔下关于动物收集的自传性故事[我想到的是《巴富特的猎兔狗》（The Bafut Beagles）、《前往阿德万彻尔的三张单程票》（Three Singles to Adventure）或《迷醉森林》（The Drunken Forest）中]，每隔一章，我们的英勇主人公就会迈入丛林，“以响应自然的召唤”。我七岁时，达雷尔当然是我的英雄，那时我的理解是他在用某种方式和自然界对话：写下文字是赎罪，因为他曾设下陷阱，将自然装入笼中，而通过和灌木丛和丛猴谈心也让他的胡闹有了很深的含义，同时，绿色生命的完美韵律亦需要寻找相称的语言与之对话。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他其实是在干什么。
成年后，望着书架，七岁时的困惑，又有些许在心里徘徊开来。自然写作或许是我的领域，但是我不大清楚应该对此有什么评价，甚至不知该将这类东西放在哪里。我的诗集摆在田野指南边上，科学类的书和虚幻作品并列，旅行文学与自传是邻居。我是个混乱的图书管理员，木匠活也完全不在行，可事情不只这么简单。自然写作不再那么轻易地就能定义，而我的书正在彰显这一点。
直到最近，事情才明晰些：英国的自然写作大多关乎乡村，包括景致与风物；属于非虚构、非科学性的散文体裁，特征是会细致地观察活物，作者对有生命的东西是了解的，且通常非常喜爱。文章一出，几乎总有种来自前工业或刚迈入工业时代的感觉。而且自然写作文笔优美，在科学的树篱与诗歌的天然林中间——脚蹬耐磨的鞋、挎上背包——走出了一条狭窄的绿色小径。与两边不同，却受二者给养，并软弱无力地渗透回去。自然写作通过信件[比如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日记[弗朗西斯·基尔弗特（Francis Kilvert）]、散文[爱德华·托马斯（Edward Thomas）]与新闻[W·H·哈德逊（W. H. Hudson）]等文类得以发展。这些老一辈的自然作家在我的书架上平静、博杂地累积着。然而如今，他们的作品在数量上已不占优势。
那些以往的大师仍旧滋养着当今作家——哪怕林区已逝，蓝铃花的氤氲却要弥漫过来——然而，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1962）与理查德·梅比（Richard Mabey）的《免费食物》（Food for Free，1972）之间的某处，现代自然写作诞生了。自那时起的将近五十年内，作家们在新的条件与形势下耕耘。多愁之感与乡绅之风已经绝迹。《独家新闻》（Scoop，1938）里的威廉·布特写到过湿润的沼泽和找食物的仓鼠，如今，这样的文字和真正的水鼠一样，都很少见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报纸上还会登乡村日记，不过杀虫剂、物种灭绝和泰德·休斯（Ted Hughes）的骇人诗篇打败了典雅的文字，而自然本身——在人类的踩踏下——也从那时起遭人排挤、屠杀、收缩、摧毁，进而获得关注。自然就算被削弱至此，依旧引发了新的描述与思想。
上海译文版《寂静春天》
自然濒危，诗歌、论辩文和科学散文大大丰富了自然写作的书单。同时，旧的分类、等级与明晰的东西消失了。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重获新生，原本是个疯癫的地方农民诗人，现在成了绝佳的田野实践家，写下的诗篇据说和杰出的鸟类教科书一样准确。英国鸟类研究信托公司的董事（一名科学家）引用了泰德·休斯一首关于夏日回归的雨燕的诗，并认为这对他理解英国鸟类生物的意义至关重要。J·A·贝克（J. A. Baker）的《游隼》（Peregrine，1967）一书描写了埃塞克斯地区过冬的游隼，尽管文字如带巫术还中了毒，甚至可能是杜撰，却也在科学层面增长了我们对游隼的认识。
不过，我们无法忍受（或者说揭露）太多或太庞大的现实。将数量锐减与灭绝的物种名单念一遍，就能说明全部问题，可是最近几年来，尽管损失迫在眉睫，我们却因此重新研究并明白地写下了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纪念我们曾见到的过去，关注起正在发生的事物，如同守在临终病床边一般勤恳。最重要的是，这一切的文字都是用第一人称单数写成的。倘若此类新兴的自然作品仅仅依靠事实，那无疑是要失败的；它们的优势与真实来源于那双主观的眼睛。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en）的《追日》（Solar）写的是气候变化，他为这部小说做宣传时曾说，如此重要的主题，作品却如此匮乏，这让他很惊讶。显然，未来会有更多的书出来，不过这种可怕的东西不好写，通常还会长篇大论地预言将来。过去十年我给各国诗歌比赛做评委，尚未发现一首写全球变暖的好诗，倒是在写黑鸟的里面，有不少佳作。
上海译文版《追日》
晴雨表的作用在于它能显示特定时刻的情况，虽说这种阅读是委任于他人的。诗歌或许也是一样。未来越全球化，本地那块拼图就越吃香，无论是小块园地上的老苹果，还是上班路上能见到的鸟儿的清单。如今，仔细瞧一瞧当地的东西会让人觉得——无论这算不算滑头话——发展是可持续的。新的自然作品是谦恭的，文中透着担心，却也对事实了然于心。这样既谨慎又心照不宣的手法和退避，似乎是符合惯例的。新的自然作家更个人化、更亲密，与喜爱自我吹捧的专捕大动物的猎人和登顶者相反。近来的书形式多样，回忆录、自传、散文、人类学、文化地理学、旅行纪录片和自然史都有。很多作品集诸多文体于一身，大多充满野性。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要归咎于W·G·泽巴尔德（W. G. Sebald）的作品，不过混杂的文体与变换的语域，对于我们这个破碎游离的时代以及我们为之创作的最后的歌，还是合适的。然而，有一种基调（有两种模式）几乎占据了所有作品。这些书若不是些怀念逝去过往的挽歌[迈克尔·麦卡锡（Michael McCarthy）的《和布谷鸟说再见》（Say Goodbye to the Cuckoo），安得烈·格雷格（Andrew Greig）的《在绿色山地的湖畔》（At the Loch of the Green Corrie）]，便是献给现有留存之物的祷词[罗伯特·麦克法伦（Robert Macfarlane）的《荒野之境》（The Wild Places），帕特里克·巴克汉姆（Patrick Barkham）的《蝴蝶群岛》（The Butterfly Isles）]。同时，这些文字都普通到令人讶异——写的大多是作家生活所在地那些日常而又平淡的事物。凯瑟琳·杰米（Kathleen Jamie）的两本散文集《发现》（Findings）和《视线》（Sightlines）就是两例，她的诗集《树屋》（The Tree House）也同样如此。理查德·梅比的《自然疗法》（Nature Cure）是个中典范。这些书不仅是当代田园诗，还关注各类民主生态（自然的给予与索求，自然闹腾的智慧），同时对人类政治亦是敏感的（比如“肃清”的遗留，或是大农场经营在东英吉利的影响）。
罗伯特·麦克法伦的畅销作品为新的自然写作提供了别样的视角，使之更加明晰。书中，他描绘出一段迷人的旅程，本身就是一张有关流行潮流与大众思想的地图。他认为自己的三部作品可以看做某种程度上的三部曲。第一部《心事如山》（Mountains of the Mind）讲述了一个关于登山的故事，既有个人经历，也有其他东西。副标题是“恋山史”，整部书谱写出西方世界上百年来对山的情愫，从一开始对山峦景象的惊恐与敬畏，到下定决心战胜恐惧并通过登顶战胜峰巅，进而谈起自身与当代人的思考及经历，试图描摹出人有多么喜欢攀登，多么爱待在山里。这样的语言，让任何所谓必胜主义者征服山峦的花巧辞令望尘莫及。如今，甚至有些登山者离山巅仅有几步之遥，却选择放弃登顶，只是因为他们对峰峦充满敬畏，态度近乎虔诚。
麦克法伦的第二本书采取了另一种方式来讲述上面某些观点。任何熟悉英国乡村的人看到一本名为《荒野之境》的书，都会觉得此书篇幅会很短，或许连写作前提都有误。事实上，不列颠群岛上已几乎没有荒地。这个国家被人类所处的地质时代占领，每平方码的土地，基本都以某种方式遭到动用、挖掘、践踏，使之臣服于人类之下。“自然的英格兰”是某个政府部门的名称，而非一块野地。然而，麦克法伦通过巧妙运用此类发现的讽刺之处，重新定义了如今荒地对我们的意义。虽说英国早就没有狼，鹰也都局限在最偏僻的山区，有没有一种可能，麦克法伦试问，在那些不那么迷人的生物身上以及不那么戏剧性的地方，仍然可以发现原始的东西还好好的、充满生气。他死盯着脚下的东西看，爬上英国南部郊外的一棵树——在这些当地的探索、这些亲密的接触中，他发觉，哪怕一处风景已经丧失原始状态太久，看起来仿佛没有留存下一丁点记忆、考古价值、曾经那个世界的气息，哪怕是这样，我们依旧能聊一聊其中的荒蛮之地。这部书教会我们，若要寻找荒地，外面的世界还不够，内心一样重要。
麦克法伦的最新作品《古道》（The Old Ways）探讨的是人类在环境中的价值与重要性。未知的地方会不会和已知的拥有同等重要的含义？接触到坚硬物质组成的世界（语出亨利·戴维·梭罗），我们便会将之融入思考和语言里。我们可以想象出无法触碰的世界，不过脚下、指尖感受到的世界，正在身边活跃地跳动着，如果能把周遭带入心灵，那么它们的意义将会深刻得无法计量。表面上，这本书写的是小径与行走，可麦克法伦在《古道》中写的，实际是人类的心灵、智力与想象如何沿着某处行走或穿越，从而创立起这个地方的含义。这本书丰盈又美丽。
回到我的书架，新的多元状况——文字上的（很多题材都可称为“自然写作”）和自然生命上的（经引介、遭忽视或普遍意义上经过人类改造的自然和我们口中的蛮荒一样常见）——对我的旧书和旧门类产生了反作用。它们如此混成一堆，或许是对的。我的杂乱图书馆成为描述当今自然的一种方式：绝望的时代需要孤注一掷的手段。谁能来决定什么是符合要求的？我们要尽可能把能用的都放到方舟上。真的，我们为何仅仅局限于自称是关于自然的书或文字呢？很多作品，甚至可以说大多数作品从某个角度来说，都是在写自然世界。虚构与非虚构作品里写到的风景、动物或天气，能够告诉我们关于自然在当今时代的不少意义。自然在这些文本中的位置反映出大多数人体验与思考自然的方式。目前，自然顶多是意外的乐章、场景设置、背景、隐喻和明喻、广播制作人所谓的“独立声带”，将来也会继续如此。可就算是这样的自然，亦是重要的。学养较为丰富的自然作家可能会被知识与细节束缚住手脚，而相对缺乏科学知识的观察者如果也是好作家，那么就能写出真实世界最美妙的滋味。想要唤起对鹬鸟叫声的回忆，最好的方法就是拿出W·S·格雷厄姆（W. S. Graham）造的“为爱而哭（loveweep）”一词；而麦克白的这句“天色在朦胧起来，乌鸦都飞回到昏暗的林中”，则是描述“心理地形（psycho-geography）”的最佳范本。所有的自然作家都应尽可能地多读其他类型的作品，并且要多留心。莎士比亚和格雷厄姆在做的，是天空的生命（语出D·H·劳伦斯），而非像某些自然作品里写的比如调控空中交通，或是设法管理自然之类的东西。这点值得思考。
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在小说《怀孕的寡妇》（The Pregnant Widow）中，写起鸟儿来风格卓著。同样的物种提到好多次：貌似金丝雀的黄色鸟儿在榆木间大笑，乌鸦在垃圾中寻找食物，天空中某些带着隐隐不祥之感的——他说的“荷马史诗般的奋斗者”——（或许是）肉食鸟正翻飞，姿态总是僵硬着。这些鸟儿估计不大真实，不过却非常形象。他的乌鸦尤其好。这些鸟儿由于含义已经蒙黑（参见《麦克白》及其他众多作品），艾米斯仍设法在它们身上发觉出新的、感觉是可以信任的东西。它们的脸，他说，是“饥饿且苦痛的……一半都被削掉了”。我们立刻就明白了，还觉得他说得没错。“一半都被削掉了”一语中的。他观察鸟儿，思考，让鸟儿为他服务，同时又不会让鸟儿太脱离现实。
对待自然的这么多种方法，应该都是可以的。没有人能给出定论。一首写黑鸟的新诗，相比于戴维·斯诺（David Snow）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于牛津植物园中研究鸟儿所写下的漂亮专著，能够说得一样多（或一样少）。这两者，以及所有的自然作品总是且只是方式与印象。自然本身所写就的，不称之为自然写作。自然从不为自己再创作出另一个版本，或复制自己。自然的证据就是自身的存在，是如亨利·戴维·梭罗所称的世界上坚硬的物质。夜莺歌唱，牛羚迁徙。它们的存在与行为就是它们的语言与文字。乐句与蹄印。我们是不一样的。“我拼命思考写下的诗，”健谈的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说，“黄脚鹬只要一抬脚，就能走出更好的。”自然写作的前提是我们与写作主题两相分离；与自然写作相连的，是思考出的人造世界之源。动物和它们的生活是我们的起点，一旦远离这些生物，一旦停止诗人埃德温·缪尔（Edwin Muir）所称的“早已遗失的、古老的相互陪伴”，我们就开始描述它们。
纳米比亚中西部的布兰德贝格地块上群山起伏，这些山脉是平原上突起的红色岩石，为光秃秃、崎岖不平的块状。沙漠叠在上面，如同一块平静的海域。布兰德贝格方圆三十英里如同切割后的花岗岩桂冠，在如此广阔、让人极目远眺的空间里直冲云霄，仿佛孩童的画：是森林小人国或魔多这样的原始山峦，只是山坡近乎垂直，山巅呈齿状。布兰德贝格的山洞里和悬壁上，有许多大羚羊与鸵鸟、长颈鹿与斑马的画。最著名的叫做《白女士》（The White Lady），尽管位于动物群里的人物形象在现代人眼里既不白，也不是女性。画里的或许是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正要开始打猎，穿戴装扮齐全，正被一位年长者推搡着（身后的男子似乎在用棍子戳他）试图看清猎物。视力让打猎变为可能。壁缘是六千年前至两千年前的某个时候制作出来的，上面有动物和人，有半人和半羚羊，它们或聚集或分散。荷马、赫西奥德或是《创世记》的作者们或许能够理解画的是什么，可能是购物清单、菜单、日记、捉梦饰圈、圣坛，或者什么都不是，或者这些都是。可以确定的是，这样的画代表着人类在与洞穴外的世界交流，是既准确又虚构的田野记录，是人类理解力美丽的赭色投射，而所绘制的非人类是无法明白人类思想的。这不正是自然写作吗？直到今日，白女士依旧沿着山谷奔跑，山口处的大羚羊和鸵鸟也还在。我坐在四乘四的座位上，手持双筒望远镜，隔着轻拂的雾看着它们，数了数有几个，在笔记本里记录。这也是自然写作。
正是因为再怎么捕捉并留存大羚羊与鸵鸟的模样也无法替代活物，所以每一次尝试——我的记数、洞穴画——或许就都是有意义的。关于自然写作，没有一种定义方式能够永存。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情。同时，书写自然是我们的本性。这点定义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以及人与自然世界其他事物间的差别。既然这样，我可能就不用再担心我的书架了，我们可能也不用再去判定在多塞特郡波特兰比尔设陷阱捉到飞蛾的物种清单，或是莎士比亚笔下关于凤凰的诗是不是自然写作了，以及这两者哪一个更真实。有些东西一旦冲破某种界限又留存下来之后，手册里偶有的真相就和凤凰诗篇困惑的讹误一样有价值，诗人打磨的字句和信手涂写的田野记录也就一样好。
尼古拉斯·莱德曼（Nicholas Redman）编辑了一本非比寻常的书，叫做《不列颠群岛的鲸骨头》（Whales’ Bones of the British Isles），这是一册目录和地区索引，里面收录了分散在英国各地所有的鲸的头骨、脊柱和肋骨，有些仍可见，众多已经遗失，人们记住了一些，大多忘却了。他住在南伦敦，离泰晤士河不远。或者应该说他是在那儿工作的：一座现代化的房屋，每扇窗的百叶帘都落下，单人间，一张属于额外军需的折叠单人床，其他空间里，鼓鼓囊囊的灰色文件柜、塞得满满的书架和快要撑破的纸盒子挤作一堆。他用熨衣板做书桌。这间房子里空着的每一英寸，都是由尼克设法在英国搞到的、尽可能多的鲸鱼骨头填充。也就是分散在英国各地的、与鲸鱼身体分道扬镳后上岸又进入内陆的骨头们，这具打散了的骨骼标本仿佛从天而降，由头骨、脊柱和肋骨组成，有些仍可见，众多遗失了，人们记住了一些，大多忘却了。邻近有间租来的储藏车库，尼克在那里面还有更多的盒子，有些拯救回来的肋骨靠墙倚着，像是半腐烂的巨型船桨。“人们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这些东西，就把它们给我了，我觉得自己必须收下，”他告诉我。一片鲸须摆在他脑袋后面的书架上，形似长柄大镰刀。根据所有的发现，他编撰了一部了不起的书，名叫《不列颠群岛的鲸骨头》，书中记录了他知道的所有骨头以及骨头所在地，算是一册目录和地区索引。这种书只有他自己最想要。他还列举了博物馆里收藏的鲸鱼遗骨，不过那些骨头大多也能照看好自己，他真正在意的，还是用鲸鱼骨头做成屋顶的农屋和谷仓；打到地底下的用骨头做成的篱笆桩子和田野边界；有位船长捐给马齐沼泽地带小镇的、于1850年立起来的颌骨，此时，梅尔维尔正在海的另一端酝酿他的《白鲸记》呢；被人遗忘的维多利亚式花园里修剪成海军模样的树木洞穴；哈里斯地区由鲸鱼胸腔骨制成的、供船下水的滑道；肋骨制成的、耸入云霄如同摧毁教堂入口的拱门；以前的捕鲸船船籍港边的埋了一半的脊骨，这也算是鲸见证了自己被屠杀的墓地纪念像吧；做成儿童秋千的一组颌骨。
奇怪的是，尼克对鲸鱼兴趣不大。2006年，万众瞩目并哀悼的北方大鼻子鲸鱼漂到了泰晤士河岸，离他的文件和照片不过几码的距离，但是他没有去看。那条鲸还活着。他所着迷的，只是人们想到的对待鲸骨的方式。仅此而已，但这件事却也不打丝毫折扣。活生生的鲸吸引不了他，然而他的兴趣确是自然写作的真实例子，讲述了自然写作如何关照世界，同时就像梅尔维尔的伟大小说《白鲸记》一样，是在回应自然发出的召唤。
（完）
罗伯特·麦克法伦 Robert Macfarlane | ||||
 | 英国作家，研究和写作领域侧重自然与文学的关系等，“行走文学三部曲”展现了当代旅行写作走向和所能达到的高度。 | |||
《纽约时报书评》： 《古道》是一本关于灵魂的书，是向那些曾走在这些路途上的人们致敬：“道路就是景观的习惯。他们是两厢情愿的产物。要在自己…创造一条路很难，就像海海峡需要定时清淤才能畅通一样，道路需要行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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