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读罢心亦老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12月23日   14 版）

 

2015年我满50岁了，书比往年读得略少，大约四五十本。今年忙于出版自己的《媚骨之书》《极端动物笔记》等6本书，自己的生命恰是在读与写的交替当中循环往复，但这一圈年轮非常清晰。

 

    《平生六记》是曾彦修先生的回忆录，记录了他一生中记忆深刻的几件事，都和普通人的命运相关，一书读罢心亦老。而让我在阅读里顿感心痛的书，却是里阿德娜·艾伏隆未完成的回忆录《缅怀玛丽娜·茨维塔耶娃》（阿德娜·艾伏隆著，谷雨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版）。作者是诗人的大女儿，她耗尽余生心血收集、整理母亲的遗作出版，可惜再无精力去完成一部回忆录了。一个自杀的女诗人与残缺的回忆录，似乎同样暗示了一种宿命。

 

    如今充斥汉语里的陈词滥调是：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这是讴歌商人的口头禅。无依无靠的茨维塔耶娃，在几岁的女儿眼里，“她的脊椎也不弯曲，‘脊椎骨如钢铁铸就的一般’”。她们颠沛流离，在绝望的战争与恐怖氛围里，依靠艺术取暖。就像面对一豆烛火，我分辨不清是女儿在为母亲掌灯，还是母亲伸手护着火光。哀痛的母亲背后有一个天才的女儿——这是严寒季节里的喷香的面包，足以让茨维塔耶娃欣喜。她很早就发现女儿身上“有无穷的天赋，简直是才华横溢”。本书收录了很多阿里阿德娜8岁时的信件，收信者是她的“教母”——诗人沃罗申的妈妈，还有阿赫玛托娃阿姨。依靠啜饮苦难而成长的孩子绝不会是洛丽塔式的，而是另外一种：在成人智慧里又混杂了童心未泯的率真；她的笔宛如刻刀，刀刀见肉，指心见性。

 

    阿里阿德娜·艾伏隆的美术才华在本书的几十幅作品里彰显无遗，但让我更感到心惊的是她的描述：她回忆自己5岁时与妈妈赶到普拉那里的情形：“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到那里去，这之前的情景还记得玫瑰花，很多玫瑰花，干旱，记得普拉送给我的小刺猬，记得自己很小很小，比海平面还矮，我觉得海水像墙一样高！沃洛申把我扛在肩膀上，我害怕——因为离陆地很远，我怕一下子掉到下面的海水里去！”

 

    在她的描述里，茨维塔耶娃写着写着就把头从写字台边上扭过去，对身边的阿莉娅咨询意见：“你说，剧本最后的一个词，该是什么呢？”“最后一个词，当然应该是———爱！”这个提供意见的女儿，才7岁。

 

    最让我感到奇特的，是阿里阿德娜记录的两件预兆——

 

    去年，1956年，冬天，记得因为一件事情我顺路去看望爱伦堡，聊了一会儿，就去看柳波芙·米哈伊洛夫娜——她打电话找我。她说：“我从来不相信预感、征兆。可是生活中还是有这种神秘莫测的事情发生。很久很久以前，在快要离开俄罗斯的时候，玛丽娜送给了我一只手镯，我一直戴着它（她说得心直口快）：倒不是因为它是玛丽娜送的，而是因为戴在我手腕上合适，我喜欢它。银子手镯，浇铸的，很沉——这样的手镯不可能断裂。有一天我去商店，忽然当啷一声响，什么东西掉到了地板上，我一看我的脚边有半截手镯，另一半还在我的手腕上。拣起那半截手镯一看，一条歪斜的裂茬使手镯断为两半。就断在我手腕上！我一时心里慌乱，不知不觉想起了一个日子——1941年8月31日。过了一段时间，爱伦堡打听清楚了——那一天恰恰是玛丽娜的忌日。现在，我想把这手镯还给您——我没有修理它，还是两半截，您要愿意，就这样保存它，愿意修理就修理修理再戴。”……

 

    柳波芙·米哈伊洛夫娜说完把手镯递给了我，沉重的、浇铸的银手镯，我从小时候就熟悉的手镯，——确切地说，不是手镯，而是两半截碎片，折断的那条歪斜的裂口，带有明显的棱角，形状犹如闪电……（见该书，268页）

 

    茨维塔耶娃曾把一串深色的琥珀项链送给阿赫玛托娃。

 

    安娜·阿赫玛托娃把念珠戴在脖子上，从来不随意把它们丢到一边。小书架上还有第二件首饰，也很好看，样式古老，再有就是带宝石的戒指，宝石上有细微的裂纹。安娜·阿赫玛托娃说，心爱的饰物有时候能预测苦难——就在她丈夫死亡的那一天，也许是那一天的前夜，宝石上出现了裂纹。（见该书，277页）

 

    这些令人心痛的命运变数，让我想起了一个词：天妒。花朵的芳香还没有逝去，上天就断然收回了花的羽翼。后来，阿里阿德娜·艾伏隆经历了8年铁窗磨难，接受了父母、弟弟死于非命的命运，她坚持活了过来，她依然坚持着，她把那些罪恶与痛苦，记录下来。她一直活在妈妈茨维塔耶娃的河床，她延续了妈妈对帕斯捷尔纳克那种对同道、对圣徒、对男人相混杂的情感，她不断梦到帕斯捷尔纳克，在白日梦里完成妈妈茨维塔耶娃没有完成的叙述。她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上百封信件，就像冰凌撞击的叶尼塞河，乃是最伟大、圣洁、高贵的文学之帆。在流放中的她，曾对帕斯捷尔纳克感叹：“我们这里的白天变长了，变暖了，大约十五度到二十度之间。我的第四十个春天来临了，不过，从纯属女性的角度来看，我丝毫不受触动，因为这里的气候甚至有利于维持猛犸象的青春！”这是一个40岁但看上去已经是老太婆的女人，把全副情感放逐到了文字、梦幻与邮件当中。

 

    阿里阿德娜·艾伏隆具有花岗岩一般的外表与心智——这样的女人，命运多舛，有过一次十分短暂、蜻蜓点水式的婚姻，1975年7月26日，重病缠身的她在63岁悄然而去。苏珊·桑塔格在《心为身役》里写道：“悲痛无法兑换为任何其他通货；没有任何通货可与个人的悲痛兑换。”能够充分品味到这一点的人，就该明白，悲痛是自己的“金不换”。它“奇货可居”到了无从兑换的程度，就只能去一小口一小口地啜饮……奥多耶夫采娃、吉皮乌斯、巴纳耶娃等女作家的回忆录没有这种力量，读完《缅怀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我为之大恸，心如死灰。

 

    同时是非虚构制作，《我的疯狂世纪（第一部）》（[捷克]伊凡·克里玛著，刘宏译，花城出版社2014年11月版）显示出另一种知识分子的骨力。

 

    在我看来，在场、真实记录、文学文本、跨文体，构成了非虚构写作的四大特征。有人将这类作品划入“报告文学”，这就有了诸多困扰。

 

    克里玛回忆了被德国纳粹关押在集中营里的恐怖记忆，以及二战结束后捷克斯洛伐克所面临的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与作家生活、文学创作现状。作者的经历和视角都相当独特，用捷克式的冷静幽默和质朴自然的语言，思考了社会的发展与人的本质，以及两者的关系。本书引用了很多讲话、文章、文件、书信，比如他详细讨论了朱利安·班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例举了许多曾参与极权建立或进程的知识分子，克里玛在结尾沉痛地写道：“知识分子的背叛必将导致野蛮蒙昧。”他的跨文体的方法，葆有了那个语境下最为珍贵的铁证，虽已有“溢出”文学写作之嫌，但他总能收回来，成为了一种独具魅力的“互文”文本。但是我推测，这样的文本交给汉语的文学奖评委，多半会以体例“无法归类”而名落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