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

    

用了不到一周时间，看完了埃利亚斯·卡内蒂的《耳证人》和米克洛什·哈拉兹蒂的《天鹅绒监狱》，而让·波德里亚的《致命的策略》则正在看的过程中，思想受到的震撼尚需慢慢梳理。

卡内蒂和哈拉兹蒂应该是属于同类项。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卡内蒂是自由、公正的守护人，他敏感地发现了人类的普遍异化状况，在他的《耳证人》中，五十个怪癖的人性“模型”象征着人类终结古典时代，进入现代社会，进入残缺的、异化的、畸形的“无个性”时代。不过作者却煞有介事地说：“恰如不少动物那样，性格看来也要面临着绝种的威胁。其实世界上密集着性格，要想看见他们，仅需要发明它们。无论是恶毒的还是古怪的，他们最好别从地球表面消失不见。”我想，大概是因为作者所“发明”的“性格”，其实恰是人类普遍性的缺陷所在，而伴随着人类至于永恒。

“舔舐名人者”大概是最“恶毒”的文字。“舔舐名人者眼界颇高，能够在千里之外闻到气味，不辞辛劳地来到自己想要舔舐的名人身边。”“他恬不知耻地凑近，将名人一把抱住。等他长久而投入地舔舐完毕，他就给名人照相。”看得浑身冒汗！在“名人经济”流行的今日，有多少人在追闻逐臭？有多少人关心“名人”的学识、修为，而只是在乎名人头上的光环？

“告密者”一文将告密人格描画得惟妙惟肖：“告密者乐于传播一切可能对他人不利的消息。他步履匆匆，赶在了其他告密者前头。他们之间的竞争有时极为激烈。”英国人对这类以传播“秘密”为生的人类也是“醉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重信义，可以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但是权力和利益常常扭曲这种生态，全民告密、人人自危曾经降临我们这片土地。“告密竞争”中谁都无法免罪：人的原罪注定了每个人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或者说其实无“密”可“告”。于是“赶在其他告密者前头”成了一种社会心态。斯大林时代，文革时期，抢时间就是抢性命；经济时代，欲望时代，抢时间就是抢金钱，抢利益。权力可以寻租，“秘密”也可以寻租。若是非基于“法治”的告密盛行，这样的国度必成恐怖之国。

“目不视物者”一文，似乎是在讽刺“读图时代”，这种人“照片上没有的东西”“一概不信”，所以他留住事物和真相的唯一方法就是“拍照”。在“有图有真相”的传媒时代，图片取代文字成为“真实”的代名词。波德里亚的“内爆”概念大概可以用来诠释这种现状：意义被从内部和深处消解，意义被托浮到表层，这是个浅阅读和无阅读的时代，意义随着内爆而彻底消失。

“逐美之夫”让人简直无法接受，这种人“追寻着古往今来世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他在宫殿、博物馆、庙宇、教堂和洞穴中找到美的踪迹。”作者恶毒地将这种人描画为如是形象：“据说他根本没有鼻子。他长着三角眼，招风耳、大脖子和又黑又烂的牙齿，嘴里喷出恶臭，嗓音时而尖细、时而嘶哑，双手潮湿。”这种横扫一片的文风，是让古典主义者、学术主义者、传统文化热爱者、经典艺术痴迷者咬牙切齿。鲁迅倒是与卡内蒂同道，他在批评所谓“经典文化”时说：“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以“美”和“经典”为名规行矩步、墨守成规，莫怪卡内蒂的恶毒画像！

“耳证人”的耳朵“比任何设备都更为精密准确。什么也不会被删除，什么也不会被忽略，不论内容多么不堪。谎言、脏话、诅咒、花样百出的污言秽语、用生僻外语吐出的谩骂，就连他听不懂的言辞都能得到准确记录，并在需要时被完整地提供出来。”耳证人是信息吸尘器，也是终极告密者，以反恐、国家安全等名义搜集公民信息似乎已经成为全球潮流。在与恐怖主义、暴力犯罪等的搏斗中，善良的人类也被拉下了水，这是个眼线、卧底、特工的黄金时代，国家恨不得每个人都成为眼线、卧底，恨不得每个人都是“耳证人”，这个国家变得透明才好。在互联互通时代，这个时代有可能提前降临。透明的社会，是人类之幸还是人类之祸？权力可以寻租，信息也可以寻租，这是眼下已经出现的现实。“耳证人”其实不光光可以满足个人的目的，还可以赚得盆满钵满。大数据时代，就是透明时代。这是人类触动了原始禁忌的时代。人类搬动的石头，迟早会砸了自己的脚。

“情迷苏丹女”“为后宫的消亡而深感痛苦”，“情迷苏丹女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后宫并隐居其中”。不幸的是，我们看到这不是一个个案，无数当下的“宫斗戏”满足了不少人做“苏丹女”的梦想。权力、财富、宫殿、奢侈的生活、死去活来的各种情爱纠葛，让不少“情迷苏丹女”乐此不疲，后悔没有生在那个时代。“穿越剧”更是满足了各种幻想，“丫鬟命”的许多人的“前世记忆”里是“公主命”，影视、文学正在层出不穷地、铺天盖地地、武装到牙齿地满足这种前世记忆，它们为现代女性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后宫。卡内蒂对女性的“偏见”似乎从这些“发明”的性格里看得出来：嗅觉灵敏女、守财女、男性偶像、罪孽深重女、桌布癫狂女、语言纯洁女、苦难缠身女、月亮表姐、一无是处女、考古女贵族、马厩幽暗女、屡遭引诱女、疲惫女、言语婉转女、铁石心肠女、畏光女、神魂颠倒女、虚构女。论比例，这些人不到作者所有发明性格的一半，不过看得出作者对女性“情有独钟”，其戏谑之言很容易被女权主义者视为男权的产物，其实不外是一个作家牢骚满腹、恶语伤人，对人类绝望透顶，哪里还计较什么性别。

卡内蒂的文字戏谑、幽默、冷酷、尖酸，直击要害，他对“新”人类的发现，毋宁理解为人类进入到现代进程后，其性格深处的某种本质被滑甩而出，人类的怪异其实只是掩藏了而已。

放到更为宏观的视角，卡内蒂正好处在人类消解意义即波德里亚所谓“内爆”进程中，用波德里亚的术语，卡内蒂的笔下人物超级“淫荡”——“淫荡”一词，波德里亚并没有给下定义，但是，在我理解，“淫荡”是对“爱情”甚至是“色情”和“性”的消解，“淫荡”是超越了意义的狂欢，于是变得毫无意义。在电子云层下，人类从思想到媒介都完成了一次革命：思想碎片化，阅读浅层化，语言平庸化，正如波德里亚说的：“无限扩张，增强潜力，超越自身而上升到极限。”“观看确实更快，它是媒介的中介，最迅捷的中介。一切必须瞬间发挥作用。我们从未交流。”所有“思”都已经转化为“观”。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的《天鹅绒监狱》是一个政治文本，而非文学文本，文学与权力的关系，历来是文学家不可回避的重大母题。这部书内容不难懂，作者发现了一个新的极权体制下文学与权力的互动模式：“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国家忙于镇压‘真对手’和‘假想敌’，深感交困，被偏执和潜在异端的猜忌消耗殆尽。全民军事化，防御高筑，政令频频。艺术家成了巩固社会主义战役中悉心选拔的战士。艺术则是部队战壕中响起的号角。”而在“后斯大林时代”，监控文学不再采用斯大林时代常用的强硬手段，转向“温和”。不过，作者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在斯大林时代，艺术家乃是用画笔或钢笔武装起来的战士。去斯大林化之后，艺术家被遣散，复归平民生活。然而，他们却一如既往，保持现役状态，时刻警觉自身处境随着战争的打响而改变。”高墙深院的监狱，现在成了“天鹅绒监狱”。“他律”成了“自律”。

作者对后斯大林时期的文学的许多论断，令人开悟。例如，极权社会以集体主义的名义，对文学的个人主义倾向进行了强力收编，理由是文学的教化、社会功能是文学不可分割的部分，现在它被放大绝非反文学，反而是“解放”了文学；极权社会将文学家从市场导致的作家、艺术家的贫困中解救出来，招安归顺，艺术家们开始过上稳定的、甚至是拥有权力的日子，而艺术家们唯一要交出的是其对“自由”文学的幻想、以及强烈的个人色彩，这个交换彼此都有好处；极权社会恰恰似乎是传统艺术、民间艺术、经典艺术的守护者而非破坏者，在商品社会海洋里艺术家经常遭遇的被漠视、被贬低，反而在极权社会中得到了自我价值——芭蕾舞、歌剧等高雅艺术成为被保护得非常完美的高居皇冠顶端的艺术品类，市场化所导致的“庸俗化”常让艺术家痛不欲生。这样，艺术家成了权力的同谋，艺术成了政治的同谋，这在许多艺术家看来并不是艺术的堕落，艺术家前所未有地被推到特权阶层的地位，成了为皇冠唱歌的夜莺。作者以为“堕落艺术家”辩护的口吻来描述这种文学状态，其讽刺性不言而喻。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依附权力的文学不是真正的文学，人类历史流传下来的伟大杰作从来不是歌功颂德的文字，无论其在什么社会体制下，独立的，自由的，自我的，批判的，拒绝的文字，才能真正道出民众的心声，真正构成对权力的制衡，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可能是对权力最好的发明，因为它可以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与民同乐”；它也是对权力最不客气的发明，因为它言为心声，桀骜不驯，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文学可以兴邦，亦可丧邦。文学亦是对少数权力的最大尊重和维护，当众人的喧哗、权力的暴虐压制少数人的权利之时，文学总是最早发出声音，为那些被蔑视、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发出正义的声音。

其实看的是不同的两类书籍，米克洛什·哈拉兹蒂对极权社会的批判态度和波德里亚对资本主义现代文化的批判态度，相映成趣。前者对权力对文学的监控给予了尖锐的抨击和讽刺；后者则对商业主义、消费主义导致的人类精神蜕变进行了深刻分析，这里大概不是制度之争，而是真理之争。权力可能消解文学的意义，市场和现代化同样可能消解文学的意义。这些有良知的思想家本质上说来都有着共同的人文主义渊源，

而我唯一希望的是，这些书，我都能够读到，禁锢，恐惧，其成本和后果都是高昂的。无论这些书最终通往何方，我需要看到，在通往这些方向的时刻，人们的言说不是出于谄媚或恐惧，而是出于渴求真理。不论他们的论断与真相和真理隔着几层，而他们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