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兵3之谜：饱受非议的林烨并非总师，造“东风”的梁思礼院士记错了？

“林烨”这个名字在网上名声很不好，网传他是美国“民兵3”导弹的总设计师，当年公款留学后因为贪图国外的名利拒绝和梁思礼一样回国，老了之后想要回国养老，因此被很多网友唾弃。最近美国又在试射“民兵3”导弹，"林烨"这个名字再一次被广泛传播，情况真的是这样的吗？

愤慨中先搜索了“林烨”一番，结果都是自媒体发文，内容基本相似，但是关于“林烨”的信息和叙述基本相同，有的编写者添加了细节，但是基本属于演绎的成分，没有权威的信源。

很多文章配发的照片的是核物理学家卢鹤绂院士，林烨这个人到底是否存在没有确凿证据，倒是有个林桦留美参与导弹研制，但也没证据显示参与的是“民兵3”。

在权威媒体中倒是找到了梁思礼院士的原话的报道：

“我在美国有一个好朋友林桦（他已经去世了），当年我们都在美国留学，我回国了，他留在了美国。他是波音宇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我曾是航天部的总工程师。他搞的是美国的洲际导弹，我搞的是中国洲际导弹。他的年薪是30万美元（上世纪80年代），我的工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他住在西雅图一个小岛上的高级别墅……我住在很普通的单元房子里。”

“有人曾问我对此有何想法，我的回答是，他干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我们祖国的！”（刊登在央视网上的文章：《今天，是他诞辰106周年纪念日！中国由大向强，尤需大师》，来源：军报记者2017年12月11日）

从文中可以看到，梁思礼的这位朋友不叫“林烨”而是叫“林桦”，并且在他首次披露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并不存在想要回国养老的情况。

后来陆续看到“凤凰网”转载《中国科学报》，中国航天集团官网悼念梁思礼等文章中均提到这件事，可以证实梁思礼院士确实说过这段话。

据“上观新闻”报道：钱学森图书馆史贵全教授，他曾在2006年拜访过梁思礼，听他讲述人生。上世纪80年代，梁思礼的工资只有留美同学的百分之一，但他不后悔当年回国。“梁先生与梁启超的其他子女一样，都有强烈的报国意愿，这是梁启超家风的影响。”

文中也提到了林桦这个人，是出自于梁思礼院士的一次演讲。但是最早在哪个演讲里说的？小编试图寻找，却无功而返，如果有朋友知道，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话说这个“林桦”的确参与了美国民兵导弹的研发工作，但是不是总设计师，也无法查明是否参与的就是“民兵3”导弹的研发。

关于他具体的信息在美国相关网站上也没有搜索到更多，只看到一段有关于波音公司一段演讲中提到类似的事情，稿子信息如下：

《Boeing - Past, Present and Future(A Review at the Year End of 2001)》，Based on a presentation at SCAAE (Society of Chinese American Aerospace Engineers)，by C. C. Tien。（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私信“波音”获取全文）

在这篇演讲稿子里提到了“Dr. Hua Lin ”,说他是北京人，1940年考入当时的清华大学，并且还在缅甸丛林中组装过P40战斗机，然后在1943年前往美国留学，在密歇根大学获得了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55年获得了麻省理工的博士学位，并加入了波音公司，从事太空和导弹计划。

熟悉钱学森的朋友肯定会记得，1955年正是钱学森历经曲折回国的这年，站在这个时间点上看，鲜明对比：有人毅然回国，在一穷二白中去创造；有人留在留学地，享受着名和利。

这位“Dr. Hua Lin ”在1975年-1978年被租借到五角大楼担任进攻系统的总监，1978年6月担任了波音的首席科学家，直到1984年退休。其经历和梁思礼院士的回忆基本吻合，但是无法判定就是“林桦”。

梁思礼院士1924年出生于北京，1941年在天津耀华中学毕业后就跟随姐姐一起去美国留学了，历经8年勤工俭学，学成后于1949年回国。

两人在成长轨迹上和求学经历上并无太大交集，所以还是不能确定这份文稿里提到的“Dr. Hua Lin ”是否就是“林桦”。

实际上，根据西雅图中国工程师协会统计，1993年波音公司中2000名亚洲员工中就有800多名来自中国。类似于“他干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我们祖国的！”的情况并不少。

历史会铭记每一位为国奉献的人，我们不必在意“林桦是否回国养老”，我们需要铭记的是那些义无反顾为国家和人民研制哪怕一根针的前辈。

当年，梁思礼的母亲变卖家里的物件，恳请朋友帮忙，才让17岁的梁思礼三姐梁思懿前往美国留学。他在美国的生活费都是自己解决的，当过洗碗工，流水线工人，水上救生员……

梁思礼在嘉尔顿学院学习了2年，但是他始终记得父亲的遗愿：“梁家应再出几个工科状元”，所以他毅然去了普渡大学学起了电机工程专业，主修无线电。后来在辛辛那提大学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这一年是1949年。

梁思礼拿到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的时候激动不已，听到新中国将要成立的消息，他在美国再也呆不下去了，他要回家，他要回到阔别8年的祖国去。

1949年9月，梁思礼如愿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开始了回国的历程。快到香港的时候，他和同行的朋友预感到有“十一”会有大的活动，所以接连几天就用随身携带的无线电收音机收听，结果果然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新闻广播。

他把这个消息告知船上的同胞，大家欣喜若狂。当听到新中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时，他们便找来一块白床单用红药水染红，中央放置一颗大黄五星，四角各放一颗小黄五星，当作国旗，为祖国庆祝。

此后，梁思礼进入第五研究院，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主任，是钱学森手下十个室的主任之一。

后来梁思礼成为我国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导弹控制领域的创始人，航天可靠工程学的开创者，以及航天cad技术的奠基人，他的经历让人感动，他的成就让世界瞩目。

梁思礼说：“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我回国后和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能为此奉献一生，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

1999年10月1日，建国50周年庆典阅兵式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那年也是梁思礼回到祖国的第50个年头。他受邀登上观礼台，见证一枚枚导弹军车在广场上驶过，心中感慨万千。

那句他最欣赏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涌上心头，久久不能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