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是一个历史形成的复杂概念,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对江南的地理内涵与文化意义都有不同的理解与阐释。从历史上看,“江南”这个词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即地理江南、政区江南、经济江南与文化江南。
首先是地理的江南,唐代以前,古人对江南的看法基本上是地理意义上的。先秦及秦人眼中的“江南”,主要指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楚地(今湖南、湖北)。汉人眼中的“江南”包括的地域更有扩大,指长江以南除四川盆地之外的广大地区,实际就是字面意义的“长江之南”。晋室南渡以后,“江南”地理概念所指的中心,逐渐由西向东,向长江中下游地区转移。其次是政区的江南,从唐代开始,江南逐渐演变为一个行政区。贞观元年,分全国为十道,“江南道”即为其中之一。作为一个监察专区的“江南道”,地域非常广袤,指长江以南、南岭以北,自湖南西部至海滨的广大地区。开元二十一年,将江南道细分为江南东、西两道和黔中道。唐代中期,又将江南东道细分为浙西、浙东、宣歙、福建四个观察使辖区。江南西道亦被一分为二,即湖南道、江南西道。安史之乱之后,作为监察专区的“道”逐步实体化,成为州县之上的行政区。宋代改道为路,设有江南东、西路。江南东路大致包括今南京、皖南、赣东北部分地区;西路大致相当于今江西全省。元代之后,江南主要是作为经济区的江南。明清之后,环太湖地区的东南区域成为备受国家倚重的经济区,所指就是“八府一州”之地,即当时最为富庶的苏南、浙西地区(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三国孙吴立国,特别是永嘉南渡之后,作为一个文化“区域”的江南渐次形成。周振鹤在《释江南》中指出,江南具有地域、经济和文化三层内涵(《随无涯之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如果说地理、政区、经济的“江南”,其核心在物理空间、经济产业与政治运作体系,是对“何处是江南”的探求;那么想要理解“文化江南”,似乎更应当去关注人们在何种意义或期待上去看待江南,也就是“江南是什么”。
山水诗书:文化江南的四个维度
历史地理学家张伟然先生认为在唐人心目中,江南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区。作为独特的文化区域,“江南”是“佳丽地”,是“好山水”,江南的山、水、特有的物产植被以及经济地位是形成其特有文化品格的重要因素,也是唐代人心目中这个文化区域所独有的特点。(张伟然《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中华书局,2014)美学研究者刘士林先生则认为“诗情”与“审美”是江南文化的本质特征(刘士林《风泉清听:江南文化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两者都敏感地认识到文化江南的独特风貌,也皆对这一风貌做出了不同程度、不同向度的解释。笔者认为,“文化江南”应当由山、水、诗、书四个维度构成。这里的“诗”是指广义的文学,“书”则是指与书籍撰写、制作、流通、存藏有关的技术、产业与运作制度。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文化江南”的形成过程,就是江南山、水不断对象化、审美化、人文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诗”与“书”是山、水审美化、人文化的重要推动力;与此同时,作为审美对象与自然禀赋的山水,也为江南文学的发展与书籍产业的勃兴提供了滋养与资源。山水与诗书互相形塑,造就了风格独特的“文化江南”。作为客体的自然山、水与作为主体创造物的文学、书籍互相成就,互相促进,而作为主体人的实践活动即是这种互相交融的原动力。“文化江南”的形成过程是作为主体的人发现、创造江南的山、水、诗、书的过程,也是江南山、水、诗、书滋养、形塑“人”的过程。
晋室南渡之后,陶渊明在九江发现了田园;谢灵运、孙绰则在浙东发现了山水的价值。“庄老告退,山水方滋”,诗人将山水客体化为认识的对象,发现了山水的价值,而山水融入了主体,成为诗人生命的一部分。宋代词人辛弃疾在信州所写“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则更是将山水主体化,让人处于客体的位置,人成了山水的对象。
对于山水与诗(文学)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提出文学“得江山之助”的命题。中古以降的诗人文士对此多有阐发,认为山、水不仅提供了文学创作的素材,也形成了文人独有的风格特征。浙江省近年也提出“以诗(诗词曲赋)串文”“以路(水系古道)串带”,分别绘就浙东唐诗之路、大运河诗路、钱塘江诗路、瓯江山水诗路“四条诗路”,正是走在历史的延长线上。这一计划为文化浙江,也为文化江南提供了经济一体化之外的文化一体化的尝试。然而,作为重要文化符号的“书”的研究与开发,还有不小的空间。
文化江南中的“书籍世界”
书籍是中华文明的载体。中国的书籍不断向东亚与世界传播,对世界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江南自中古以降即是书籍生产、流通、存藏的重要区域,造纸、制墨、制笔以及活字印刷、饾版工艺的产生与改进皆与江南地区紧密相连。从这个意义上说,“书”又是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文化元素,对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江南地区与书籍生产的相关行业及书籍行业至迟在南朝就非常发达。比如纸,唐以前有剡溪藤纸,南唐、宋代有南京的澄心堂纸,宋代有新安纸、海盐金粟山大藏经纸,明清时代安徽的宣纸更是遐迩闻名。再比如印刷术的改进,五代时吴越王施印的陀罗尼经咒,是早期印刷书籍的代表;宋代庆历年间毕昇的活字印刷,开启中国印刷术的活字时代;明代无锡、常州等地金属活字印书,大大提升了印刷的效率与规模;明代江浙地区的饾版,更将雕版印刷推向极致。这些都对中国印刷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何江南书籍业如此繁盛?当然也与江南的山、水、诗有关。一方面,书籍生产依赖于造纸,江南繁茂的竹、木、藤为造纸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江南的水资源也是造纸、印刷业所必需;另一方面,文化、文学创作的繁荣也为书籍业的发展提供了文化资源。
同时,书籍业的勃兴也造就了大量的文化人与文化世家,江南地区也成为藏书之地,文献乡邦。范氏天一阁、钱氏绛云楼、瞿氏铁琴铜剑楼、陆氏皕宋楼、刘承幹嘉业堂皆是赫赫有名的藏书楼。乾隆年间,四库七阁,江南独有其三,既是朝廷对文化江南的肯定与表彰,同时也刺激了江南文化的发展。除此之外,江南还是书籍东传的重要枢纽。我国的书籍通过江南这个区域向整个东亚传播,远传日本、韩国,形成了王勇先生所说的“东亚书籍之路”(王勇《中日“书籍之路”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唐代诗人殷文圭《题吴中陆龟蒙山斋》:“万卷图书千户贵,十洲烟景四时和。花心露洗猩猩血,水面风披瑟瑟罗。”说明在唐代人眼中,江南吴中的代表元素便是“万卷图书”与“十洲烟景”。乾隆年间朱象贤《闻见偶录》云:“专以鬻书为业者谓之书坊,江南、江西、浙江省有之,他处则无,偶有店铺,亦此三省人也。”此皆足以说明,无论是实际的情形,还是在人们的认知与期待中,“书”都是“文化江南”的组成元素与重要表征。
(作者:冯国栋,系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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