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湖湘文章的源头

原标题:曾国藩：湖湘文章的源头

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

——曾国藩

评

点

这篇作于同治十年五月的序文，是曾国藩文章中的代表作。

曾氏好友罗汝怀字研生，一生孜孜不倦于学问诗文，尤其热心文献史料的整理汇编。《湖南文征》即罗汝怀所编的一部影响很大的湖湘文章汇辑。曾氏为之作序，除表彰罗所做的这桩事的本身外，还怀着一份对罗氏之子伯宜的思念之情。就在写序文的前十天，曾氏写了《罗伯宜墓志铭》一文。

从墓志铭中，我们可以知道，罗伯宜是当时湘军的特殊现象——书生领兵的典型人物。罗伯宜颖慧早熟，两岁即能识字，长大后无论书法、诗文，还是科举制艺，样样精通，并有秀才功名。咸丰四年，罗伯宜即投身湘军，随军从岳阳到武汉再进入江西。先是为曾氏充当文字秘书，后来亲领一军，转战江西南北。咸丰七年，曾氏回籍守父丧，罗亦离开军营重操文人旧业。尔后，罗或往来浙江、江西、广东与闻军事，但都为时不久。同治八年正月，应黄润昌之邀来到贵州参与军事。这年三月，战死于黄平。

罗伯宜文武全才，但事功不大，官位亦不高。曾氏认为自己有责任，如果始终让他统率一支军队的话，罗之所成足可以与当世名将相比。正是怀着这种内疚之心，曾氏认真地为罗父作这篇序文。

曾氏晚年，对自己所写的文章均不满意。对这篇序文，他同样不满意。他在完成此文那天的日记中写道：“全无是处，深为愧闷。”但实事求是地说，这是一篇好文章。

曾氏这篇序文绝不是应付，除传递自己与罗氏父子的情感外，他还要借此文发表自己的文章理念。

在曾氏看来，先哲为文，原本无所谓法与不法。正如一副著名的联语中所说的：“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四书五经、周秦诸子，彼此不相沿袭，各自成体。到了后来，许多本不是写文章那块料的人，勉强为文，于是只有去摹拟前人。摹仿的结果，自然有摹得像与不像、得法与不得法的区别。于是，文章开始有法度之称了。

假若大家都不去摹拟，纯粹去写存在于自心的那篇文章，其实为文也简单。人心对外部世界的感触和表述，无非就是理与情两个字而已，将心中所明白的道理所存在的爱恨情仇，用文字表现出来，这就是自然而然的文章。凡性情敦厚的人都可以为之，其区别只在或深或浅、或精或粗而已。当然，这中间的差距或十里百里、或千里万里，甚至根本无法相比。

除开五经外，诸子百家的著作，各有偏向。以理取胜的，探索常人不能企及的境地，但其弊病又多在偏激。以情取胜的，以富有感官色彩的文字打动读者，但往往又过于繁缛而少真实。自东汉到隋代，文人为文，大多喜欢用排比句讲究声韵，即便谈论那些庄严郑重的国家大政大礼的文章，也如此写。这种风气到了唐代也没有改变。虽然韩愈、李翱等人立志复古，也不能革掉这种满世界已形成的风气。这种风尚，是看重情韵的积习由来已久的原故。到了宋代，学术界喜好探讨先圣的微言大义，学术文章大多效法韩愈的文风。自元朝明朝直到清朝的康熙、雍正年间，文风都与宋代差不多，认为若不如此为文，则不能列入文化人的行列。文风的转变是由于为文者重视义理的结果。乾隆以来，有学问者大多厌弃这种文风，他们转而精研汉儒的著述。对其中的一字一事，动辄予以数千字的考订，对那些谈论义理的文章，反而以空疏无用视之。这是文坛习俗的又一番改变。

曾氏这一通六百来字的述说，其实勾勒的是一个文章发展演变的粗略轮廓，是他三四十年来对古文孜孜研究后的思考。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段话是真正的厚积而薄发。

文章最精彩的当属最后那一段。这一段揭橥湖湘文章的两个源头人物。一是情韵流派的源头屈原及其代表作《离骚》；一是义理流派的源头周敦颐及其代表作《太极图说》《通书》。曾氏指出，这两个人都是具有开创性价值的大师。他们前无师承，自立高文，他们的作品与《诗经》《周易》在同一个档次上，千百年来无人能够超越，对湖湘文学影响巨大而深远。毫无疑问，曾氏的这个观点是对的。他的这个认识，是对湖湘文学研究的有益开启。

这一段话在为文上更是代表湘乡文派的特色：气势宏大，声光炯然，朗朗上口，铿锵有力，如“湖南之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亦山国荒僻之亚”。这二十九个字，一百多年来，不知为多少人所引用，成为对湖南人文地理特色的经典概括。

《湖南文征》序

吾友湘潭罗君研生以所编撰《湖南文征》百九十卷示余，而属为序其端。国藩陋甚，齿又益衰，奚足以语文事?窃闻古之文，初无所谓法也。《易》《书》《诗》《仪礼》《春秋》诸经，其体势声色，曾无一字相袭。即周秦诸子，亦各自成体。持此衡彼，画然若金玉与卉木之不同类，是乌有所谓法者。后人本不能文，强取古人所造而摹拟之，于是有合有离，而法不法名焉。

若其不俟摹拟，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诸简策，使吾缱绻之怀的然呈露，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类能为之。而浅深工拙，则相去十百千万而未始有极。自群经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胜。以理胜者，多阐幽造极之语，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胜者，多悱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丰缛而寡实。自东汉至隋，文人秀士大抵义不孤行，辞多俪语。即议大政，考大礼，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历唐代而不改。虽韩、李锐志复古，而不能革举世骈体之风。此皆习于情韵者类也。宋兴既久，欧、苏、曾、王之徒崇奉韩公，以为不迁之宗。适会其时，大儒迭起，相与上探邹鲁，研讨微言。群士慕效，类皆法韩氏之气体，以阐明性道。自元、明至圣朝康、雍之间，风会略同，非是不足与于斯文之末。此皆习于义理者类也。

乾隆以来，鸿生硕彦稍厌旧闻，别启途轨，远搜汉儒之学，因有所谓考据之文。一字之音训，一物之制度，辨论动至数千言。曩所称义理之文，淡远简朴者，或屏弃之，以为空疏不足道。此又习俗趋向之一变已。

湖南之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亦山国荒僻之亚。然周之末，屈原出于其间，《离骚》诸篇为后世言情韵者所祖。逮乎宋世，周子复生于斯，作《太极图说》、《通书》，为后世言义理者所祖。两贤者，皆前无师承，创立高文，上与《诗经》、《周易》同风，下而百代逸才举莫能越其范围，而况湖湘后进沾被流风者乎?兹编所录，精于理者盖十之六，善言情者约十之四，而骈体亦颇有甄采，不言法而法未始或紊。惟考据之文搜集极少，前哲之倡导不宏，后世之欣慕亦寡。研生之学，稽《说文》以究达诂，笺《禹贡》以晰地志，固亦深明考据家之说。而论文但崇体要，不尚繁称博引，取其长而不溺其偏，其犹君子慎于择术之道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