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周南女中
（近年来，民国时期的大学已被人们屡屡提及。而民国时期的中学呢？适逢“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就让我们关注一下历史上的周南女中吧！）梁启超曾指出：“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强弱之大源。”即：女子教育乃是国民教育之母，其影响之大决定着国家、民族的兴衰。
那么，中国近现代史上有没有这样的妇学呢？答案是肯定的，比如首创于1905年的私立周南女子中学（校名源自《诗经》“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句）。
可以想象，在封建禁锢十分严酷的百多年前，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女子学校的开办将面临怎样的艰辛：一度，男教师上课时，需在讲台前挂一帷帘，与女学生隔开；同时还要求每个学生准备一套“四书”，以便应对官府来人时的检查（实际用的是新学课本）。
横向比较，周南并非中国的第一所女校。但在一些女校尚沉浸于冲破“女禁”的喜悦和自囿于培养“贤妻良母”的观念时，周南却坚持了“启迪民智，解放妇女”的教育宗旨和“教学要与社会生活相结合，要为社会改造和建设服务”的办学方针，办出了特色。其特色之一是，倾全力于女子教育。从师范教育到人才教育，周南始终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据有关方面统计，至1919年初，全国400余所公私立中学中，女子中学只有10所，而湖南仅周南1所。以致“近而湘省，远而鄂赣苏皖闽浙燕鲁晋豫粤桂及南洋等地”，均有学子负笈来游。显然生源不愁。但该校仍注意面向社会底层，开办平民夜校，招收丫头、婢女和贫苦女孩子入学，尽可能地扩大了女子受教育的范围。其特色之二是，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因为当时的社会，能给女性学生就业的机会不多，所以学校根据女子的特性与社会的需求，于建校伊始就开办了师范科和简易师范科，并附设小学和幼儿园。后又开设了缝纫、刺绣、烹饪等专业。进而，为满足全省女子学校对音乐和体育教员的需求，还开办了音乐、体育专科班。其目的就是把能够自立于社会的专业知识与谋生技能都教授给学生。其特色之三是，注重健全人格的教育。为此，校长朱剑凡制定了相应的校训：一、自治心（节制整洁）；二、公共心（博爱仁恕）；三、进取心（勤勉耐劳）。后浓缩为“诚、朴、勇”三字。为此：灌输爱国思想、社会意识，鼓励学生走出家门和校门，参加爱国的社会活动（比如1918年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成立，总共19名女会员中周南就占了13名）。发动学生在校园内种植花草，参加美化环境的劳动；同时利用春秋节假日去郊外游览，借以了解农村、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在培育爱美情趣的同时更强调劳动习惯的养成。提供宽敞的图书室和大量的新书报，创造学生自由阅读的条件，促使学生主动提问题与教师讨论；成立由学生自行选举产生的学生自治会，管理寝室、班级、食堂、图书馆和校园；组织学生开展娱乐活动，在校庆和元旦时举办游艺会，由学生自编、自导、自演节目，以养成自学、自治等多方面的能力和民主精神。
显然，正是这些特色的合而为一，使得周南培养的学生，具备较高的素质，在其毕业之后，能争取到更多的立足社会和平等发展的机会，适应了新时代的需求。毫无疑问，周南的办学是成功的。这成功：体现在培养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上；体现在母校精神的传承与张扬上（最初的几届毕业生，多从事教育工作）；体现在毕业学生的母校情结上。比如徐悲鸿纪念馆长廖静文，在其离校64年后仍深情说到：“我1935年12岁时进周南读初中，1941年18岁时高中毕业，共六年时间，我整个青少年在周南度过。我不能忘记朱剑凡先生，周南是我通向人生的桥梁，金色的桥梁。在那里我形成了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周南精神指引我怎么做。”
这成功，还因毕业生中涌现出众多女杰而广受瞩目。如向警予，不仅发起并组织了湖南女界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日后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如蔡畅，以年龄最大的女红军的身份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成为全国妇联的第一任主席和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如帅孟奇，亦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组织战线的杰出领导人，经受了国民党监狱里的种种非人酷刑而坚贞不屈，保守了党的机密；如黄幕兰，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屡建奇功的红色特工；如劳君展，曾师从居里夫人，攻读放射性物理学，先后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如丁玲，以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一系列作品而享誉文坛。据此，称周南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摇篮和启蒙园地，也不为过。
尽管，从1968年9月起，周南女中改为了男女合校，但在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史上，它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一如研究者所指出的：“要研究中国的教育，而不研究中国的女学，那将是极不完整的；要研究中国的女学，如果忘记了周南中学，则将是一个严重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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