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张之洞
(一)
述说近百年来诸儒之读书论，陈澧、曾国藩以下，便不得不提到张之洞。张之洞，严格说，算不得是一个合标准的学者，但他的《书目答问》和《劝学篇》，确是代表了当时学术界一种风气和倾向。《书目答问》虽有人说他是倩人代作，然我们在这里，不妨仍用他名字来叙述。
《书目答问》算不得是一部指导人做学问的门径书，只好算是一部便于翻检的参考书。一部指导人做学问的门径书，至少该备具下列几条件：
一、在于他所想要指导人做的学问里面，摆出一个体系，而显示其相互间之缓急轻重先后。
二、指出做此项学问的几部人人必读的基本书，使学者有处下手。
三、提示该项学问之极高境界，使做此项学问的人有一个努力追求的目标。
读曾氏的家书、家训，虽似简陋，然循此做去，却可成就一种学问，因为曾书备具上列的条件；而《书目答问》则否。他里面整整齐齐排列着经、史、子、集、丛书五大类，每一类中又各分子目，至于三四十项，一些也不漏。似乎全部的学问其实只是书本，都平铺放在一堆，教人茫如烟海，望洋向若，问津无从。《书目答问》中所举书共二千余种。若论卷数，则应在十万卷上下。分类言之，经、子两部，都在一万卷以上，集部几及两万卷，史部则出两万卷之外。这样巨大的书目，只好算是一种簿录，绝不能作为指导人读书的门径。然而《答问》开首的《略例》明说：
此编为告语生童而设。
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因录此以告初学。
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今为分别条流，慎择约举，……令其门径狭然，缓急易见。……
总期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惘眩惑而已。兹乃随手记录，欲使初学便于翻检。
所举二千余部，疑于浩繁，然分类以求，亦尚易尽，较之泛滥无归者则少矣。
诸生当知其约，勿骇其多。
可见他明明要做一部指导初学的简约的门径书，而所开书目竟如此浩繁。这只好说是编《答问》的人，自己就不知学问；或是他自己对学问上，便就不知甘苦，不知深浅，并未真实如此般去下工夫。所以罗举了二千余部书目，却叫初学的人“当知其约，勿骇其多”。其实《答问》中所吿诉我们的，只是一些版本、目录之学，可说是为一般校勘家、收藏家初步应有的常识。而版本目录校勘收藏，还只是给做某种学问的人以一种方便，并不算是一个门径。若是其人先对某一种学问稍知门径了，再来翻看《书目答问》，也未尝无助益。若其人对各项学问，尚属全无门径，而想从《书目答问》中去寻找，则他所寻到的，自然是一种版本学、目录学的门径，或是校勘、收藏家的门径罢了。因此《书目答问》的功效，不啻像在教人去做一种版本目录的学问，或是做一种校勘收藏的工夫。而在指示人真实做学问的一点上，则可说并无贡献。这无异乎告诉我们，在那时提倡读书的人，他实在也只能提倡一种目录版本之学，他只能领人走上收藏或校勘的路子。最多亦不过造成一种博杂无统，泛滥无归的学风而已。
(二)
或者有人要为《答问》辩护，说此书《略例》本云：
弁陋者当思扩其见闻，泛滥者当知举其流别。
本来教人读书，当视其性之所近，分类以求。《答问》备列群书，也并不是教人去做博杂无统，泛滥无归的学问。此说似而实非。学有流别，学者当就性近，此二义发于章实斋。章实斋的《文史通义》，本是对于他当时经学考据独霸权威的风气下之一种抗议。其《校雠通义》一书，所谓“平章学术，考镜源流”，亦是对当时《四库》馆臣一种进一步的献议。然当时《四库》馆臣所编《总目提要》，虽不能上追刘、班，下媲夹漈，做到章氏所论平章学术、考镜源流之能事，终还有他的提纲挈领、溯源竟委处。以《书目答问》较之《四库提要》，则所出尚远在其下。读《提要》，多少可以知道些古今学术的流变得失；读《答问》，便只能知道一些现行版本的异同、精恶。所以《答问》一书，最多是一部便于翻检的目录，不能从他书里来懂得学问的流别。
或者又说：《答问》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亦十之七八。(见《略例》）精注精校，是清代二百四十年学人工力所萃。《答问》为书，在这点上，至少透露着清代的学术精祌。若纯从清学作观点，此书不能不说是一个门径。此说亦似而实非。即论清代，顺、康、雍早年，与乾、嘉全异。不仅明末遗老如黄、顾诸大儒，那种生动博大的精神，在《答问》里全看不出。即乾、嘉考证学全盛时代之森严壁垒，亦复在《答问》里昧失了。从清初到乾、嘉，我们还可说学术重心之转移。从乾、嘉到晚清，则实是学术重心之消失。《答问》为书，则正是乾、嘉考证学堕落到消失重心以后的出品。因此这一部书目，纵然收罗着不少乾、嘉以下的精校注本，而实际已是游魂失魄，没头脑，没纲领，极其能事，亦止于是目录校勘而已。若定要找寻代表清代汉学家的一部门径书,则毋宁还是江郑堂(藩)所著的《汉学师承记》和那篇《国朝经师经义目录》，来得更好些。
（三）
张氏原书《书目》五卷后，亦附一个《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他说：
读书欲知门径，必须有师。师不易得，莫如即以国朝著述诸名家为师。……知国朝人学术之流别，便知历代学术之流别。胸有绳尺，自不为野言谬说所误。
其《姓名略》又分经学、史学、理学、经学史学兼理学、小学、文选学、算学、校勘学、金石学、古文家、骈体文家、诗家、词家、经济家十四门。他说：
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
这里好像著《答问》的人，亦想把清代学术来笼罩古今，而以小学为清代学术的最先根基；他指示学术大体，亦自有系统，自有涂辙，不能说他仅是一堆的书目。然而亦不尽然。若论学术大体，则张氏所分十四门，可谓不伦不类。若论为学层次，则“由小学入经学”一语，可说是开口便错了。若谓清代大师治经，多通小学，此诚有之。若谓必由小学入经学，则不仅清初如顾炎武、张尔岐(此依《姓名略》所举)一辈并不然，即稍后胡渭以至惠栋诸人亦不然。甚至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诸人，谓其专精小学则可，若谓其是由小学入经学，亦不免看错了他们。《姓名略》所举“汉学专门经学家”凡一百五十一人，试问这里面几个是真由小学入？又“汉宋兼采经学家”五十人，如黄宗羲、宗炎以下，试问他们是否亦由小学入？若不自小学入，是否可说其经学便不可信？
至谓“经学入史学，其史学可信”，则更属影响之谈。如章学诚，不能不说其史学可信，但却不能说他由经学入。如崔述，可说由经学入史学，《答问》所列史学家中无其名，而归入汉宋兼采的经学家中。根据《姓名略》两百零一个人的名单来研究经学，不免要使人迷惘眩惑。若根据《姓名略》史学家九十个人的名单来研究史学，便会更得不到史学上的一些纲领把握的。在此九十人中，大部可说是经学考据之旁门，须严加洗汰，始可呈现出史学规模。一面还须添入，如王船山、秦蕙田、崔述诸人入经学，潘次耕、严可均诸人入小学，刘献廷、戴名世诸人则各门皆无。
至于理学、词章、经济，照他排列，尚在小学、经、史三累之下，那就更可不论了。而《答问》又说：
士人博极群书而无用于世，读书何为？故以经济一家终。
不知清初诸老多讲经济，却尚不甚重小学；逮及乾、嘉考证学全盛时，方力尊小学，却又不重经济。道、咸以下，渐渐又重经济，而小学却又渐渐为人淡视。今《答问》不辨此中消息，其教人治学，似乎该由小学始，由经济终。在他似乎既不知道小学的甘苦，又不知道经济的艰巨。对于清初及乾、嘉两段的学术界，既属顾此失彼；即在晚清一派经世致用的新思潮下，亦可谓是不分轻重。徒然捃摭了一些装点门面话头，而精神则全不在此，明眼人自能识破。所以我说《书目答问》只可供稍知学问门径的人作参考翻检之用，而并不能指导初学走上学问的门径。
而不幸六十年来的学术界，却多把此书当作教人治学的门径书看。湘潭叶德辉说：
其书损益刘、班，自成著作。书成以来，翻印重雕不下数十余次。承学之士，视为津筏，几于家置一编。
则六十年来的学术界，(按：《答问》刊于光绪元年。)宜可不言而喻矣。
张氏尚有《輶轩语》，与《答问》同时并刊，然其书益庸肤，偶作门面套语，全是模糊影响，无足深论。本来清代学术，到同、光以下，已是势在必变，然以陈兰甫、曾涤生两人的气魄力量，尚不能负之以趋。张之洞则只是一名士，一显宦。相传缪荃孙为其代撰《答问》一书，不知信否？要之其人亦只是一名士。由他们来指导人学术门径和读书方法，其成绩宜乎难得使人满意了。然而依今而论，则官僚如张，名士如缪，亦已不可多得。学术一差，人才自退，即此便是一好例。
(四)
张氏又有《劝学篇》，在《书目答问》后二十四年，其意识态度乃与《答问》大变。他说：
先博后约，孔孟之教所同，而处今日之世变，则当以孟子守约施博之说通之。……孔孟之时，经籍无多，人执一业，……官习一事，……其博易言。今日四部之书，汗牛充栋，老死不能遍观而尽识。即以经论，古言古义，隐奥难明，讹舛莫定。后师群儒之说解，纷纭百出，大率有确解定论者，不过什五。沧海横流，外侮洊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兼讲旧学则力不给。再历数年，苦其难而不知其益，则儒益为人所贱。圣教儒者，寖微寖灭，虽无嬴秦坑焚之祸，亦必有梁元文武道尽之忧。此可为大惧者已。……今欲存中学，必自守约始，守约必自破除门面始。爰举中学各门求约之法，条列于后。损之又损，义主救世，以致用当务为贵，不以殚见洽闻为贤。(《守约·内篇第八》)
这几句话，和《答问·略例》所谓：“所举二千部，分类以求，亦尚易尽，诸生知其约，勿骇其多”云云，竟如天壤悬隔了。平心而论，不能不说这是张氏的觉悟和进步。这是在此二十四年中大势推迁，逼得他不得不如此想，如此说；逼得他不得不破除门面，再不敢以“殚见洽闻为贤”，再不敢教人以“博杂浩瀚为学”。因此，《书目答问》还是保存着乾、嘉相传之门面，而《劝学篇》乃透露了同、光以下的时世。由博反约，正是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一个共同倾向，共同要求。陈兰甫、曾涤生皆有此意。张之洞虽乏深知灼见，然在此亦不能自外，正见这是时代的压力。
然而读书求博固难，求约更不易。求博只须“功力”，求约则贵有“识趣”。乾、嘉以来学者，幸值社会安定，世运升平，一向务博，尽肯用功夫，但识趣却日卑日下。一旦要改走守约路子，请问又如何个约法？《劝学篇》说：
一、经学通大义。
《论》、《孟》、《学》、《庸》以朱《注》为主，参以国朝经师之说。刘、焦《正义》，可资考鉴古说，惟义理仍以朱《注》为主。
《易》止读程《传》及孙星衍《周易集解》。
《书》止读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
《诗》止读陈奂《毛诗传疏》。
《春秋》《左传》止读顾栋高《春秋大事表》。
《春秋公羊传》止读孔广森《公羊通义》。
《春秋榖梁传》止读钟文蒸《榖梁补注》。
《仪礼》止读胡培翚《仪礼正义》。
《周礼》止读孙诒让《周礼正义》。
《礼记》止读朱彬《礼记训纂》。
《孝经》即读通行注本，不必考辨。
《尔雅》止读郝懿行《尔雅义疏》。
《五经总义》止读陈澧《东塾读书记》，王引之《经义述闻》。
《说文》止读王筠《说文句读》。
张氏说：
以上所举诸书，卷帙已不为少，全读全解，亦须五年。故主张就原本择要钩乙标识，但看定论，引征辨驳，不必措意。又欲节录纂集以成一书，皆采旧说，而不必章释句解，期以一年或一年半毕之。
张氏又说：
总之必先尽破经生著述之门面，……然已非村塾学究科举时流之所能矣。
以上是张氏对读经的守约论。我所以在此不惮详举者，一则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时蠭起的“学生国学必读书目”，以及各种“学生国学丛书”之类的编行，其实仍只是同一个时代需要下的产物，在张之洞时已然提及。二则最近又有一种新兴的读经运动，却只听见人提倡读经，没看见人指导人如何读法。似乎只要读经便得，更不感有问题。此其对于经学上的常识了解，又比张氏当时倒退得多了。现在重新提出张氏的《劝学篇》，正可使我们当前的新旧两派，都用来作一个参考。
二、史学考治乱典制。
史学切用大端有二：一事实，一典制。事实求之《通鉴》。《通鉴》之学，约之读《纪事本末》。典制求之正史、二《通》。正史之学，约之以读志，及列传中奏议。二《通》之学，《通典》、《通考》，约之以节本。《通考》取十之三，《通典》取十之一。考史之书，约之以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史评约之以读《御批通鉴辑览》。凡此皆为通今致用之史学，若考古之史学，不在此例。
此为张氏对于史学之守约论。
三、诸子知取舍。
四、理学看《学案》。（黄梨洲《明儒学案》，全谢山《宋元学案》，以提要钩玄法取其什之二。)
五、词章读有实事者。
六、政治书读近今者。(百年以内政事，五十年以内奏议。)
七、地理考今日有用者。(形势、水道、物产、都会、交通、险要、海产边防、通商口岸。)若《汉志》之证古，《水经注》之博文，姑俟暇日。
八、算学各随所习之事学之。天文、地图、化力光电，一切格致制造，莫不有算。
九、小学但通大旨大例。
此为张氏对于各项学问之守约论。平心论之，其间实自有几许通明的见解。如经学看《四书》，《四书》专主朱注。史学主通今致用，不取考古。理学重新加入到学问的圈子内。小学退居到最后。这几点，只须稍治清代学术史的，便可知其意态之开明与识解的重要了。
(五)
然而张氏还深恐那种守约的方案，不能见效。他说：
如资性平弱，并此亦畏难者，则先读《近思录》、《东塾读书记》、《御批通鉴辑览》、《文献通考详节》。果能熟此四书，于中学亦有主宰矣。
让我们回头再看他二十四年前的《书目答问》，千百种精校精注本，分门别类，俨如七宝楼台，何等庄严！待到《劝学篇》里，语气竟如此萧索；一再的打折扣，只希望人能读《近思录》、《东塾读书记》、《通鉴辑览》、《通考详节》。偌大的学术门面，到底破坏无遗了。这不能叫作“守约”，只能算是“居陋”。譬如一个大商店，愈是削盘大落价，过客愈是怀疑，不愿光顾，结果只有关门大吉。张之洞的《劝学篇》，似乎是那商店大减价的广告，便是将近歇业之预兆。
从光绪元年到光绪二十四年，中国学术界一般情形之恶化，及其急转直下之势，正可于张氏的先后两书中看出。《答问》刊于四川，《劝学篇》刊于江苏，这里也有一些地域的关系。四川僻在长江上游，还能使当时人发其怀古之幽情。江苏接近海洋，门洞开，风气鼓荡，便最先摇动。因此张之洞在晚清学术史上，虽说没有他的地位，然而他究已粉墨登场，由他来表演出当时一幕很重要的剧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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