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面墙的木制书架 像深色的海潮,厚重深沉 千百枚书本 如珠如贝,闪耀璀璨 “您最喜欢的书房是什么样的?” “就是我自己的书房。” 室雅何须大,有书香足矣 此谓行者行于方寸之间的幸福感 他与书结缘 从此“不释卷、定终生” 本期“北大学者的书房” 让我们一起走进 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徐湘林的书房 笔底吞吐天下事 小屋笼尽济世心 与他相遇于这片书家桃源 感悟纸页之中的温度 品味方寸之间的浩瀚
书房需要有一种氛围
徐湘林书房里的书,大多按照年份摆放,主要分为三类,上课和写文章用的、专业书籍以及资料性文件。他喜欢把书房布置成自己最喜欢的样子,并不介意多年积累的痕迹:杂乱或拥挤。即使需要收拾整理,也要按照自己的心意进行布置。“书的摆放可以稍微杂乱一点,但‘可获得性’很重要。”
比起太高或太低的、带有玻璃门框的书柜架,徐湘林更喜欢开放性的书架:要看书时没有隔着一层玻璃,在感知上、在心理上,就会觉得自己离书很近。“书房需要有一种氛围,能够使人进入到一种读书的状态里。”
除了书架,桌面也是徐湘林藏书的一大“重地”。桌面上的书分为两类:一类是随时要用的书,教课、写文章所需的相关书籍,摆在桌面上方便随时翻看;一种是新书,暂时不知道怎么归类,就先“存”到桌上,也会随时翻阅。有时候桌面上同时摊开好几本书,桌子上会有些乱,但徐湘林不以为意:“我觉得那种乱,它不会引起你的烦躁,实则是乱中有序。”
徐湘林的书房里不仅有书,还有很多收藏品,包括他本人拍摄的照片、女儿学素描用的石膏大卫像,还有他去各地收集的小工艺品。“哪怕酒瓶子这样的小东西,有点历史感的,我都很喜欢。”
徐湘林认为,书不能当成摆设,书房里除了书之外,还应该有点感性的东西。书是理性的,但在理性之余,人们仍然需要感性,给自己在视野上带来一些灵感、一些冲动。
“人需要跟书在一起,但不能仅仅跟书在一起。”
读万卷书也行万里路
徐湘林的书房里悬挂着许多由他本人拍摄的照片。因为儿子出生时想拍点照片留下纪念,于是从此入了摄影的“坑”。2002年,他购入了人生的第一个卡片机,开始通过摄影记录生活,观察社会。
“一开始是业余学学,后来发现摄影是观察社会的一个角度,应该用照片记录下来。”对徐湘林而言,摄影所注重的独特视角与主题,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观察异曲同工。摄影,成为阅读社会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你拍的照片里得有故事”。徐湘林的摄影作品(他称之为习作)确实能给人一种故事感,让你特别想从中发现些什么。但他又说,摄影本质上是发现,需要不断地去突破前人已确定的形式和主题,“永远不要认为你观察到的就是整个世界”。
摄影也是创作,带有个人的主观情感和价值审视,也会主观上放大单一主题的意义。“比如说,构图为了突出主题会剔除各种淡化主题的‘多余’部分,这和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很类似。因此,需要对系统化了的知识和理论体系保持警惕。”
徐湘林在讲课时一直强调,理论很重要,它会帮助我们了解表象后面的逻辑和规律,体察深层次的东西。但是理论也存在自身问题:过于理性化的建构,很大程度上出于人们的想象,缺乏自然界的实际验证。“理论只是个工具,这个工具好不好使,还必须到现实中间去检验,而这个检验就是贴近社会。”
因此,他认为,学者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走进社会,去观察去理解当事人的个人和社会情感与价值观、观察和理解他们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作为学者,他并不喜欢一直泡在书房,反而更喜欢到外面去跑:去到乡村、县里,跟不同的人聊天和访谈,得到一些真实感受和发现,回来再对理论进行验证和修改。
做社会观察和田野调查,时间、精力等各方面成本很高。如何掌握开放式、家常式的聊天方式,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谈,如何了解对方的说话习惯、关心他们的关切,这些都需要多层面的知识的支撑。“‘有效沟通’不仅是情商的问题,还涉及到你的知识的广度和结构。”
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在此殊途同归。
从美国学成归来后,徐湘林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是中国政治。“我在美国学了很多政治理论、比较政治、政治分析等方面的知识。但我真正感兴趣的研究还是中国问题。不可否认这里面有本土人文关怀的一种情结,也有中国研究本土化的一种学术追求。”
在自己还是学生的时候,他喜欢看法国等现实主义学派的文学作品,当年高考报考的是北大中文系。“中文系没要我,所以阴差阳错学了政治学。”从这带有巧合性和宿命感的亲历出发,徐湘林对于“理性”有了不一样的认知。
“理性主义当然是需要去关注的思想和理论方法,它确实能帮我们去了解更深层次的问题。但是纯理性的东西,可能会在某些方面使我们迷失。”人类社会是有情感、有温度的,完全靠理性,理解反而可能会出错:“所以一定要有一些人文的东西在里头。”
徐湘林曾在美国受了很严格的学术训练,遣词造句都非常讲究、精致,但时间久了渐渐感到死板,“有时会想要突破,突破那种所谓的训练给你带来的约束。”
人文的东西,总会突然给人带来灵感,使人对某个问题豁然开朗。徐湘林不受于某个单独知识领域所约束,尽量丰富知识结构,兼顾专业与爱好,不断看书,不断自省,不断去探讨新的东西。
“虽然我的本行是做政治学,但我什么东西都看一点——对历史啊,经济学啊,社会学啊,甚至科技知识都保持一种好奇心。但也不排除主观意识导致的对观察事物的误判,所以还是要时刻保持警惕,所谓的客观性不是绝对的。”
在阅读和研究中始终保持一种批判性思维,是徐湘林的治学态度。
谈及“是否有一本书对自己的世界观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一话题时,徐湘林笑了:“没有,一个人的世界观是被不断地形塑的。”但他提到了很喜欢的一本书:陈忠实的《白鹿原》。他认为《白鹿原》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寻根的现实主义作品,对改变自己观察中国现实问题的视角,从历史文化寻找渊源和理解有重要的影响。
“我原先留校教书是教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开始对我影响较大的书,大都是卢梭的作品。卢梭作为近代欧洲浪漫主义哲学的始祖,其思想体系具有很强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后来去美国留学研修政治科学,学了很多行为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的知识和方法。回国后,在研究中发现这些知识体系与中国的现实有差距,对一些中国问题缺乏解释力。后来,在本土化研究的尝试和努力中,恰恰是《白鹿原》这样一本文学作品给了我探讨中国历史文化渊源及其影响的激发。”
对于自身并未亲历的事情,所产生的判断实际上很浅薄的。真正经历过的当事者亲口回忆的东西,跟人们从历史书上、电影上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当积累了一些社会科学的认知、层层系统的理论与知识结构后,历史的“在场”被逐渐触摸到。对于历史想象性的感知误差,在读书过程中被不断修正。
对知识,对学问,徐湘林以书作舟,不断寻找新的起点。
“现在的书很多,但我总觉得有些书没什么价值。你怎么能辨别出有价值的书,就看怎么快速来判断这个书的品质,以及它所涉及的东西是不是你所需要的。我有很多书是别人送的,但自己买的书应该是自己想要看的。”
关于读书,徐湘林对广大学生的建议是:应当抱有目的,分出层次。
研究型的读书,应当首先从打基础开始,根据大学四年所选专业来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通过与老师和同学的交流,发现当下的短板,确认未来的研究发展,通过读书进行相关方面知识的积累,查漏补缺。到了研究生阶段,需要重新规划学习目标,去设置议题、去做研究了,这时读书的聚焦性更强,根据议题相关论证搜索相关文件,寻找用以支撑事实论述的素材,把读书和调查结合起来,意义更甚。
在学术研究之余,读书更要“有质”、“有致”。纯消遣性的读书,例如读个诗集,可以用以调节生活。知识面当然越广越好,但需要把握一定限度,不能无限度的去看书。很多书的价值有限,要选择与自己的经历、兴趣有关的书目,在读书过程中培养读书的品味,好读书,读好书。
读书多的好处在于“储备”,“无用”亦“有用”。“在遇到某个问题的时候,有时会突然冒出来一些记忆:好像前两年有本什么书,谈到了这个问题,具体的内容也许记得不很清楚,但是你知道他在谈什么。再回头去找到那本书,恰恰是这本可能当时被忽略了的书,解决了你的问题,你再次发现了这本书的意义。这大概就是读书的过程吧。”
万个长松覆短墙,碧流深处读书房。徐湘林行于方寸,步履轻盈而坚定。
徐湘林,1982年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7年赴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求学,1995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回北京大学继续任教。现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政府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比较政治学、中国政府与政治和公共政策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来源:宣传部海外传播办公室、政府管理学院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