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非
书籍,似乎总是让人肃然,不敢亵渎的。司马光藏书万余卷,“晨夕披阅,虽数十年,皆新如未手触者”,之能如此,是因他特别爱惜书,“至启卷,先视几案净洁,籍以茵褥,然后敢启”。一般人对于书,虽不能仔细到这种程度,但可以说“恭敬之心,人皆有之”。但究竟怎样算真正爱书,却不可只看表面。司马光的藏书,“虽数十年,皆新如未手触者”,是主人爱书的标志。然而,有些人,书也买了许久而簇新如故,原因却是从未读过,买来只是装门面;有些人,也像司马光一样,每逢读书,正襟危坐,翻动书页时小心翼翼,可究竟读进多少只有他自己清楚;还有些人,书读得极多,也读懂了,却有“食书不化”之病,空装了一肚子书而被讥为“两脚书橱”。
爱书绝不在表面,不在形式。曾国藩说:“苟能发奋自主,则家塾可读书,即矿野之地,热闹一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亦可读书。周作人在《入厕读书》里反对郝懿行的“污秽之区,非讽诵所谊”的观点,声称“颇赞成厕上看书”,我亦有同感。我之于书,虽不忍污损,甚至一度还有:‘包书癖”,但态度远非毕恭毕敬,除了不肯放过入厕看书的享受外;还有爱躺倒看书,以及折页或偶尔在要紧处圈点作批等“不良”习惯。总之,虽然我了解爱书可以采取司马光的方式,但更倾向于“庭户萧条燕雀喧,日高窗下枕书眠”的率性,不以为非焚香净手则不足以显示书的伟大。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爱书佳话层出不穷。刘邦曾反省道:“吾遭乱世,当秦禁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葛洪“屡遭火,典籍尽,乃负笈徒步,借书抄写,卖薪买纸,燃火披览。”直至现代,高宝玉喊出的最强音也是“我要读书!”也许就因这类佳话太盛的缘故,中国便很少有人敢说自己并不爱书—其实不爱的,也尽可能假装着爱。近来看见歌星,影星,球星一流人物;被询及有何“业余爱好”时,每每必答以“看书”,不禁暗想:“何必?”跟世界上很多事物相比,书其实并不那么容易招人爱。从前,有一首打油诗倒是说了真话:“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夏去秋来冬天到,收拾书包好过年。”古来好些“立志苦读”的事迹,都被当作爱书的典范,林语堂却有一番出人意料的见解:“在中国人们常常鼓励学生要‘苦读’。有一个著名的学者从事苦读,在夜间读书时瞌睡了便以锥刺骨。又有一个学者他在夜间读书时,叫一个使女站在一旁,见他瞌睡时使唤醒他。这是不通的。”“这种人对于读书已完全没有了乐趣。一个有价值的学者是从不知道所谓‘砥磨’或‘苦读’的。”这话我认为是说到了点子上。中国自从建立科举取士制度以来,国人的读书之爱早已跟作官之爱难解难分了,其间,多少人实际上对读书本无兴趣,却为了飞黄腾达或混个“出身”才逼着自己受那“十年寒窗’之罪?这情形,至今本质上亦未改变—尽管不再有科举,试题也不再是八股文,读书却仍旧是敲门砖—明明不喜欢,还是不得不一块快拣起来,背在身上,揣在兜里,为的是将来叩开“命运之门”。
然而,公开表达对书的憎恨,且不屑于隐瞒的,也有,却几乎只限于一类人。他们的鼻祖,便是那个“始皇帝”;正是这位“有作为的君主”,首开焚书先河,将当时除《秦纪》及医、卜、农以外的书,举天下所有史籍、诗书、百家语,尽付之一炬,中华文明几乎就此断绝,害得汉代学者费尽辛苦,才逐渐续上旧脉,但仍留下许多不解的疑难。自秦朝起,专制主义者禁书毁书愈演愈烈,明清以来尤甚。别的且不论,单看王利器先生辑录的《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就令人“一网打尽”之感;本世纪20年代,禁书里不但有《呐喊》、《彷徨》,也有《胡适文存》;至“文化大革命”,人们要问的就不再是哪些书被禁了烧了,而是究竟有哪些书不在烧禁之列?据绿原先生《〈末挠书〉题解》,1967年,郭沫若表示:“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毁,没有一点价值。”郭氏此语,多为后人垢病,我却从中觉出了凄惨。
归根结底,一个著书者溢出此话,无论多么曲意阿逢,须知他内心也必定在流着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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