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五，放寒假的前一天。
到得星期六上午，发成绩报告单、发学生手册，发寒假作业，师生们就都可以作鸟兽散了。
我由于去留尚未定局，一早就来到了办公室。手头特意留了点活干，那就是把由我这个副班主任写的、正班主任看过的初二（1）班全体同学的品德评语抄到学生手册上去。
本来这些琐事是昨天都可以做完的，我怕今天坐一天太闷气，所以拖到了今天。
不但拖到今天，而且还想拖得更长些，因为真要抄也就是一个小时的活。
而我是当它练硬笔书法，一笔一划地慢慢描。
其他老师似乎只有两三个来点一下卯，找个借口又离开了，虽然按说今天是要坐班的。
年级组长王先生当然也来，一见我端坐在那里，便叮嘱我多辛苦，看着点，自己也溜之大吉了。
这倒不是躲避我，更不是当年的教师们都显得如此松散而没有责任心，实在是事出有因的。
过年在即，街上已满是过年的气氛了。
说气氛主要是购物的气氛。
那年头什么都凭票供应，只有一个例外：买棒冰。
这年货更是全配给。而要把那些七七八八的年货都买回家，是要颇费一番周折的。
糯米赤豆在粮站，鸡鸭鱼肉在菜场，瓜子花生在食品店，而现在任何“麻辣烫”摊点上都有的黑木耳黄花菜当年更是稀有物资，每户人家只配给各二两，还要到居委会去买。
家家户户还要磨粉、摊蛋饺、熏鱼块、做汤圆。
女人们还要去扯几尺布，买几斤棉，给当家人做件年里“出客”穿的罩衫，孩子们也一式地要新衣新鞋。
而我办公室里的那些老师们，大多正是当家人的角色，那还不赶紧溜回家去忙活？
忙虽忙，现在想来大家还挺乐呵，象个过年的样子。
哪象眼下，连年夜饭都订到饭馆里，家家已经宽敞了许多的“豪宅”是多少显得太冷清了些的。
当年唯一恼人的是，哪里都要排长队，没有半个小时都下不来。
菜场的队排得更长。
一般的家庭会派男孩子头天晚上十点就邀集一帮邻居同学，到菜场的水泥摊位上去打牌吹牛，顺便占下空位，人不够，物来凑，短砖、破篮乃至一节草绳，都抵得一个位置。
从晚上10点到早晨6点开秤卖货，中间变化颇多，为来为去为了个先后，吵架打架断少不了，所以成群结伙去的就占了人多势众的便宜。
好不容易熬到开秤，又是一波风云。
后面的人拥起来，身体弱些的女人会被挤得连气也透不过来，只好逃离队伍，站在一边哭。
因为前功尽弃不算，重新排队则是肯定买不到东西的了，只有明天再来。又有谁知道，明天不是今天的翻版呢？
往年我家里这档子事都是我承包，就因为我有9年修地球的历练，还有修地球的伙伴，我们野惯了，一出动，一般都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
今年是个例外。呵呵，我是家里的“文化人”了，当老师的，它副的也好歹是班主任啊，得去写品德评语啊，咱捏笔杆子的手还能干那些粗活么？
在中国，读书人在家里比在外头吃香多了。
但宠得紧，蜕变起来也快。
体力上是轻松了，心里并不快活：去留未定啊！
过了年，究竟是继续教书呢，还是继续回生产组糊纸盒子呢？
学校各级领导们也都忙着过年去了，没空来理我这个茬，也是情有可原。
思来想去，有我放心的地方，也有我担心的地方。
让我放心的是，两次听课，教导主任和校长的评价不低，王先生跟我更是成了忘年交，几乎无话不谈的。怎么想也应该错不了吧。
而让我担心的是，前两天我的“内线”告诉我，说教导处派人来调查过我。
事情的起因是，这学期历史考试全年级平均分数为81分，远远高过了其他课，也远远高过了以往的校方记录。
由于整个年级8个班的历史课都是我上的，考题也是我出的，总复习课也都是我上的。于是据说我被怀疑故意漏题。
出题环节应该无可置疑。
我是坐在史地教研组组长沈先生的眼皮底下一口气出完并当场叫他审核，然后当面封存，一起送进教导处的。
到考试前10分钟才去教导处取出来，在有人陪同的情况下走进教室，发给同学的。
于是疑点就集中在我的复习课上。
我被怀疑是否干脆把考题的正确答案直接在复习课上给了学生了。
据说调查是以背着我向各班班主任和任意抽选的同学提问的方式进行的。
而我，前面已说过，依然是一个帮别人数自己卖身钱的木知木觉者。
但据“内线”报告，被调查到的老师同学都异口同声地帮我，说考这么高分是因为他确实教得不赖。
但调查的结果依然不得而知。
它跟去留会有某种内在联系吗？
正这么一边胡思乱想，一边练书法似地抄写品德评语，忽然耳边听到一些动静。
抬头一看，原来有很多初二（1）班的同学正趴在办公室的窗外看着我呢。
初二的孩子才十四五岁，家里的忙还不怎么帮得上，所以到学校里来结伴玩一玩。
另一个目的我自然也很清楚，那就是想提前知道自己的分数，我们做学生的时候也这样。
那时正值三九严寒，外面风大，很冷，而我也大概抄齐了，我就招呼他们进来。
孩子就是孩子，忽喇喇地就推门进来了，一下子把我的办公桌团团围住，挤不到桌边的还推推搡搡，象要打起来的样子。
他们七嘴八舌地要问分数，甚至伸出手来抢我手里的学生手册。
我一直是个没有什么威信的教师，几乎没有一个孩子怕我。
我也不想改变自己。
为了所谓纪律，我只好把学生手册锁进抽屉，引来一阵拖长了的惋惜声。
但我也透露了一点信息，比如某同学考得很好，某同学没有不及格的，等等。聪明的孩子都能听懂并感到些许满足。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又把话题引到我的历史课上来。
“我最欢喜历史课了。”
“扎劲！”
“好玩！”
“穷笑，别的课怎么去笑啊！”
我听了却别有一番滋味，心想，“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啊！
我希望他们赶快把这一话题结束，扯点别的什么都好。
然而正应了那句俗语：哪壶不开提哪壶！
童言无忌啊。果然有人开问；
“哎，郑先生，你下学期还教不教我们了？”
那个能说善辨的我好象在一秒钟里就潜出了我的灵魂，不知遁向何处。
“你说呀，到底教还是不教？”
“……”我根本没想到要回答，我只是告诉自己，在孩子面前，要忍住啊。
孩子们却不依不饶。
看来一言不发是无法过关的了。
当我终于觉得我能把声音从自己的两唇间送出去的时候，我说：
“如果，下学期不是郑先生教，会怎样？”
一把盐掉进了油锅。
“那怎么行！”
“肯定不行的，那会没劲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你不喜欢我们啦？”这显然是女同学的娇憨。
“谁敢来接你的课？谁敢？”
“对，一律轰出去！不管他是谁，我们不管！”这显然是男同学的仗义了。
我必须把自己的头低下来，我突然受不了孩子们真挚的目光，我不能对视，我无法应对。
岂但如此，有一刹那，我甚至觉得自己浑身虚脱，有点飘起来的感觉。
我唯一能做的是，在我的意识飘开我身体前的一瞬，用最后的力气告诉自己：在孩子面前，要忍住。
孩子们的话在升级。
“是谁，不让你上我们的课，我们去找他。”
这样的孩子气真有说不出的可爱，于我是终身受用的。
我突然有了回答的力气，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口气竟然极其粗暴：
“干什么？你们想捣乱？”
我清楚地从孩子们的眼睛里读到了委屈！但我没有办法。
爱，有时就是以互相伤害的方式出现的。
他们的好心却让我好难过，反之，我也是。
“哟，好热闹啊！”门外传来了王先生的大嗓门，“说些什么，说得这么热闹，我也来听听。”
“没什么……”孩子们显然有些害怕，都站直了身子，退离桌子，回答的声音也一下子变得低衰。
“哦，我知道了，一定是郑先生又在讲笑话，”弄得王先生只好一头雾水地自我解嘲起来，“郑先生最会讲笑话了。继续讲，继续讲。”
“一上午了，也讲够了吧，你们还不回去吃中饭，你们爸妈又要满弄堂地找啊叫了。”我是只好顺水推舟的。
孩子们趁机散了。
“哦，忘记告诉你了，喔唷，忙过年都忙得昏了头了，这么重要的事情忘记告诉你。你手头忙完了吗？快，到教导处去找顾先生，”王先生抬腕看表，“这会儿他还在的，快去。”
“什么事？”我问这句话是要多大的勇气啊！
“哈哈哈哈——”王先生爽朗地大笑起来，“还能有什么事，你跟我老头子也玩起矜持来了，哈哈，年夜岁边的，还能有什么事？叫你下学期再来呗。本来我说我来告诉他就行了，顾先生仔细，说还是以教导处的名义好些，那你就去跑一趟喽。”
“我还以为下学期你们找到新的了呢。”
我知道说得不得体，但那一刻，我不说会立即郁闷死的，就有那么严重。
“这是什么话？谁说过不要你了？实话告诉你，就是你小子想开溜，你都逃不掉！你敢不跟我好好地在这里教你的历史！”
我只能再次告诉自己，在王先生面前，也要忍住。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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