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江西鄱阳采风,在饱览了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的秀美风光之外,没承想竟与南宋两位文化大家洪迈和姜夔不期而遇。也是在这里,才知道鄱阳县已有2200多年的建县史,是秦朝推行郡县制时设置的首批县之一,而鄱阳湖的名字则出现在800年之后。如此看来,历史悠久的鄱阳县要没有几个文化大家压阵,倒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要访洪迈,有点难,墓倒是有,在一个岛子上,交通不便;他的私人别墅——野处园就在县城边上,当地友人陪我一同前往。
洪迈营建野处园的准确年代已经不可考了,大致在宋孝宗隆兴年间。绍兴32年(1162年)洪迈受当朝天子宋高宗派遣,出使金国。有道是“弱国无外交”,洪迈虽然竭力维护了一个偏安朝廷的尊严,回京后却遭到御史的弹劾,罢官回到了家乡鄱阳。第二年,隆兴元年(1163年),孝宗登基,洪迈开始其最著名的《容斋随笔》的写作,也是在这个时期,他于鄱阳城西滨洲的芝山脚下营建野处园。
“野处”二字的寓意是显而易见的,旨在表白自己对于功名利禄的淡泊。从《容斋随笔》中的两则笔记可以见出洪迈的品格追求。其一是《油污衣诗》,叙述自己十岁时在一家酒店的墙壁上看到一首题名《油污衣》的诗,诗句是:“一点清油污白衣,斑斑驳驳使人疑。纵饶洗遍千江水,争似当初不污时。”洪迈说自己很喜欢这首诗,六十多年过去了,依然历历不忘。我想主要的原因在于诗中表达的洁身自好的思想,契合了洪迈的精神追求。其二是《求为可知》,是针对孔子讲“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句话的引申,洪迈的观点是:“君子不以无位为患,而以无所立为患;不以莫己知为患,而以求为可知为患”,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汲汲于功名,老是担心不被人知道,那么他就有可能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不难看出,在功名观上,洪迈要比孔子更纯粹些。
儒家向来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朝为官时就要为民请命,造福桑梓;一旦无官一身轻,则不妨优游林下,陶然忘机。其实绝大多数儒家意在仕而不在隐,洪迈也不例外,他后来东山再起,从吉州、赣州、泉州、建宁、婺州五个地方的知州一直干到68岁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如果没有官瘾,他是不会在仕途上混这么久的。
我对洪迈的敬重在于他的为官和做学问同样认真,同样出色,而不是像有些官员似的,做官是个庸官,做学问则纯粹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
比如,他在赣州任上,由于重视农政,仓廪充实,当别的州县出现饥馑灾荒的时候,他尽自己所能,将谷粟调往重灾的相邻州县,给予接济。任婺州知州的时候,他发现当地水利设施很差,下令整治、疏通了境内的837处塘堰和湖泊,保证了农业生产的丰收。
可惜,数百年之后,他的政声只留在史籍中,而他的文名却空前鼎盛起来。鼎盛的原因非常奇特,是因为领袖的推重。在洪迈的故乡鄱阳,当地人无不喜形于色地告诉你毛泽东主席几近弥留之际——临终前的十三天,还在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出要看《容斋随笔》。这部书确实了得,它是作者集40年之功,撰述的一部上自朝廷典章制度、治乱得失、经史诸子百家之言,下至山水风物、诗词文翰、文人逸事,内容广泛、考据精审的读书笔记,共5集,74卷,1215条。第一集出版后,即得到当朝天子宋孝宗的充分肯定,认为该书“煞有好议论”。到了后代,它的名气越来越大。明代河南巡抚、监察御史李瀚评论:“此书可以劝人为善,可以戒人为恶;可使人欣喜,可使人惊愕;可以增广见闻,可以澄清谬误;可以消除怀疑,明确事理;对于世俗教化颇有裨益!”并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推为南宋笔记小说之首。
如此说来,称洪迈的学问独步当时是并不为过的,他确有些自负的资本。明人姜南在《风月堂杂识》一书中,就记录了有关洪迈自负的一则故事。说的是洪迈晚年做翰林学士,有一天在翰苑值班,为皇帝草拟诏书,从早晨到下午竟然写了二十多篇,非常忙碌。完事后他在庭院里散步,看见一位老人坐在树下晒太阳,就跟他聊了起来。原来老人家几代人都在翰苑当差,年轻的时候还伺候过元祐时期的前辈。老爷子首先奉承洪迈说:“今天文书这么多,学士一定辛苦。”洪迈很得意地说:“今天写了二十多道文件,都交差了。”老爷子忙恭维说:“学士才思敏捷,真不多见呢。”洪迈不由自负地问道:“当年苏东坡苏学士,都说他笔头快,也就这么快吧?”老爷子点点头,说:“苏学士敏捷,也就这么快了,”老人叹了口气,接着说:“不过,他草制诏书的时候是不用翻书的,都在脑子里装着呢,不至于像您这样费劲噢。”闻听此言,“洪为赧然,自恨失言。尝对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是时使有地缝,亦当入矣。’”你看,洪迈的学问够大的了吧,可是与苏东坡一比,他羞得都要钻地缝。他确有自负的一面,但当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后,却幡然省悟,“人不可自矜”,这一点清醒的自我认知,对他日后的笔记撰写显然是不无裨益的。
我之欣赏《容斋随笔》,倒不在于它是帝王将相的枕边书,而是因为书中有很多不同凡俗的创见,显示出洪迈独立思考的姿态。比方《民不畏死》中,洪迈说:“自古以来,时运俶扰,至于普天下而为盗贼,及夷考其故,乱之始生,民未尝有不靖之心也。”他在分析秦汉隋唐之末的历次农民起义之后,评论道:“使君相御之得其道,岂复有蹈天之患哉!”身处封建社会,一个官员可以从“盗贼”的立场出发来看问题,这是要有一些胆量的,而这样的观点,对毛泽东提出“造反有理”,要求重估农民起义在历史中的作用,不能说没有帮助吧?
车子停在芝山脚下,友人带我信步登上芝山。要寻几百年前野处园的踪迹显然是不可能的了,友人根据史料记载,为我指点着野处园的大致方位,讲述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时任饶州知州的王十朋来到野处园看到的一番美景,王知州的诗是这样写的:“鄱水芝山四望赊,雨余风物倍光华。名园种果仍脩果,妙手栽花似判花。行见晋公开绿野,聊从子美酌流霞。坐间宾主皆人杰,我质如蓬赖依麻。”一处私家园林能赢得知州如此的夸奖,说明它的品位是不俗的。26年后,绍熙二年(1191年),洪迈退休回鄱阳,在野处园一住就是13年,直至去世。可以想见,这期间,有财力有余闲的洪迈对园林肯定做了不少修缮,野处园的风光自然会旖旎不少。
如今,野处园不见了,洪迈的政绩不见了,而他的《容斋随笔》却熠熠生辉,活在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血脉中,这样的存在是许多帝王将相孜孜以求却永远无法企及的境界,而一个普通的文人洪迈做到了。想到这里,对野处园访洪迈不遇可以不必遗憾了,因为我访到了更为切实的内容——一个文人,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要为后人留下一点实实在在的精神财富,否则就枉为文人了。(选自《情醉湖城》)
(徐怀谦:1968年生,《人民日报》副刊主编、散文家。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硕士。现任《人民日报》副刊主编,著有杂文随笔集《拍案不再惊奇》、《生命深处的文字》、《游与思》等。曾获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优秀编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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