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东京城的治安

孙玉亮

    北宋东京城是当时全国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也是全国最大的旅游城市，常常吸引外地的游客前来游乐。此外，东京城还经常聚居了一大批流民，少时数百上千，多者数万。而东京城内人口最繁盛时期曾达到150万人左右。另有，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记载，东京城商人阶层作为城市经济活动的主体，其实力在不断增强。东京城中资产达：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以致出现：富民巨贾，萃于廛市（廛：chán。廛市：指占用的房子和宅院、店铺集中的地方）。还有就是，东京城商业街市繁荣：早市、日市、夜市、定期市、专业市和季节市行业众多；还有彩帛、占卜、典当等行业也十分发达；亦有服务功能齐全的瓦肆勾栏、酒店茶肆等城市消费。

一

    宋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形容北宋东京城为：人烟浩闹！在这里各色人等凑集。作为百端，流氓无赖，横行于街巷之中，滋扰生事。一些游手好闲之徒设立美人局，以娼优为饵，引诱浪荡子弟，趁机诈取钱财。至于：京师无赖辈相聚蒲搏，开柜坊，屠牛马驴狗以食，销铸铜钱为器用杂物者。繁华的商业街市，公共秩序也出现问题，一些商贩买卖货物，以假充真充好，骗取钱财，被市民百姓斥为：白日贼。靠商业为生的牙人也遍布东京，他们勾结官吏，侵渔百姓，哄抬物价，走私漏税，滋扰市场。一些官吏也常借助权势发财，他们相互勾结，在东京市场上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有的武装走私，偷税漏税；有的贱买贵卖，牟取暴利。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祐五年冬十月，知青州资政殿学士王安礼：在任买丝，勒机户织造花隔织等匹物，妄作名目，差兵搬担，偷侵一路商税，上京货卖，赢掠厚利，不止一次。另外，商业区比比皆是的茶楼、酒肆为无技无能、好吃懒作的闲人提供了生存场所。

    瓦肆勾栏作为娱乐场所，也成为：顷者京师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门（宋吴自牧《梦梁录》）。纨绔子弟、市井无赖、闲散军卒聚集于此，滋扰之事频频发生。由于东京城内存在大量的无业游民，再加上一些逃兵、无赖等亡命之徒，组成不少团伙，形成了东京城的黑社会组织。恶性案件频频发生，拐骗儿童者有之，沟渠中奸污妇女者有之，浴堂中杀人卖肉者亦有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 七月时：开封府言，捕得逃座张兴等，常集同类匿内城前渠中，谓之无忧洞，请修闭京城里外渠口。这个建议,曾经得到朝廷的认可。陆游也记载：京师沟渠极深广，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无忧洞。甚者盗匿妇人，又谓之鬼樊楼。国初至兵兴，常有之，虽才尹不能绝也。王岩叟知开封府时：都城群偷所聚，谓之：大房；每区容数十百人，渊所数诡僻，不可胜究。岩叟令掩捕撤毁，随轻重决之，根株一空。由此可见有些团伙之大，令人生畏，所谓：根株一空；亦只能是暂时的现象，一有机会，仍会死灰复燃。此外，东京城里僧寺道观众多，其中不乏奸邪之徒。据宋释晓莹《罗湖野录》载，仁宗时贾昌朝曾上奏：京师僧舍多招纳亡赖游民为弟子，或藏匿亡命妖人，乞自今皆取乡贯保任，方听收纳。

    南宋定都临安之初，大批江北流民涌入苏杭，因不熟悉城里街巷被骗卖者不计其数。《宋会要辑稿?刑法》记载：人贩恐吓以言，或雇卖与当奴婢，或抑勒为娼者，甚众。临安僧寺道观尼庵星罗棋布，其中亦不乏奸邪之徒乘游人烧香拜佛之机，拐骗姿色女子入暗室玩弃。明田汝成撰《西湖游览余志》载：某庙的暗室中，竟有几十名姿色女子都是官宦或大户人家的闺秀妻，一入其中，老死也不得再出。不断有“新人”被诱来替换色衰体弱者。恶性案件频频发生，危害极大，致使人心浮动，使得宋代城市治安面临严峻挑战。

    还有就是城市消防问题突出。北宋东京城内：栋宇密接，略无容隙；人口稠密，成份复杂。因此，无论是无意的失火或是人为的火灾都特别多，给城市居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就有“京师多火”的记载，东京城有记载的大火达44次。宋代都城的火患频繁发生，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和人员伤亡。更有一些亡命之徒，趁火打劫：将擎刀斧，斫开门户笼柜，搬盗物色。一批投机商人则利用灾情，趁此将衣、粮、建筑材料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大发火灾财，更加重了灾难。频繁发生的火灾，不仅危及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严重干扰了正常的治安秩序。

二

    从秦汉至隋唐，城市治安多由县尉主管。五代时期军人当政，改设镇将主管，据宋谈钥修撰《嘉泰吴兴志》载：兵主于镇将,而财赋田甲于参军……县官虽掌民事，束手委听而已。北宋初年，采取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每县复置县尉一员；所属有弓手几十人，以治烟火盗贼公事，维持城市治安。另外各州县还设有属于军事系统的巡检，掌管士兵训练、巡逻及追捕盗贼等事。这一承袭于隋唐的管理体制，在坊市制崩溃的形势下,很快呈现出许多治安弊端。

    城市历来就是人口聚居之地，宋代的城市人口更多，在坊市制度下，城市治安虽总于县尉，但却要借助与坊吏和市政官员来维持。坊市制度崩溃以后，坊吏失其职，诸多事务皆达于州县，官员胥吏不堪其负。如北宋东京城在行政系统上，设开封、祥符两个赤县。开封县治在仁和门内。祥符原名浚仪，唐时县治在宣化坊，至太祖乾德六年（公元968年）移至安远门外旌孝坊街之西，真宗景德五年（公元1008年）正月，有“天书”降于宫城承天门上，有大中祥符三篇，遂改元为大中祥符元年，二年并改浚仪为祥符，作为“天书”事件的纪念（《续资治通鉴长编》）。开封、祥符两县将京城分成两个部分，其分界线为：皇城南以御街为中心，以东属开封，以西属祥符；皇城东墙至景龙门，再从景龙门沿里城向东，此以南属开封，此以北属祥符。其所辖范围包括京城乃至近郊，人口多达百余万，其公事浩繁足可想见，所谓：京师斗讼尤繁。《彭城集》亦载：文移簿籍，十倍于初。北宋东京城分为新城（外城）、里城（老城）、皇城三个部分。东京新城以内，为开封府直接管辖，新城外才归两赤县处理行政事务，到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新城外诸厢：命京城统之（《宋会要辑稿?兵》）。这样全部市区管理权都收归开封府管辖，两赤县只能分管诸乡的农村了。

    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居民众多，一些大城市近郊多有卫星市镇，其外在景观已于市内极为相似，而经济功能则日益已成为城市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据宋吕祖谦编《宋文鉴》记载，北宋东京城号称：十二市之环城，嚣然朝夕；南宋临安：府城之外，南北相距三十，人烟繁盛，各比一邑。如何加强城外居民的管理，显然是城市管理者必须解决的问题。早在宋初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太宗即命参知政事张洎改撰京城内外坊名八十多个，同时：禁镇将、厢校妄理词诉。但观之厢校不得妄理词诉，大约厢官还只具有巡察之责而未获得行政上的独立性。史载：真宗以都门之外，居民颇多，旧例惟赤县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厢吏，命京府统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朝廷将东京城外居住区划分八厢，并置厢吏管理。明道年间，鉴于京师居民增多，民事纠纷日繁，开封府职责过重，御史张奎曾奏请：置内外左右厢受事判官。以分厢处理职权范围内事务，盖因此类民事烦琐丛胜：士人多耻为之。旋即罢废。至英宗治平年间，由于东京人口愈益臃肿，开封府及两赤县实难应付，遂续置受事判官于诸厢：领使院事，民间谓之南司。这是宋刘攽字《彭城集》的有关记载。至此，厢官终于得以接管诸厢公事，从而获得行政上的独立权，以此来维护城市治安。

    因此，作为城市独立一级的治安管理机构---厢便相应出现了。它的任务是：止令分地巡逻，治烟火盗贼公事。日本学者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发展》一文中说：厢的制度是作为都市人口的增加、都市地域的扩大的结果而产生的东西。

    宋代城市中作为行政机构的厢，以东京开封为最完备。据宋太祖至道元年(公元995年)时的划分如下：旧城(又称里城)内四厢：左第一厢，下管20 坊；第二厢，下管16坊；右第一厢，下管8坊；第二厢，下管2坊。新城(又称外城或国城)内四厢：城东厢，下管9坊；城西厢，下管26 坊；城南厢，下管20 坊；城北厢，下管20坊。以上统称八厢。宋真宗天禧五年( 公元1021年) ，新旧城内重新定为十厢，其名称为：左军第一厢20坊约8950户，第二厢16坊约15900户，城南左军厢7坊约8200户，城东左军厢9坊约26800户，城北左军厢9坊约4000户，右军第一厢8坊约7000户，第二厢2坊约700户，城西右军厢13坊约9800户，城西右军厢26坊8500户，城北右军厢11坊约7900户，这十厢的称呼使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又恢复原来八厢的建制。

三

    新城以外的市区，原来分属于开封、祥符两县。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十二月，置新城外八厢，特置厢吏：命京府(即开封府)统之。这样一来，两县不仅不管理首都城内事务，而且连城外市区的事情也不再过问了，这一制度较之隋唐的首都管理体制也是不同的地方。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将新城外八厢改为九厢，共管14厢，其名称及所管坊数如下：

    京东第一厢一坊，第二厢一坊，第三厢一坊。京北第一厢二坊，第二厢一坊。京西第一厢二坊，第二厢二坊，第三厢二坊。京南厢二坊。新城以外各厢所管坊数较少，是由于城外人口稀少而地方辽阔的缘故，所以有的厢只有一坊，只是厢、坊的职责和任务不同罢了。

新城内外及旧城内共十九厢，是北宋中期设厢最多的时候，其厢官厢吏也较多，厢官厢吏数目的多少，是根据每厢户数的多寡而定。新城以外九厢，由于户数不清，朝廷规定，每厢在500户以上者，置所由4人，街子3人，行官4人，厢典1人；每厢户数在500户以下者，置所由3人，街子2人，行官4人，厢典1人。所有各厢之都所由一职，由开封府下属左右军巡机构差虞候充，又称厢虞候，其余并由招募而来。

    北宋的东京城与其他城市的厢制有所不同的地方，自宋初以来有四厢都指挥使，这时的四厢都指挥使，是由五代军队制度沿袭下来，其主要任务还是军事巡警，与后来管理民事的厢有所不同。所以在太宗、真宗时虽有十九厢之设置，而四厢之军巡任务仍存。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五月，根据开封知府韩维的请求，朝廷下诏，以京朝官曾任通判、知县者四人，分治开封新旧城左右厢。这年十一月，编修中书条例所言：逐厢决事不多,欲止令京朝官两员分领两厢决断,仍尽留旧四厢使臣以备其余差使。这次请求得到朝廷的批准。这即是宋真宗时的左右厢公事所，民间称之为都厢。所谓都厢，不管四厢也好，两厢也罢，是应知韩维的请求而设，与宋初军事机构结合起来，但它是隶属于开封府的。所以《宋史?职官志》在开封府下属机构中有这样的话：左右厢公事干当官四人，掌检覆推问，凡斗讼事轻者听论决。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 1086年)，开封府又以设二厢不便，重新改为四厢，这一制度沿用到宋末。

    开封的厢坊制度，是都厢---厢---坊三级，它的上边才是开封府。南宋首都临安仿此。自此，城外九厢和城内十厢互相联系，组成统一的治安管理体系，正是依靠这样严密而完善的治安体系，才确保了东京社会秩序的稳定。

    宋代对消防工作十分重视。其指导思想是“防患于未然”。宋窦仪编修《宋刑统》明文禁止非时非地非法用火，对失火、纵火、当救不救者依法惩治。国家设有专职消防机构和灭火队，灭火队配备得力军警配备当时最好的消防器材。他们分工明确,具有现代消防警的性质。

    自从汉唐“坊市结合”制被打破以后,以坊为单位进行人口管自理的方法也就行不通了。宋代便将居民以街巷为单位编列起来进行管理，并推行：户牌制。每户门前置一个粉牌，牌上写明户主、妻子、子女、奴仆、寄居亲友等人的姓名、年龄、相貌特征等。家庭成员如有死亡，将姓名抹去；如果添人，将姓名加入；家里来了客人，必须将客人姓名及来去年月登记上牌。每月朔望，厢巡检派出值巡官员挨户查核，每家每户的人口变化都要在户牌上注明，同时将这些变化登录在簿，作为日后查询之用。除了每户设置户牌，居住区还设立街楼，街楼上列有本坊巷名称、居住人户等诸多条目，便于查找、控制。为了严格城市人口管理，政府在法律上对人户作了种种规定，如禁止私度僧道，禁止无证住宿、勾留；禁止外地人冒用京师户籍参加科举考试；旅店设“店历”，登记客人往来住宿情况，不得容留逃军、逃犯等等。

    除常住人户外，社会上还有许多无家可归者，如孤儿、乞丐、老弱病残者。这些人流离街市，为了生存，或偷或抢，成为社会治安的一大隐患。政府设立慈幼局、养济院、安济坊等收容机构，将这些流散街市无人养活者统一收养，减少了社会不安定因素。如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设立养济院、安济坊两处，将：城内外老病贫乏不能自存及乞丐之人,依条养济。每年自十一月一日起，支常平仓钱米,至来年二月终。淳佑十年(公元1250年)设立的慈幼局专门收养遗弃小儿，雇佣贫穷妇女养育；如果有人愿抱养为子女者，官府按月支给钱米。临安府治一侧曾建有养济院：凡存养之具，纤悉毕备；救治多人。

    南宋建都初期，大量流民涌入临安，他们衣食无着，露宿街头，造成临安社会秩序的混乱。为了消除这种混乱局面，尽快建立良性治安秩序，南宋政府设法安置流民，发给他们建屋材料和必要的生活用品；对无法生活的贫民，按月支给粮米，使其勉强度日；对被遗弃的流离儿童，允许人家收养并可改姓。这种接待处，临安府城内外共有20余处，据清高鹏年辑《湖墅小志》载，共计接待：三百余万（人）。接待处设立以后，众多流民的基本生活问题得到解决，滋扰事件大为减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打破了汉唐坊市结合制，对整个城市进行厢坊制管理。拆除坊墙，这对于原来封闭式的管理来说，可能会增加一些社会治安问题，但对于一个城市功能的完善与开放程度的提升，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在继承前代消防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世界上第一支城市消防队。对于城市人口进行“户牌制”管理。通过这些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我国古代城市的各项功能在宋代已经基本成型，并趋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