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长江中上游的航运

长江武汉段。

宁静的港湾。林海 摄

俯瞰长江。

船行如梭。

五级船闸。

夔门。

长江重庆段。

长江中上游所辖巴蜀和湖北，在宋代，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较快，尤其是巴蜀地区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该地区物资的输出对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

由于宋代造船技术的不断提高，进一步改善了水上交通运输手段，从而使长江航运在隋唐得到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巴蜀物资和人员流通的主要通道，长江中上游的航运在宋代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川江的治滩工程

尽管宋代长江中上游的航运有了大的发展，但是由于长江川峡航道地形复杂，险滩暗礁众多，对航运安全仍然有很大的威胁。《渝州图经》记载：“沿流十八里岷江水中，波浪沸腾，乍停乍发，多覆舟之患。”在涪州一带江中，也因巨石激浪，常溃淖百尺。三峡航道中可致舟覆的险滩，更是稠如竹节，“险恶之名闻天下”。宋代寇准赴巴东就任时，曾在归州的吒滩覆舟得救。天圣年间，归州境内的赞唐山崩，石塞江流，近30年不能全通舟楫。因此，宋人对于乘舟过三峡的恐惧心理，比前人更甚。

由于三峡地区多险滩，很不利于巴蜀地区与全国的经济交流。地方政府出于航运安全的考虑，在排除险滩，拓展河道方面也做过一些尝试，可是限于当时的技术与财力最终作罢。因此需要政府来统一协调施工，但是整个两宋300多年，对于川江航道整治记录仅有两次，可见当时条件下，对于川江的治理难度之大。

第一次是皇佑三年(公元1051年)，夔州路的巴县，境内长江上有大小糯米堆，经行的航船易与巨石相碰触，被称为新滩。这个新滩在北魏时，郦道元《水经注》中有载：“江水历峡东迳新崩滩。此山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崩，晋太元二年又崩。当崩之日，水逆流百余里，涌起数十丈。今滩上有石或圆如箪，或方似屋。若此者甚众，皆崩崖所陨，致怒湍流，故谓之新崩滩。”显然，北魏时，此地叫“新崩滩”。唐朝诗人李商隐在做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幕僚时，曾写过不少关于三峡的诗，其中，《二月二日》里面有了“新滩”一词：“新滩莫悟游人意，更作风檐夜雨声。”

到了北宋，诗人苏东坡写过一首题名《新滩》的诗，更是生动描写了新滩：

扁舟转山曲，未至已先惊。

白浪横江起，槎牙似雪城。

番番从高来，一一投涧坑。

大鱼不能上，暴腮滩下横。

小鱼散复合，瀺灂如遭烹。

鸬鹚不敢下，飞过两翅轻。

白鹭夸瘦捷，插脚还欹倾。

区区舟上人，薄技安敢呈。

只应滩头庙，赖此牛酒盈。

这个新滩不是诗人笔下那么浪漫和美好，时不时会给人以颜色看，成为阻碍航运的致命梗阻。南宋诗人陆游《入蜀记》曾记载：“十三日上新滩......因山崩石壅，成此滩，害舟不可计。于是著令：自十月至二月禁行舟。知归州尚书都官员外郎赵诚闻于朝，疏凿之，工八十日而滩害去……至是复通。”陆游说的归州知州赵诚，他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对新滩加以整治。《归州志》记载了当时情况：“附薪石根，纵火裂石，不半载而功成。江开舟济，名曰赵江，有摩崖碑铭。”总计“用工八十日”，虽未从根本上清除障碍，但船可以小心地得以通过。经这次疏凿，使峡江全通，直到明清，人们还在赞颂赵诚的功绩。

第二次川江治滩，是在南宋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地方政府发动官员“出金捐粟”，百姓也“争效其力”，最终砥平了二滩。

在三峡地区，那些限于当时技术无法清除的航行障碍，宋代地方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护航措施。这一做法最早可追溯至唐朝。中唐诗人白居易有诗《入峡次巴东》写到：“两片红旌数声鼓，使君艛艓上巴东。” 那时的护航做法是：长江岸上有人举旗击鼓，引导船只安全通行。宋代仍然有人这样护航，诗人范成大有载：“帅司遣卒执旗，次第立山之上，下一舟平安，则簸旗以招后船。”他说的就是当时岸上人举旗护航的情景。

唐宋时期的这种护航手段，当然主要是为了保护官方物资、人员的安全，民间商船也会从中受益的。就在这年巴县官员王敦夫等主持疏凿了渝州(今重庆)附近的大小糯米堆滩。据《巴县志》：“巴渝上流有滩曰大小糯米堆，当中流，危险可畏。常平使者广汉杨公，节持峡道……于是出金捐粟，戒属邑吏，悉用疏凿……向之为患者，自是而息。舟船之下，安然顺流以达吴楚……敦夫董其事，目击盛事，大书诸石。”

这两次疏凿治滩，都是地方官员发动本州人民进行的。因财力有限，加之施工的艰难，因此工程简单，炸滩并不很深，仅以能通船为限。然其对保证两宋川江通航却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除此之外，宋代长江中上游航道工程还有在汉水上游襄阳用汉水为中介沟通黄河流域的凿渠工程，是历史上试图打通江汉与黄、渭水水上通道的继续。这项工程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利用汉水以北的白河开凿运河沟通黄河以南支流;二是与此项配合，重开江汉运河，沟通湘江水系。先后都进过两次开凿工程。还有当时开通的第三大水上运道，就是荆襄运道，它担负着川西、湖南及荆南各地物资的转运，地位重要。

两宋时期繁忙的运输线

两宋时期的长江官办航运，漕粮运输是大头，每年漕运长江流域的粮食约600多万石，远超过唐代。此外，除了漕粮运输，长江官办航运还组建了纲运船队。北宋时，有盐、茶、丝绸、铜、钱等纲运专业船队，这在古代长江航运史上，是规模最大的官办水上运输，尤其是上游四川嘉州至荆南的纲运为最。北宋规定：“川益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剑门列传置，分车负担至嘉州水运达荆南，自荆南遣纲吏运送京师。咸平以前，每年下运布帛高达百万匹。咸平中，岁定六十万匹，分为十纲。”大量的布帛及丝绸等物资，自今四川乐山市经岷江入长江运到江陵中转，因此川鄂长江成为官纲水上运输的重点航线之一。

长江是巴蜀地区交通东西的物流干道，由于巴蜀物产丰富，有较多京城和各地需要重要物资。所以到宋代， 长江水道在物流传输中承担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巴蜀地区的货物因此源源不断地走向了全国各地。货物输出的大宗产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朝廷所需的纲运物资，一是商业流通的物资。主要有：

——食盐。食盐是宋代巴蜀地区所产的大宗日用产品。在夔州路，就有夔州、忠州、达州、万州、黔州、开州、云安军、涪州、渝州、大宁监共十处产井盐。夔州路的井盐，都是通过长江运输至中下游。宋太祖时期，夔州路的井盐史称“悉趋荆南”，以致“西川民乏食”，可见外销量之巨大。到了南宋，仍可见蜀盐出川，范成大笔下有“大昌盐船出巫峡”的诗句。南宋川东著名学者阳枋说大宁监 (今重庆巫溪)“商旅云集，流移辐辏”，前来经商的人主要是经营食盐，也是通过长江水道运输中下游销售。

——药材。两宋时，蜀中所产的中药材非常有名。蜀中药材作为朝廷专供之物，经长江转道至京城，到仁宗天圣年间已“不可胜纪”：有益州路的郁金、大黄，夔州路的黄药子。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内侍省的苑东门药库有来自四川、两广地区的鸩鸟、蛇头、萌蔓滕、钩吻草、毒汗等毒性很强的药材。大黄、川芎等作为商品外销，也最为医家所贵。绵州彰明县的附子，产量高达十六万多斤，主要销往今天的陕西、福建、浙江，在南宋都城临安有川广生药市。在湖南岳阳，甚至出现专售蜀药的药铺，衡州南岳也有人经销来自蜀地的药材。所以，长江上游方便的水上运输，使川中的药材行销全国。

——木材。巴蜀地区森林密布，不乏优质木材，有些为宋政府所征用。蜀地多楠木、杉木，是造船的好原料，因此，太宗太平兴国末年，朝廷遣宦官令涪州运输造船木出川。徽宗政和年间，朝廷修建寿山、艮岳，来自四川的“异木之属，皆越海渡江”，运至都城开封。直至元英宗改建京城的太庙时，还征用过巴蜀地区的木材。自有了长江水道，大大方便川中木材的运输。

——纺织品。四川的纺织业在宋代就很发达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说过：“蜀之丝枲织文之富，衣被天下。”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三司曾上奏：“两川四路物帛绫罗、锦绮、绢布、紬绵，每日纲运甚多，递铺常有积压。”这些供奉朝廷的货物，除一路走青泥岭、大散关外，另一路则沿长江出三峡出川运到京城开封和全国各地。到了南宋，官营纺织业的中心除江浙外，就是四川。宁宗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凤州通判郭遂“部潼川绢纲过鄂州”，显然也走的是长江水路。

——蔗糖。唐宋时期四川地区是产蔗之地，唐时有资州、遂州、梓州、绵州、益州和蜀州。到宋代，产蔗之地有所变化，除遂州、资州、梓州外，新增汉州，而益、蜀、绵三州不再产糖。宋人洪迈《糖霜谱》栽：“甘蔗所在皆植，独福唐(治今福建福清)、四明、番禹、广汉、遂宁有糖冰，而遂宁为冠。”糖冰即蔗糖，宋代五个产地，巴蜀占其二，遂宁所产质量更胜一筹。到了徽宗宣和初年，遂宁的蔗糖除常贡外，每年还要额外上供数千斤。这些蔗糖的外运，经涪江、嘉陵江、长江出川，再转运至其他地方。

长江纲运也好漕运也罢，无论是上游还是中下游，线长点多，为了加强管理，北宋朝廷特在鄂州设立了“湖北漕司”以统管川中和两湖纲运和漕粮的汇集与中转事务。天圣年间，又在江州“置转般仓”，转运江、饶、信、洪、筠、袁、抚、吉、虔各州及兴国、南康、临江、南安、建昌各军的漕粮。北宋初年，江湖各路用本路纲船运送租粮至真、扬、楚、泗州转般仓卸纳，然后载盐返回，“舟还其郡”“卒还其家”。

航运带动上游沿线经济发展

宋代航运业的大发展，带动了长江沿岸城镇商贸活动的兴盛，地区性中心港口城市得以形成。在长江上游沿岸中心城市的出现，大多与其河流交汇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这些地方藉由水运的优势，将其商贸活动的空间延展得更为广阔，既是交通的中心，又是商业流通的集中点。

重庆(巴郡)属于川东的“大州”“比屋聚纷蚁”，城市人口在巴蜀地区位居第二，“亚两蜀善郡”;商流物流极为繁忙，所谓“二江之商贩，舟楫旁午”。宋代重庆不仅是四川东部的交通中心，也是商业贸易中心。工业方面，包括合州的造船、涪州的制盐、重庆的酿酒均较发达，南宋朝廷设有酒务掌管重庆酿酒;纺织品有葛布、麻布、绢等;制瓷业甚为发达，重庆瓷器最有特色的是全国著名的天目瓷，即上黑釉的瓷器。重庆的水陆交通相当发达，时人亦言“商贾之往来，货泉之流行，沿沂而上下者，又不知几。”

其他的城市也都因长江而发展。泸州，拥有长江与沱江交汇的便利，是川南地区的经济中心，是长江水路的重要港口，在宋代已是“商贾辐辏，五方杂处”，尤其是井盐业发达。乌江、长江交汇处的涪州，因有舟楫之会，“人烟繁峡内”， 南宋川东著名学者阳枋有诗称涪州“两江波上千家月”，这些诗句说明了当时涪州城区人口还是较为稠密的。夔州，是当时四川东部的经济中心，它扼守四川长江的咽喉，是川东的交通孔道。吴蜀百货皆由此中转，商业繁荣，是宋代四川对外贸易的港口。水上交通的繁荣促进了造船、修船业的发展，由于夔州扼守夔门，仍被誉“为一路都会”。宋代长江中上游中心城市的发展，为农产品开辟了销路，有利于巴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同时长江上游大量人和物的远程流动，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重庆与成都巴蜀的两大都会，在汉代就是造船重地，此后，造船业愈益发达。到了宋代，巴蜀地区造船的订单，有的来自政府。乾道初，为了马纲的运输，朝廷令夔州路造船。那时，巴蜀地区的造船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可根据功用不同及市场需求，打造不同型号的船只。主要有两种：江船和入峡船，前者可载重2000石，后者载重1600石。造船地区主要分布在嘉州、泸州、叙州、眉州、黔州。陆游在《入蜀记》记载曾在三峡地区乘过一种叫艬船的体型较小的船，“底阔而轻”，便于过滩，这种船就属入峡船。

长江上游运输业的发展，催生了专事水上交通运输业这一职业群体。三峡地区险滩多，行船风险大，原住居民熟悉水道水势，他们从事水上运输业有着独特的优势。宋人江邻几说：“峡江船须土人挠水势行之。”这也成为三峡地区较为贫穷百姓摆脱贫困的途径，“为人操舟”成为他们的独门技术，农业已不再作为其生活的唯一来源。陆游《入蜀记》载，当时他入蜀时乘坐过可运一千六百斛粮食的货船，这些船只从事长途运输业，甚至有来自上游嘉州(今四川乐山)，其中嘉州人王知义的船远驶至长江下游地区的镇江地区;还有嘉州来的船主赵清，他雇佣了同乡王百一、程小八等人搞起了船运业。船运业的兴起，还应运而生地出现了蜀人开设的修船业，在长江中上游沿岸的城市不少人从事这一职业。此外，还有一些从事货物装卸的“滩子”和在险要处挽船拽航的专业人夫等职业。

显然，宋代长江中上游的航运业发展，对于川中物资往内陆运输，促进国家繁荣发展，带动川中的各项产业以及沿岸经济的大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