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正如哲学是研究他人误解的学问，历史是研究他人错误的学问。 菲利浦古德利尔《龙套与超人》
四百四十行
行团组织是古代社会中城市工商业者为保护本行业利益所结成的同业组织。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古代行团大致相当于欧洲的行会，其起源于隋唐时期，两宋时期是其发展繁荣时期。因此，无论是起源还是进入繁盛时，中国都远远早于欧洲长达数百年之久。相较于中国，11世纪前后，欧洲的行会组织兴起，14世纪以后是其最为繁盛的时代。西欧的行会组织是在城市居民反对封建领主而争取自由、自治权的斗争中形成的。其主要特征是排斥竞争，详细规定产品数量、质量、从业人数等；行会对成员提供一些生活上的帮助，具有社会保障功能；行会还组织城市义勇军保卫城市安全。
不同于西欧中世纪的行会组织，中国古代的行团组织是在唐宋时期城市经济发展和适应封建政府需求的双重因素下形成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从业者增多，进行同一类商品生产或者经营的人聚居在一起，组成一“行”。耐得翁《都城纪胜》云：“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大小，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一方面，工商业者需要团结起来应对政府的剥削，保护自身利益；另一方面，封建政府也需要一个中间组织协助其收取赋税，征发徭役。两宋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改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宋代大型城市迅速增多，小市镇兴起，而且随着坊市制度被打破，城市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因此，手工业、商业的“团”“行”组织大量出现。宋敏求《长安志》记载，长安城内东市有一百二十行，西市“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西湖老人繁盛录》记载，南宋时期的“行”已经从隋唐时期的一百二十行发展到四百四十行。
种类超乎想象得多
“行”也称为“团”，其中手工业之“行”多称为“作”，商业之“行”也称为“市”。每一“行”都有“行头”，也称“行首”，一般是指本行中实力最为雄厚者。宋代入行的商户称为“行户”，入行的从业者称为“行商”“行人”。各行还有“上行之所”，即各行进行商品集散、收交“行例”、集中贸易、洽谈业务等活动的公共场所，有学者认为，认为这些“上行之所”可能就是明清会所的前身，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见解。
在宋代城市、市镇中，从事同一类手工业生产的工匠、作坊聚居在一处，组成一“行”。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南宋时临安的手工业行团有：碾玉作、篦刀作、腰带作、金银作、铺翠作、裱禙作、油作、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漆作、箍桶作、裁缝作、修香烧烛作、冥器作等数十种。
各类商业店铺大体上聚集在同一街巷中，并且形成了商业行团组织。《西湖老人繁胜录》中提到的商业行团有：川广生药市、冢牙玳瑁市、金银市、珍珠市、丝绵市、生帛市、枕冠市、故衣市、衣绢市、花朵市、肉市、米市、卦市、银朱彩色行、金漆桌凳行、南北猪行、青器行、处布行、麻布行、青果行、海鲜行、纸扇行、麻线行、蟹行、鱼行、木行、竹行、果行等。
几乎涉及宋代城镇居民日常生活各个层面
此外，还有许多服务业的行团组织。这类行团成员大多只有简单的劳动工具,他们没有经济能力开设铺面，只能走街串巷出卖劳动力谋生。例如供水行、装卸行、粪行及诸种杂役人力行团等。这些行团的存在极大地方便了城镇居民的生活，为宋代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上述史实表明，宋代行团组织种类繁多，几乎涉及宋代城镇居民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既有衣食住行，也涵盖了医药卫生等普通市民的正常需求。更为重要的是，与隋唐一百余行相比，南宋时期发展到440多种，增加了3倍之多，说明行的分类愈发细致，这也是宋代城市居民生活丰富多彩的反映。另一方面，宋代城镇开设的行团数量众多，从行团分布的区域来看，无论是大中城市，还是中小城镇，几乎都设有数目不等的行团。
【结语】我们不得不适应这一现实：历史乃是万神殿的反映，它的活动既非道德又非不道德。它既不惩恶又不报善。因为它不是根据正义而是根据力量。它总是把胜利分配给有权势者，任其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一般说来，在世俗事务上它总是替为非作歹者撑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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