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荔枝是原产于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的著名果品，唐宋时期逐渐形成了岭南、川蜀和福建三大主产区。随着南方的开发，人员交流的扩大，士人推崇及荔枝加工品商品化等的发展，唐宋时期荔枝的“果品”价值得到了全面的提升，与此同时，荔枝子、核、壳、花及根等的药物价值也逐渐被开发出来，深刻影响了后世医药学的发展。研究唐宋时期荔枝的“果品”与“药物”价值，对荔枝价值的综合开发及扩大“荔枝学”的研究视域当大有裨益。
关键词：唐宋 荔枝 果品 药物
作者简介
何强，甘肃临洮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宋代城市史，医疗社会史。
荔枝，无患子科（Sapindaceae）荔枝属常绿乔木，原产中国广东大陆沿海地区，有两千多年的栽培史，性畏寒，10℃以下基本停止生长，主要分布在北纬20度至28度的热带及亚热带地区，现今的两广、福建、台湾、四川等为荔枝主产区，云贵、浙江亦有少量栽培。其果荔枝肉质细腻多汁，甘甜可口，营养丰富。我国荔枝始传于汉世，长期以来都作为贡品上贡朝廷。目前，历史学界关于荔枝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主要集中在荔枝生产分布及其与气候变迁的关系，贡荔枝的地域与交通线，荔枝与政治书写等方面，[1]尚未见到对其药物价值方面的探讨。21世纪以来，有学者提出了“荔枝学”的概念，并有相关论著，但仍局限现有的“农学”研究体系中，亦未涉及荔枝的药学价值。[2]因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做抛砖引玉之论，不当之处，还望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荔枝的概念、种植与分布
荔枝，原作“离支”[3]，得名似与其采摘方式有关，对此后世多引《扶南记》，曰：“此木以离支为名者，以其结实时枝弱而蒂牢，不可摘取，以刀斧劙取其枝，故以为名耳。”《扶南记》，南朝刘宋时竺芝（芝一作枝）撰，原书已佚，现散见于《水经注》、《太平御览》等书，作者曾到过岭南及南海各国，所载当确。“荔”，许慎《说文解字》曰：“艸（草）也。似蒲而小，根可作刷。”[4]以“荔”代“离”的现象最初很可能受到了汉武帝“扶荔宫”的影响，关于扶荔宫，《三辅黄图》曰：“汉武帝元鼎六年（111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又载，扶荔宫植有菖蒲、山姜、甘蕉、留求子、桂、蜜香、指甲花、龙眼、荔枝、槟榔、橄㰖、千岁子、甘橘等多种花木，而作者则自注曰“宫以荔枝得名”。《三辅黄图》，又名《西京黄图》，作者不详，一般认为是汉末魏初之人，影响很大，广被征引。因此，可以确定的是，至迟在汉末魏初扶荔宫以荔枝得名就已传播开来，同时荔枝书写中以“荔”代“离”的现象当然也就自然传播开来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成书更早的《史记》等，就已著有“荔枝”字样，其实这存在一个后人改易的问题，对此清人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杂志》指出“索隐本（《史记》）及《汉书》、《文选》并作离支，是古皆通用离支也。今本（《史记》）正文及注皆改为荔枝，又改注内之离字，……斯为谬矣。”[5]此论至当，而扶荔宫则不存在改易的现象，这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1960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韩城市芝川镇南门外（汉属冯翊夏阳县）发现一座汉代宫殿遗址，出土一块“夏阳挟荔宫令辟，与天地无极”十二字篆书方砖，方砖所载“挟荔宫”一般认为即文献所载之“扶荔宫”。[6]汉魏以后，以“荔”代“离”的现象，还可能与“荔”字“用字雅洁”有关，对此宋人陈叔方所著《颍川语小》就言：“荔，草名，非木也。然字既雅洁，用之有自来。”[7]“用之有自来”，也许汉武帝命名“扶荔宫”时就已经考虑用“雅洁”之“荔”来代替“离”字了。以上主要讨论了荔枝书写中以“荔”代“离”的用字问题，就所言扶荔宫以荔枝得名之“事实”而言，笔者并未予以否认，从《三辅黄图》所言荔枝移植失败武帝诛数十守吏，及不复移植令岁贡其实的事实看，[8]武帝对荔枝的喜爱可见一斑，也说明扶荔宫以荔枝得名是非常有可能的。荔枝后来又有丽枝、丹荔等别称，又或以个别名品来指称者，此不赘言。[9]
荔枝始传于汉高祖时期，汉武帝灭南越国，上林苑扶荔宫移植荔枝失败后，就令岁岁进贡，东汉中期始罢。[10]至于岁贡之地，则主要有“交趾（州）七郡”和“南海郡”两种说法，[11]“交趾（州）七郡”，指南海、苍梧、合浦、郁林、交趾、九真、日南等，包括今广东广西大部分地区，及越南顺化以北的广大地区，“南海郡”即今广东中东部一带。从荔枝的生长环境和“任土作贡”的性质看，交趾（州）七郡都应产荔枝并有所进贡，但考虑到交通远近及荔枝的保鲜等问题，南海郡无疑是最主要的供给地。曹魏时期，魏文帝又兴荔枝之贡，史曰：“魏文帝诏群臣曰：'南方果之珍异者，有龙眼、荔枝。’令岁贡焉，出九真、交趾。”[12]至迟西晋时期，荔枝的种植就已经扩展到我国西南地区，左思《蜀都赋》便有“旁挺龙目，侧生荔枝”句。[13]东晋时的《华阳国志》载，当时江州郡治所在县江州县（今重庆市北嘉陵江北岸）就有荔枝园，当荔枝成熟时，郡守“常设厨膳，命士大夫共会树下食之”。[14]由于历史开发较晚，与荔枝原产地自然环境相似的福建地区的荔枝种植直至唐朝才有零星记载，如初唐人丁儒在其《归闲诗二十韵》曾言道闽地漳州的荔枝情况，曰“锦苑来丹荔，清波出素鳞”。[15]另据《灯影记》载，玄宗天宝年间（742年-756年）亦曾于长春殿“漫撒闽中红绵荔枝，令宫人争拾之”，[16]此故事发生在正月十五晚，应是加工后的干荔枝。而福建荔枝在北宋则异军突起，在福州、泉州、漳州和兴化军等地开始大规模种植，并成为品质最高的产区，周必大《次张子仪抑荔诗韵》自注曰“闽产至本朝方盛，非川广可望其万一”。[17]可见，中唐以后福建荔枝的种植与生产得到了初步发展，北宋时期我国荔枝生产最终形成了岭南、川蜀和福建三大主产区，此即如北宋蔡襄“荔枝之于天下，惟闽粤、南粤、巴蜀有之”之论。[18]值得注意的是，北宋末年宋徽宗亦曾试图移荔枝于开封，《铁围山丛谈》载，宣和末徽宗在艮岳正门阳华门内夹道植有荔枝八十株。[19]陆游《老学庵笔记》亦曰，徽宗曾在保和殿下种荔枝，结实赐臣下，并赋诗曰：“保和殿下荔枝丹，文武衣冠被百蛮，思与近臣同此味，红尘飞鞚过燕山。”[20]看似移植成功，实则不然，至于其移植工作，史曰：“宣和间，以小株结实者置瓦器中，航海至阙下。”[21]可见，徽宗是将已结实的小株荔枝以盆栽的方式从南方移植北方开封的，并未也不可能于北纬34度的温带地区开封移植成功。
二、作为“果品”的唐宋荔枝
前揭，唐宋时期我国荔枝生产地域得到很大扩展，逐渐形成了岭南、川蜀和福建三大主要产区，川蜀地区最北可至北纬32度。[22]但荔枝终是南方特产，对北方人而言仍是难致之物，而统治者为满足口腹之欲，仍时令进贡，其中最为人熟知者便是杨贵妃嗜食荔枝及令进贡之事，兹不赘言。其实，就荔枝贡而言，自汉初以来的统治者无不是为了满足其口腹“滋味”之欲，也即基于荔枝的果品价值，这点毋庸置疑。不过从上引汉武帝、魏文帝等对荔枝的认识也多少有些“异”与“奇”的成分，似不完全是因其果品价值。魏文帝亦曾言：“南方有龙眼、荔枝，宁比西国蒲陶、石蜜乎？今以荔枝赐将吏，啖之，则知其味薄矣。”[23]又曰：“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蒲萄奇味，……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耶？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24]对此，晋人张载则指出“龙眼、荔支，徒以希珍难致为奇”。[25]
唐代，荔枝仍是重要的上贡品，岭南、川蜀，甚至福建都多有上贡。[26]因唐都长安，离蜀中为近，因此“蜀中之品在唐尤盛”。[27]唐代，随着南方的开发，及文人仕宦的南北流动，荔枝“异”的成分当有所减弱，许多北方人都曾亲至蜀中摘取过荔枝，如唐朝巩县（今河南巩义市）人杜甫在其《解闷十二首》“其十”中便言：“忆过泸戎摘荔枝，青枫隐映石逶迤。京华应见无颜色，红颗酸甜只自知。”[28]杜甫曾于大历元年（766年）六月荔枝成熟时过泸、戎等州，是诗乃其居夔州期间所作，追忆居泸、戎时亲摘荔枝的场景，并联想到京都长安所贡应无此颜色与口感。元和十四年（819年）白居易任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第二年命画工绘了一幅荔枝图，并亲自为之作序，详细描写了荔枝的外形、味道等，并言：“大略如彼，其实过之。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而其作《荔枝图序》的目的便是打破人们对荔枝的不了解及片面认识，曰：“盖为不识者与识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29]北宋蔡襄《荔枝谱》言，直至唐代，“生荔枝，中国未始见之也”。[30]此中“中国”实则为中原，自汉朝以来北方都城就多有生鲜荔枝之贡，[31]此论显然失之偏颇，但这也仅供极少数统治者所享用，“未始广见”倒也是事实。
北宋都开封，政治中心东移，大运河则紧紧联通着北方政治中心和正在形成中的南方经济重心，与此同时，福建经济自中唐以后人口的大量移入，商业及海运交通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福建荔枝也因此而声名大噪，蔡襄《荔枝谱》曰：“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流求、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而消费亦带动了生产的极大发展，曰“商人贩益广，乡人种益多”，有一家“至于万株”者。[32]曾巩亦曰“闽粤荔枝食天下，其余被于四夷”。[33]至于福建荔枝的品质，蔡襄《荔枝谱》曰“今之广南州郡与夔梓之间所出，大率早熟，肌肉薄而味甘酸，其精好者仅比东闽之下等”，并称之为“真荔枝”。[34]福建荔枝品质虽佳，但其上贡及外贸者都是经“红盐”、“白晒”、“蜜煎”等法加工过的荔枝加工品。[35]北宋时期北方统治者及民众亦很难吃到生鲜荔枝，因此才有如上文所论之徽宗以盆栽方式移植荔枝之事。但对于南来的士人与民众而言，荔枝则是易得之“佳果”，如苏轼谪居惠州（今广东惠州市）就曾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之论。[36]从上文亦不难看出，宋代荔枝产业发展与士人的书写有密切关系，而荔枝产业的发展又会进一步影响人们对荔枝的认识与评价，二者相互影响。蔡襄称荔枝“其于果品，卓然第一”，[37]曾巩亦曰“荔枝于百果为殊绝”[38]，都将荔枝品质置于众果之上。就荔枝本身的形象而言，又现“仙果”之称，如陈襄《荔枝歌》曰：“炎炎六月朱明天，映日仙枝红欲燃。”[39]苏轼亦曰：“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40]南宋都临安，主要消费市场和主产地福建的空间距离大大缩短，终使得福建鲜荔枝得以藉由海运大量运抵，范成大《新荔枝四绝》其二则曰：“鄞船荔子如新摘，行脚何须更雪峰”，并自注曰：“四明海舟自福唐来，顺风三数日至，得荔子，色香都未減，大胜戎、涪间所产”。[41]其实，对于南方荔枝产地之人，尤其是荔枝最大种植区的岭南当地人或长期旅居之人而言，荔枝无疑就是一种普通的果品而已，北宋初的郑熊《番禺杂记》就言：“余在南中五年，每食荔枝，几与饭相半。”[42]氏著《广中荔枝谱》又言：“好事者作荔枝馒头，取荔枝榨去水，入酥酪辛辣以含之。又作签炙，以荔枝肉及椰子花与酥酪同炒，土人大嗜之。”[43]与福建荔枝高度商业化不同，岭南荔枝的普及性更广，成为当地寻常百姓家的重要果、食品。
三、唐宋荔枝的医学转向及其开发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医学中食品与药物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著名的“神农尝百草”的典故就集中反映了药物的发现与食物的渊源关系。“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神农也因此被后人尊为药物的发现者。就荔枝而言，其作为“果品”自汉初以来就逐渐被人所熟知，但其从“果品”到“药物”，并最终以“果品”与“药物”二者兼备的身份转化则直到唐宋时期才最终完成。另需指出的是，人们通常所言的荔枝，往往多指其可食的果肉部分，即古人所常言的“荔枝子”，其实就荔枝这一“名称”指称下的“实际”而言，荔枝壳、核，甚至其花、根等都可被纳入荔枝名下而被一并讨论，这也是古人的一般认识。换句话说，研究荔枝的药用价值，荔枝壳、核、花、根等都不应被排除在外。
（一）荔枝子的食疗价值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成书年代不详，一般认为是东汉时期人们在秦汉以来许多医药学家不断搜求的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是书系统总结了汉及以前的药学知识和经验，具有重要价值。是书按照毒性强弱和用药目的不同将365种主要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延年益寿，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中品是防病补虚药，是否无毒，根据用量用法而定；下品是治病愈疾的药物，多有毒性，不可久服。[44]其中，所载很多药物尤其是上品与中品中的部分药物亦多可食用，即具所谓的“食疗”价值。如与荔枝同传入中原的果品龙眼即见载于是书，曰：“龙眼，一名益智，味甘，平。主五脏邪气，安志、厌食。久服强魂魄，聪明、轻身、不老、通神明。生南海山谷。”[45]至于荔枝则不见于载。南朝齐梁时期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是《神农本草经》的早期注释本，其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又增收魏、晋及其以前名医记录的365种药物资料药注释而成，在我国药物学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价值。是书在引录《神农本草经》“龙眼”条原文后，自注曰：“广州别有龙眼，似荔枝而小，非益智，恐彼人别名，今者为益智耳。食之并利人。”[46]可见，荔枝虽已进医家眼帘，但尚未入药。
目前所见，荔枝作为药物最早见于《食疗本草》，《食疗本草》系中晚唐张鼎在初唐孟诜《补心方》的基础上增订而成，是书久佚，《证类本草》等多有佚文，宋人唐慎微《证类本草》引孟诜语曰：“荔枝，微温。食之通神益智，健气及颜色，多食则发热。”[47]《食疗本草》从食疗的角度对荔枝的药性和功能作了初步的解释，并言及大量进食荔枝的副作用，即现今所谓的“荔枝病”，认识不可谓不深入。虽然直到唐朝荔枝始为医家接受并载入“食疗类”医籍，但其“食疗”价值歧视很早就为人所认识，汉代统治者对南方异果荔枝的喜好，除口舌之欲外，似亦看重其“延年益寿”的“食疗”功能，如东汉临武长唐羌在劝皇帝罢龙眼、荔枝之贡时就曰：“臣闻上不以滋味为德，下不以贡膳为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寿。”[48]晋朝道教学者、医药学家葛洪亦曰荔枝有“蠲渴补髓”的功能。[49]《食疗本草》对荔枝“食疗”价值的肯定，无疑也是其优质“果品”价值的自然衍生。而唐初苏敬等上书请修的《新修本草》（世称《唐本草》）尚未将荔枝作为药品来收录，该书系世界第一步国家颁布的药典，可见，荔枝尚不被国家主流医药体系所接受。后来，中唐人陈藏器认为《神农本草经》问世以后，虽有陶弘景、苏敬等注解、修订、补充，但还有被遗漏而未载于本草的药品，“故别为序录一卷，拾遗六卷，解纷三卷，总曰《本草拾遗》”。是书成于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50]，增荔枝为新药，曰：“荔枝，味酸。子如卵。”[51]五代李珣《海药本草》曰荔枝“味甘、酸。主烦渴，头重，心躁，背膊劳闷，并宜食之”。[52]李珣，生卒年不详，五代前蜀（907年-925年）人，字德润，其祖为波斯人，生于四川梓州（今四川三台），曾游历岭南。是著以“海药”名所论药物，乃其多系海外而来，或从海外移植南方的。尚志钧先生亦指出，该书与陈藏器《本草拾遗》有密切关系，多有参考。[53]相对陈藏器《本草拾遗》，李珣对药物荔枝的性、味等进行了重新定位，并详细说明了荔枝的主治及其它药物功能。可以说，荔枝经陈藏器和李珣的发挥，其药用价值才逐渐得到世人的肯定。
荔枝作为药物，真正被国家主流医药体系所接受的标志即《开宝本草》的著录。《开宝本草》是北宋太祖开宝年间（968年-976年）政府组织修订的一部官修本草书，[54]是书以《新修本草》及其删补本《蜀本草》为基础，在广泛参阅《本草拾遗》、《本草音义》等多种医药书籍基础上纂修而成。是书又有“今附”新药133种，荔枝即其一，曰：“荔枝子，味甘，平，无毒。止渴，益人颜色。”[55]《开宝本草》所载荔枝的性、味及功能与上引《食疗本草》及《海药本草》等多有不同，其“史源”很可能径直取自《食疗本草》。如前文所论，《食疗本草》早佚，流传者乃后人从《政和本草》等医书中所辑录，现辑本荔枝条都无“止渴，益人颜色”语。[56]幸运的是，宋人周守中所编撰类书《养生类纂》则载有“荔枝子，止渴，益人颜色，如吃太多用生蜜一匙新汲水化吃”[57]语，且明言出自《食疗本草》。《养生类纂》荔枝条下共辑得三条，另两条一则出自《食疗本草》，与上引《政和本草》文同，一则出自蔡襄《荔枝谱》，与蔡文亦同，因此有理由相信周守中《养生类纂》“荔枝子，止渴，益人颜色”语出自《食疗本草》的准确性。《开宝本草》系第一部雕版刊行的官修本草著作，影响非常深远，北宋时期受其影响的几部重要的官私本草书如《嘉祐本草》、《证类本草》、《大观本草》和《政和本草》等都曾全文引录《开宝本草》之“荔枝子”条，兹不赘言。当然，以上讨论主要限于医学体系之内，其实对荔枝甘甜、止渴、美颜等的描写早在晋朝郭义恭的《广志》即有著录，曰：“（荔枝）实白如肪脂，甘而多汁美，极益人也。”[58]
（二）荔枝花、根、核、壳等药用价值开发及利用
荔枝花、根入药，首载于唐崔元亮《海上集验方》，曰：“治喉痹肿痛，取荔花（蠡花）皮、根共十二分，以水一升，著取六合去渣含之，细细嚥之，差止。”[59]《海上集验方》早佚，又称《海上方》，因秦皇汉武均曾遣人赴海上求不死仙药，故常称仙方为海上方，孙思邈亦曾撰有《海上方》。崔元亮，《新唐书》有传，作崔玄亮，曰“玄亮晚好黄、老清净术”。[60]显然，崔元亮及其《海上集验方》是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就方中荔枝而言，似亦受到了道家神仙服饵思想的影响，《列仙传》曾曰寇先“好种荔枝，食其葩”，卒为仙人。[61]崔元亮《海上方》以荔枝花、根治疗喉痹肿痛之论，影响较大，多为后世医家所引，均未有进一步发挥。
荔枝核与荔枝壳药用价值的开发均系宋人首创。荔枝核入药最早见于北宋末寇宗奭《本草衍义》，曰：“以核熳火中，烧存性，为末，新酒调，一枚，末服，治心痛及小肠气。”[62]成书于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的许叔微《类证普济本事方续集》又载《治脾疼神效方》曰：“（荔枝核）一味，不拘多少，为末。每服二钱，热醋汤调下”。[63]成书于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的吴彦夔《传信适用方》亦曰：“治妇人心疼，荔枝核，烧灰存性，为末，温淡醋调下。”[64]以上荔枝核入药均系“单方”，并常冠以“神效”、“传信”等名，可见，北宋末及南宋初期荔枝核的药用价值就已得到了诸多医家的充分肯定并付诸实践。南宋陈自明《妇人良方大全》载有《蠲痛散》一方，是方由荔枝核与香附子两味药组成，可治妇人血气刺痛。[65]南宋景定五年（1264年）成书的杨士瀛《仁斋直指》言荔枝核亦可为治㿗疝之“守効丸”的辅助药。“㿗疝”，通常可指多种病症，从引文“不痛”、“坚硬”等状看，此处的㿗疝很可能为寒湿下注所引起的阴囊肿大，其症不痒不痛。“守効丸”的基本药为苍术、南星、白芷、山楂、川芎、枳壳、半夏等，系治疗㿗疝的“要药”，秋冬时节则需加吴茱茰，发热则加山栀，变硬则需加朴硝或加青皮、荔枝核。[66]
荔枝壳，《太平圣惠方》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北宋前中期大型方书均不载，始见于北宋末年的《圣济总录》，与橡实壳、甘草和石榴皮等共同组成“复方”《橡实汤方》用以治疗“赤白痢”。[67]赤白痢者，指下痢黏胨脓血，赤白相杂，简单说来即大便中带脓血的痢疾，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痢病诸候》曰：“赤白痢候，然其痢而赤白者，是热乘于血。血渗肠内则赤也，冷气入肠，搏肠间，津液凝滞则白也。冷热相交，故赤白相杂。重者，状如脓涕而血杂之，轻者白脓上有赤脉薄血，状如脂脑。”[68]《橡实汤方》各药用量、煎服方法等具体如下，曰：“上四味等分细锉，每服半两，水一盏半，煎至八分，去滓温服。”[69]
综上，虽然汉朝时就已有个别统治者认识到了荔枝子“延年益寿”等“食疗”价值，但荔枝从“果品”到“药品”的真正转变无疑是唐宋时期，这一方面得益于南方的开发和仕宦人员等南北交流的扩大，另一方面也与唐宋时期食疗医学的发展密不可分。但唐宋时期荔枝子的医用价值仍主要局限于“食疗”方面，荔枝子治“瘰疬瘤赘，赤肿疔肿，发小儿痘疮”及“风牙疼痛”、“呃逆不止”等“食疗”之外的医用价值开发则要等到元明时期。[70]荔枝花、根为药则相对简单，后人亦未有发挥，此不赘言。荔枝核、壳医用价值的发现宋人居功甚伟，深刻影响了后世医家的认识，元明医家除沿着宋人的开发之路继续前行外，还进行了相关的“药性理论”的总结，如关于荔枝核可治“㿗疝气痛”，李时珍则“发明”曰：“荔枝核入厥阴，行散滞气，其实双结而核肖睾丸，故其治㿗疝卵肿，有述类象形之义。”[71]这深刻反映了传统医学“实践先行，理论在后”的“经验医学”的典型特点。至于荔枝为药的实际运用及疗效，明清兴起的医生疗病记录“医案”类书籍如《薛氏医案》、《名医类案》、《扫叶庄医案》等多有著录，兹不赘述。
四、余论
唐宋时期是我国“果品”荔枝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唐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南北人员交流的扩大，南方特产荔枝“异”、“奇”的色彩逐渐消退。宋代荔枝加工品商品化的发展及士人的书写等更使得荔枝声名大噪，“其为果品，卓然第一”，“于百果为殊绝”，“仙果”等赞美不绝于书。以此同时，荔枝子的药用价值也逐渐得到开发，当然这也与人们对荔枝“果品”价值的认识是密不可分的，最先著荔枝于医籍的便是食疗类医书《食疗本草》，荔枝的“食疗”价值无疑是其优质“果品”价值的自然衍生。此外，著录荔枝的医籍中往往都会引录唐宋时人有关其果品价值的描述，如宋苏颂《本草图经》引唐代白居易《荔枝图序》，[72]北宋末寇宗奭《本草衍义》引杜牧诗及蔡襄《荔枝谱》等。[73]另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在对荔枝核与荔枝壳药用价值的开发上亦居功甚伟，其实荔枝核与荔枝壳才是荔枝药用价值最集中的体现，因而这在荔枝药用价值开发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明人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较完整、系统总结了明以前药物学的成就，被西方人称为“东方药物巨典”。是书言及荔枝时，亦曰其实、核、壳、花及根等具可入药，曰荔枝实（荔枝子）“甘，平，无毒”，主治“止渴，益人颜色。食之止烦渴，头重心躁，背膊劳闷。通神，益智，健气。治瘰疬瘤赘，赤肿疔肿，发小儿痘疮。”不难看出，除“治瘰疬瘤赘，赤肿疔肿，发小儿痘疮”系李时珍根据元明医家所论自己“发明”所得外，余则分别引自《开宝本草》、《海药本草》和《食疗本草》等。荔枝核，则曰“甘，温，涩，无毒。”主治“心痛、小肠气痛，以一枚煨存性，研末，新酒调服。治㿗疝气痛，妇人血气刺痛”。荔枝核治“心痛、小肠气痛”功能则出寇宗奭《本草衍义》，所附六方中的《妇人气血》方则径录自陈自明《妇人良方大全》。荔枝壳，则曰主治“痘疮出时不爽快，煎汤饮之。又解荔枝热，浸水饮”，所附一方即《赤白痢》方，李时珍言引自明人朱橚等编《普济方》，其实则亦最早出自北宋末《圣济总录》。至于荔枝花及根，则曰出自崔元亮《海上方》，而崔元亮《海上集验方》久佚，亦当从苏颂《本草图经》中转引而得。[74]以上荔枝药用价值亦多有承“复方”所载者，而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四辟有“百病主治药”，笔者统计得荔枝子、核、壳、花及根主治病症凡十种，其中唐宋医家所首创者合六种，也即占比达60％，[75]其功不可谓不大。诚然，唐宋时期荔枝药用价值的开发利用无疑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但如果将荔枝作为一种唐宋时期“文化现象”的载体而言，荔枝医药价值的开发亦只是唐宋“荔枝文化”综合开发的一个重要环节，荔枝在农学谱录、绘画艺术及文学诗歌等方面的影响与价值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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