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颈项下生长瘿瘤 （gall，cecidium），现代医学称之为甲状腺腺瘤，俗称粗脖子病。在古代，这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地方性疾病，多发于一些内陆山区。西晋张华 《博物志》云：“山居之民多瘿。”这种疾病具有发病率高、女性尤为集中、不易治愈等特点。瘿病患者虽然死亡率不高，但它给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感染此病的人不仅会遭受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折磨，由此也会加剧家庭的贫困。在古代，统治阶级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出发，对此类地方性疾病较为重视，采取了一些预防及治疗措施，但因为地方官吏贪腐渎职，加之，受医疗技术发展水平所限，人们的思想观念保守落后，巫风迷信大行其道，政府的这些措施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在宋代，峡江地区是瘿病的高发区，感染这种疾病的人非常多，达到 “十人九瘿”的严重程度，预防和治疗瘿病已刻不容缓。关于古代瘿病的研究，一些学者已有一些著述①参见马强《唐宋时期中国西部地理认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地甲病的地理分布变迁》，《地理学报》1999年，第54卷第4期；温翠芳《唐宋时期巴渝地区地甲病流行原因考》，《群文天地》2012年第12期等。。他们多是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阐述瘿病的地域分布及发病机理，而从社会史视域对瘿病的预防及治疗的研究尚不多见。有鉴于此，这里不揣浅陋，对宋代峡江地区所发生的瘿病及预防、治疗作一粗浅的探讨。
资料表明，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对瘿病的认知。《吕氏春秋·尽数篇》云：“轻水所，多秃与瘿人。”[1]季春纪第三《烈女传》记载：“齐宿瘤女者，东郭采桑之女，闵王之后也，项有大瘤，故以名焉。闵王出，而女采桑如故。王召问之，对曰：受之父母，教采桑，不教观王。王曰：此奇女也。内 （纳）以为后。”[2]卷6辩通传《庄子·德充符》也记载有瘿的病名。《山海经》还记载有治疗瘿病的药物，“（天帝之山）有草焉，其状如葵……名曰杜衡……食之已 （治）瘿。”[3]西山经，22甚至托名上古时期的 《黄帝素问》《黄帝灵枢经》等书也有对瘿病的记载。这说明中国在很早时候就对瘿病有所认知，并积累了一些治疗瘿病的经验。
瘿病给人们的身体和心理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崔赣 《易林》云：“瘿瘤疡 （痨），为身害伤。”瘿病对人的身体的伤害不言自明，而它对人们心理的伤害远比对身体的伤害要大。三国时，“贾逵前在弘农，与校尉争公事不得理，乃发愤生瘿。后所病稍大，自启欲割之。太祖惜 （贾）逵，恐其不活，教谢主薄：吾闻十人割瘿九人死。（贾）逵犹行其意，而瘿愈大。”[4]卷740疾病部三引《魏略》，771人若染上瘿病一般在短时期内还不会危及生命，但要动手术却有 “十人割瘿九人死”的危险，然而还是有人甘冒风险，不顾性命，说明它已成为患者的心腹大患，故 “必欲除之而后快”。有的瘿病患者还会成为他人嘲讽、侮辱的对象。据《晋书》记载，西晋时期，患有瘿病的杜预镇守襄阳，准备攻打吴国的江陵。“吴人知 （杜）预病瘿，惮其智计，以瓠系狗颈示之。每见大树似瘿，辄斫使白。题曰 '杜预颈’。”[5]卷34杜预传，1 031吴国知道杜预有瘿病，常常用各种方式羞辱他，让他抬不起头，以此干扰他的谋划。这种揭露伤疤式的侮辱无疑会伤害其自尊心，故杜预 “及城平，尽捕杀之。”可见这种侮辱对其心理伤害之深。多数瘿病患者还会产生自卑心理， 正如宋代诗人陆游所云 “但见瘿累累， 把镜羞自照。”[6]卷2陆游 《将赴官夔府书怀诗》，131因为颈项有瘿疣， 怕影响观瞻，女子都不敢照镜子。有的瘿病患者甚至会出现人格扭曲的状况，宋代的王钦若就是一个典型。《宋史》记载：“王钦若状貌短小，项有附疣，时人目为瘿相，然智数过人，每朝廷有所兴造，委曲迁就，以中帝意。又性倾巧，敢为矫诞。马知节尝斥其奸状，帝亦不之罪。其后仁宗尝谓辅臣曰：（王）钦若久在政府，观其所为，真奸邪也。王曾对曰：（王）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时谓之五鬼。奸邪险伪，诚如圣谕。”[7]卷283王若钦传，9 559王钦若身居高位，因项下有瘿瘤，被时人称为 “瘿相”。 “瘿相”与“鹰相”一语双关。王钦若阳奉阴违，巧舌如簧，讨好卖乖，阴险狡诈，是一种人格扭曲的表现，这种人格应是由其身体及心理缺陷所导致的。瘿病的爆发还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宋会要辑稿》载：“淳熙四年 （1177年）七月十四日，金州都统李思齐言，房州竹山县见屯军马，缘水土重恶，多成瘿疾，暗消军额，乞移洋州屯驻。其合用钱粮，令两浙应副，从之。”[8]兵六屯戍下因为生瘿病的军人较多，难以发挥维护治安的作用，屯驻在竹山县的军马不得不移驻洋州。
总之，瘿病是古代一种常见的地方性疾病，对患者的身体和心理会造成严重的伤害，也是导致家庭经济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瘿病的集中爆发还会影响到社会和国家的稳定，因而这种疾病常常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古代医书中，关于瘿病的记载及治疗瘿病的药方较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对防治这种疾病所作出的努力。我们翻检了部分医书，发现古代医药学家对瘿病的成因、瘿病的分类及其症状、瘿病的防治方法多有涉及。如宋代的 《三因方》“瘿瘤”云：“瘿多着于肩项，瘤则随气凝结。此等皆年数深远，寖大寖长。坚硬不可移者名曰石瘿，皮色不变者曰肉瘿，筋脉露结者名曰筋瘿，赤脉交结者名曰血瘿，随忧愁消长者名曰气瘿。五瘿皆不可妄决，破则脓血崩溃，多致夭枉。”[9]医部录卷375引至于治疗瘿病的药方在医书中所在多有，这表明古代对于瘿病的防治方法已较为成熟。
在宋代，峡江地区是瘿病的高发区，尤其是从恭州 （今重庆渝中区）到秭归 （今湖北秭归）的广大地域，感染此病的人极多，有 “十人九瘿”[10]卷16昭君台，213的恶名。范成大 《吴船录》云：“大抵自西川至东川，风土已不同，至峡路益陋矣。恭为州乃在一大磐石上，盛夏无水土气，毒热如炉炭燔灼，山水皆有瘴，而水气尤毒。人喜生瘿，妇人尤多。自此至秭归皆然。”[11]吴船录，210范成大还在恭州亲眼目睹患有瘿病的妇人。其 《恭州夜泊》诗云：“萆山硗确强田畴，村落熙然粟豆秋。翠竹江村非锦里，青溪夜月已渝州。小楼高下依盘石，弱缆西东战急流。入峡初程风物异，布裙跣妇总垂瘤。”[12]卷19恭州夜泊，268垂瘤即是瘿瘤。在 《夔门即事》诗中他再次提到瘿病，“人入恭南多附赘，山从夔子尽侵云。”[13]卷19夔门即事，270在该诗中，范成大自注云：“自东川入峡，路至恭州，便有瘿俗。”可见宋时恭州女性感染瘿病的人较多。
归州 （今湖北秭归）也是瘿病的多发区，境内瘿病患者随处可见，让人触目惊心。范成大在赴任四川制置使时陆路经过三峡地区，在从夷陵 （今湖北宜昌）到秭归的山路上路过一个村庄叫大丫隘，里面住着几户人家，妇女几乎都有瘿瘤。当时他把这里的风俗见闻写入诗中。“峡行五程无聚落，马头今日逢耕凿。家家妇女布缠头，背负小儿领垂瘤。山深生理却不乏，人有银钗一双插。”[14]卷15大丫隘，208范成大是对峡江地区的瘿病最为关注的诗人，有多篇有关峡江地区的诗文提及到这一状况，反映出该地区瘿病的流行及其对诗人视觉的冲击，也反映出诗人特有的人文关怀及对女性不幸的同情。该诗是从夷陵入峡后第一次提及瘿病，诗句描绘了三峡地区的风俗，妇女头上包裹布帕，插着亮闪闪的银钗，背上负着幼儿劳作，虽然山高路远，土地贫瘠，这里的人倒也衣食无忧。到归州兴山县界，诗人又一次把纸笔触及到这一现象。“天生尤物元 （原）无种，万里巴村出青冢。高台望思台已荒，东风溪涨流水香。婵娟钟美空万古，翻使乡山多丑女。灸眉作瘢亦不须，人人有瘿如瓠壶。”[15]卷16昭君台，213注云：“在兴山界中，乡人怜 （王）昭君，筑台望之，下有香溪。然三峡女子，十人九瘿。”“十人九瘿”足见女性发病率之高。兴山在汉代出了一个王昭君，虽然美若天仙，但一生坎坷，最后客死异国他乡。昭君的遭遇，让人们看到了美女的不幸，所以女子自毁美貌，灸眉作瘢。但在宋代，女子无须自残，因为她们多有瘿瘤，面相丑陋，想做美女都难。
夔州 （今重庆奉节）在宋代更是瘿病的重灾区，瘿病患者比比皆是，随处可见，而人们也习以为常，见怪不怪。范成大 《夔州竹枝歌九首》其四云：“瘿妇趁墟城里来，十十五五市南街。行人莫笑女粗丑，儿郎自与买银钗。”[16]卷16夔州竹枝歌九首，220因为多数妇女都患有瘿病，女性又有 “瘿妇”的称号。她们虽然长有瘿瘤，相貌不雅观，但能自强自立，在大庭广众之中作买卖，依然能赢得男性的追慕。在夔州，范成大一行因为初来乍到，不知江水重恶，直接汲江而饮，随行的家中10余人都感染瘿疾，这在他的 《吴船录》中有记载。“峡江水性大恶，饮则生瘿，妇人尤多。前过此时，婢子辈汲江而饮，数日后发热，一再宿，项领肿起，十余人悉然，至西川月余，方渐消散。”[17]吴船录，217有了前次的教训，今次从成都返回路过夔州时就格外小心，他们不惮麻烦到远处的山泉汲水而饮。王十朋在1165-1167年作夔州知府，他在一首诗中也提到夔州的瘿病。 “夔州苦无井， 瘿俗殊可怜。” [18]诗集卷 21题卧龙山观音泉呈行可元章，375因为水土不好， 导致人们生瘿疾。作为本州的地方官，他对夔州的这种地方性疾病深表同情和不安，为此他竭尽所能地为夔州人改善饮水条件。陆游在1170年授夔州通判，在夔州为官期间也目睹了当地瘿病流行的情状。他在 《蹋碛》诗中写道：“鬼门关外逢人日，蹋碛千家万家出。竹枝惨戚云不动，剑器聊翩日将夕。行人十有八九瘿，见惯何曾羞顾影。江边沽酒沙上卧，峡口月出风吹醒。人生未死信难知，憔悴夔州生鬓丝。何日画船摇桂楫，西湖却赋探春诗。”[19]卷2蹋碛，184在夔州，每当春节人日即正月初七，人们扶老携幼，三五成群，前呼后拥相与去江边踏碛，多少年来已形成为一种风俗。在踏碛的人群中十有八九都有瘿瘤。尽管如此，他们并不自惭形秽，羞于见人，因为这里的人对此司空见惯，同病相怜。
瘿病的流行不仅损害了人们的身体健康，也是导致该区域社会经济贫困与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宋代，峡江地区始终处于经济落后状态，城镇萧条，社会闭塞，税收奇少。范成大 《吴船录》云：“八十里，至万州，宿在江滨。邑里最为萧条，又不及恭、涪。蜀谚曰：益、梓、利、夔最下，忠、涪、恭、万尤卑。”“泊归州。峡路州郡固皆荒凉，未有若归之甚者。满目皆茅茨。”[20]吴船录，216陆游 《入蜀记》云：巴东 “江山雄丽，大胜秭归，但井邑极于萧条。”归州 “州仓岁收秋夏二料，麦、粟、粳米，共五千余石，仅比吴中一下户耳。”[21]226三峡地区的城镇给外来为官者的印象乃是荒凉萧条。宋代，因为三峡贫穷落后，还有不愿在此地为官者。在宋代，三峡地区每缺一县令，“动辄二三年无肯补者”[22]228，导致这种社会经济状况落后的原因，除自然环境闭塞外，地方性疾病的流行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宋朝在防治瘿病的流行方面主要采取两种措施，其一是大力改善饮水条件，从水源上控制瘿病的肆虐。其二是禁止巫术迷信，劝导人们使用医药进行治疗。
瘿病是一种发病率高的地方性疾病，与本地区的水土、水质大有关系。这一点古人多有认识。唐孙思邈 《千金方》云：“凡遇山水隖中出泉者，不可久居常食，作瘿病。”[23]医部录卷330引《宋会要辑稿》云：“缘水土重恶，多成瘿疾。”[24]兵六屯戍下范成大认为三峡地区人易患瘿病，是因为 “峡江水性尤恶”“水气尤毒”。因此，防治瘿病首先必须改善本地区的饮水条件，让人们能得到水质好的饮用水。
夔州竹筒引水工程最迟在唐代就已出现，它极大地方便了处于地势高峻的夔州的城市居民取水。杜甫寓居夔州期间就感受到它的便利，其 《引水诗》曰：“月峡瞿塘云作顶，乱石峥嵘俗无井。云安沽水奴仆悲，鱼复移居心力省。白帝城西万竹蟠，接筒引水喉不干。人生流滞生理难，斗水何直百忧宽。”[25]1 270清代仇兆鳌注云：“此为夔州引水而作也。夔州取泉胜于云安沽水。”诗人在此对夔州接筒引水工程大加褒扬。自此以后，引水工程成为夔州一项惠及民生的公益事业。北宋时，由于真宗朝转运使丁谓将夔州治所迁移至永安宫西北，配套的饮水系统也须重建，因此朝廷继续在夔州拨款修建水槽、竹筒引水工程，把本地周边的洁净水引入城内。《续资治通鉴长编》云：乾兴元年 （1022年）三月丙戌 “出内藏库银二十万两，钱三十万贯下诸路，又出钱三十万贯下三司”“诏夔州引水槽筒竹木并给以官钱，毋得扰民。”[26]卷98这一年朝廷下拨银30万两、钱60万贯给诸路三司办理公益事业，夔州的引水工程无疑在资助之列。朝廷在诏书中还明确地禁止地方官吏在建设中借机摊派扰民，这说明饮水工程是官办的。在饮水工程建成后，每年的工程维护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由于朝廷未予列支，这笔费用往往向汲者摊派，这无疑加重了城镇居民的生活负担。自宋神宗熙宁七年 （1074年）起，朝廷听从官吏建言免除摊派。“梓、夔路察访熊本言：夔峡州郡民间无井饮，夔州城中引三洞、三臂两溪水，分布之衢巷，贮以桐船木槛，年必一易，使汲者输钱以治之。欲以免役头子剩钱给其费，免取于汲者。”[27]卷254南宋时，夔州地方官进一步完善引水工程。王十朋在孝宗时为夔州知州，对境内瘿病的流行甚为关切，上任伊始，就在引水惠民上做了两件事情。其一是继续兴建引水工程，让更多的民众能够饮用优质水。其二是蠲除居民的水费，减轻居民的负担。这两件善政受到民众的拥护，也是王十朋十分引以自豪的事情。他曾在多篇诗文中提到这两件事情。其 《题卧龙山观音泉呈行可元章》曰：“夔州苦无井，瘿俗殊可怜。竹筩喉不干，可浣不可煎。日汲卧龙水，屡赖担夫肩。所取都几斛，深慙未投钱。”[28]诗集卷21，375诗人对当地居民由于饮用不洁的水而导致的瘿病深表同情。其 《给水》诗云：“接筒引水下山陬，端为夔民解百忧。长使义泉名不断，莫教人费一钱求。”[29]诗集卷21给水，370其诗自注云：“夔以竹筒引水见于杜 （甫）诗。以义泉名门，则知昔之为州者，不榷水而取钱也。予始至，闻公库岁收卖水钱千余缗，钤辖司亦如之。予以水给民，惧后人废之，故作是诗。”政府投资兴建引水工程的本意是惠及百姓，让其任意取用，若政府采取榷水政策，收取汲水费，这不仅违背其为民的初衷，也有负义泉门的名声。王十朋于是大胆地废除这一政策，还水于民，让付不起水费的家庭和民众都能享受到它的益处。其 《义泉》诗云：“官费接竹筒，民蠲沽水钱。叮咛后来者，莫负义泉名。”[30]诗集卷21，391他一再告诫后来之为政者，要把官办供水善政延续下去，不要辜负义泉的名声。他在主政夔州期间，这些政策都得到了落实。其 《仪凤得珠字》诗云：“夔州忧民困汤火，润泽有志无坦途。眼前焦熬十万户，欠伸戏笑皆沾濡。自采量槩入官廪。不输一钱分水符。”[31]诗集卷21，380诗人对引水沾溉10万夔民、不让夔民输纳一分钱水费的善政颇感欣慰。
在瘿病多发的归州 （湖北秭归），则通过引水及打井以改善居民的饮水条件。据 《方舆胜览》“井泉”下记载，归州州治附近，宋代有泉水名清冷泉，“出东溪石罅，极清冷，作亭其下，因泉为名，石碣尚存。”[32]归州，1024-1025有些井泉至明代仍然沾溉民众。明嘉靖 《归州志》记载：“清冷泉，州东五十里，旁有亭，因泉为名。”“楚王井，楚台山上，有泉甘洌。”“张公井，在修文门外，即独清泉，冬夏不竭。先是居民取水不便，分巡张公命工运石甃一大池。州人甚便之，故名。”巴东则有 “天泽井”“通氹井”“阴晴井”“温凉井”等取水之处。兴山则有 “清泉”“龙池”等饮水之源[33]505-514。
以上这些引泉汲水、打井汲水措施对于改善三峡地区居民的饮用水、防治瘿病具有积极的意义。
巴蜀地区素来 “信巫鬼，重淫祀”[34]卷38地理志，1 666，人们有病往往求神问卜，跳神赛鬼，请巫师禳灾，这样既延误了疾病的治疗时间，又徒费钱财，使患者家庭雪上加霜。宋朝官府为防治瘿病，一方面，严厉禁止巫术迷信，移风易俗。另一方面，对百姓教以医药，劝导患者就医治疗。这 “一禁一疏”对转变社会风气有着积极的作用。荆湖北路 “农作稍惰，多旷土，俗薄而质。归峡信巫鬼，重淫祀，故尝下令禁之。”[35]卷88地理志，2 195宋朝曾多次下令禁止巫术淫祀，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李惟清曾在开宝 （968-976年）年间作涪陵尉，当时 “蜀民尚淫祀，病不疗治，听于巫觋，（李）惟清擒大巫笞之，民以为及祸。他日又加箠焉，民知不神，然后教以医药，稍变风俗。”[36]卷260李惟清传，9 216李惟清通过鞭笞巫师，凌辱其身，以达到改变人们对其神性的认识。人们认识到巫师不神、巫术是骗人的把戏后，自然会就医治病。还有官员提出在禁止巫师活动的同时，教其改业，给他们以生活出路。南宋嘉泰元年 （1201年）十二月九日，万州赵师作上言：“峡路民居险远，素习夷风，易惑以诈，易煽以恶，致使淫巫得肆 （虐），凡遇疾病，不事医药，听命于巫，决葡 （卜）求神，杀牲为祭，虚费家财，无益病人。虽或抵死，犹谓事神之未至。故凡得疾，十死八九。……乞行下本路，先禁师巫，俾之改业，严结保伍，断绝禁 （止）及祭鬼器用。庶几拔本塞源，不致滋长。”[37]刑法二禁约巫师是一批专门以 “事鬼”为生的人，别无长技，政府在禁巫的同时让他们改业，给其生活出路，这是一种治本的措施。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只是硬性禁止。而曹颖叔曾做过夔州转运判官，当时 “夔峡尚淫祀，人有疾，不事医而专事鬼。（曹）颖叔悉禁绝之。乃教以医药。”[38]卷260曹颖叔传，10 070不过，宋代三峡地区社会闭塞，教育落后，巫术有很深的土壤，巫风一直很盛行，直到明清时期仍然如此，这使得医药救治的效果大打折扣。
总之，在宋代，峡江地区的瘿病发病率高，女性尤为突出，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宋王朝为维护自身的统治，在防治瘿病上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其一是积极改善本地区的饮水条件，出资兴建接筒引水工程，把周边的优质水引进城乡，让居民能获得优质的饮用水。其二是禁止巫风淫祀，提倡移风易俗，教民医药，使瘿病患者得到及时的医治。这两种措施对控制瘿病的大规模爆发、降低死亡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我们今天防治地方性疾病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先秦]吕不韦.吕氏春秋[M].四库全书本.
[2][汉]刘向.烈女传[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3.
[3]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4][宋]李昉.太平御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5][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19]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7][35][36][38][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8][24][3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9][23][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1934.
[10][12][13][14][15][16][宋]范成大.范石湖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1][17][20][宋]范成大.范成大笔记六种[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8][28][29][30][31]王十朋.王十朋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1][22][宋]陆游，撰；蒋方，注.入蜀记[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25][清]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6][2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5.
[32][宋]祝穆.方舆胜览[M].北京：中华书局，2003.
[33]明嘉靖归州志[M].上海：上海书店，1990.
[34][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0.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