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兰是国人对中国传统兰花的称呼。所谓传统兰花，主要指兰科植物中兰属的地生种类，亦即春兰、蕙兰、建兰（四季兰）、墨兰（报岁兰）、春剑、莲瓣兰、和豆瓣兰等八大类。但兰属的其他种类，如独占春、珍珠矮、送春等也被广为种植。因此广义的国兰应是泛指兰属植物中的地生种类。
虽然兰科植物中的“鹝”yi（即今绶草）在公元前1000~公元前600年成书的《诗经》中早有记载,但有关国兰的栽培历史,可能晚至唐代才开始。有人争辨说,孔子(公元前551~479)越王勾践(?~公元前465)与屈原(约为公元前340~公元前278)都曾经提到过兰花,而实际上,他们所谓的“蘭”只是一种或几种花叶皆香的香草,而不是今天的兰花或国兰。例如,脍炙人口的“王者香”之说出自《琴操,猗兰操》中的一段记载:“孔子自卫返鲁,隐谷之中见香兰独茂。喟kui然叹曰:夫兰当为王者香草”。据考证,《琴操》为东汉蔡邕yong(132-192)所撰,距孔子时代已有600余年。即使这段记载可靠,也只能证明孔子所说的“蘭”并非今天的兰花。春秋战国时代的卫国位于今天河南省北部滑县一带,而鲁国则在山东。河南滑县在伏牛山以北,属温带地区,即使2000多年以前气候略为暖和,但在河南北部至山东一带,真正的兰花“独茂”的情景是不可能出现的。
南宋赵孟坚春兰水墨画
与此同时代的越王勾践种兰之说更是牵强附会。《越绝书》中的“勾践种兰渚山”或“勾践种兰渚田”,其意是指勾践从事农业耕种于“兰渚之山或“兰渚”之田,而非种兰于“渚山”或“渚田”。《越绝书》以后1600年成书的《会稽志》和《续会稽志》也有类似的记载,也同样是不可靠的。勾践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在卧薪尝胆之年是不可能去养花消遣的,如果种花是为了以“玩物丧志”迷惑吴王,那么历史上是会大书特书的,决不会只用一笔轻轻带过。笔者曾专程到浙江绍兴考察过,当地确有兰渚山,而无“渚山”、“渚田”之类的地名。而且兰渚山土壤黏度高,石砾少,排水不畅,并不产兰花。
屈原在《离骚》中的一段话:“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曾被许多人视为屈原种兰之根据。其实这是一段意晰的记载。说的是当时的兰蕙是数以百亩成片种植的,其种植的方法是把留夷与揭车种在畦上其间杂以杜衡与芳芷。而留夷、揭车、杜衡、芳芷都是花叶皆香的香草,也就是当时的“蘭、蕙种植的目的是希望枝叶都繁茂,到时候要割下来。枯萎并没有关系,只是看到群香周谢,心里难过而已。屈原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他把兰蕙比作人才,悉心培养,寄以很大的希望,但最终人才凋零,希望落空,故用以慨叹人世沧桑、人情冷暖。以写实寓真意正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屈原的诗作绝非凭空杜撰,而是从实物中得到启示而吟咏的。应该说,屈原的《离骚》是对当时“蘭、蕙的绝好注解:成片大面积栽培,枝叶繁茂,可收割利用,枯萎也无妨。这显然是指枝叶皆香的香草,而绝非今天的兰花。
这里应该加以特别说明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兰亭座落在浙江绍兴兰渚山之麓。晋朝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曾于公元353年农历三月三日邀请42位名流文士在此吟诗饮酒,行“修禊之事。“修禊”是古代的一种习俗,在春末到水此次聚会共边嬉游,以消除不祥。据史书记载此次聚会共写作了37首诗文:“十一人各成四言、五言诗一首”、“十五人成一篇”、“十六人诗不成罚酒三巨觥”。为了阅读这37首诗文,作者曾专程赴浙江宁波《天一阁》藏书楼,仔细查看、阅读了全部诗文。但遗憾的是全部诗文中只找到两个“兰”字。其一是徐丰之的“俯挥素波,抑掇芳兰。尚想嘉客,希风永叹”;其二是袁峤之的“人亦有言,得意则欢。嘉宾既臻,相与游盘。徽音叠詠,馥然若兰。苟齐一致,退想揭竿”。前者似乎是描写乘船戏水,随手向岸边摘取兰草的情景,而后者仅指香气而已。在蕙兰盛开的季节,以盛产蕙兰并以“兰命名的地方,邀请文人墨客吟诗作赋,竟然不写兰花,这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当时真正的兰花尚未被民间栽培供观赏用。不论800年前的勾践时代还是800年后的王羲之时代,在浙江都未能找到栽培真正兰花的确切证据。
在盛唐中期,有许多诗词涉“兰”,如李白(701~762)笔下的“兰生不当户,别是闲庭草”和白居易(772~846)的“扫径避兰芽”、“闲从蕙草侵绿阶”等,显然都不是指今天的兰蕙。只有史学家吴厚炎引《汗漫录》中的“王维以黄磁斗贮兰蕙,养以绮石,累年弥盛”,有可能指的是今天的兰蕙。王维(701~761)与李白同属于唐代中期人,此时或许已有兰花的栽培,但未必普遍。
迄今为止最可靠的记载,应是唐朝末年唐彦谦的两首《咏兰》诗:
其一:清风摇翠环,凉露滴苍玉。
谢庭漫芳草,楚畹多绿莎。
其二:美人胡不纫,幽香蔼空谷。
于焉忽相见,岁晏将如何?
诗中的翠环、苍玉、幽香、绿莎等,显然指的是今天的兰蕙。在为数众多的香草中,叶片细长如莎草,能弯成半圆形的,又有绿白色、带幽香花朵的,恐怕只有兰属植物。唐彦谦是唐代后期文人,曾在陕西汉中和四川做官,此诗可能写于860~880年间。
唐未另一处比较可靠的记载是杨夔的《植兰说》或种兰荃,鄙不遄茂。乃法圃师,汲秽以溉。而兰净荃洁,非类乎众莽。苗既骤悴,根亦旋腐此处所总结的种兰经验,与今天的科学栽培方法是一致的,显然指的是真正的兰花。杨夔的生卒年月不可考,但他曾是田頵的幕僚,推测《植兰说》写作的年月是在田頵发之时,可能在公元880~890年间。
此两处的诗文相距较近,也比较可靠。这表明唐代末期在上层人士中国兰类的栽培已较为普遍了。而在此之前的唐代中期,亦即王维、李白时代,很可能已有零星栽培或只见于局部地区。从零星到比较普遍经历了近100余年的时间,应当说是合乎常理的。
宋末元初郑恩肖春兰水墨画
到了北宋,对于兰蕙的记载就更为确切了。如黄庭坚(1045~1105)在《幽芳亭》中对兰花的描述:“兰蕙出莳以沙石则茂,沃以汤茗则芳,是所同也。至其发华,一干一华而香有余者兰,干五七华而香不足者蕙”。显然,这里所说的兰是指春兰,而蕙则指蕙兰。此时在宫廷中还出现了蕙兰水彩工笔约扇画。南宋后期出版的两部植兰专著:赵时庚的《金漳兰谱》(1233)和王贵学的《兰谱》(1247)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兰科学论著。书中详细地论述了国兰的品种、栽培、移植、分株施肥、灌溉等方面的经验。这表明,国兰的种植在当时已经在民间扩展开来。南宋末年著名画家赵孟坚(1199~1264)的春兰水墨画至今仍保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位名画家郑思肖(1241~1318)的春兰水墨画则保藏在日本大阪市立博物馆。这两位宋末画家,以忠于南宋,不食元禄为后人所称颂。他们在南宋灭亡后均隐居山野,画兰明志,这使得兰花也逐渐成为洁净、忠贞、高尚的象征,受到民众的普遍喜爱到了元朝,这种喜爱有增无减。有一位著名的和尚画兰名家叫释善明、号雪窗(1312-1368),他画的蕙兰在江浙一带风靡一时,有“户户雪窗兰”的说法。此后有许多书法家、画家都喜欢写兰、画兰,如明代的文微明(1470~1559),清代的石涛(1642-1718)、郑燮(1693-1765),清末至民国初年的吴昌硕(1844-1927)等名家以及现代知名画家也常常如此。
蕙兰水彩工笔纨扇画
自古以来,养花、吟花、画花、写花的文人墨客来去匆匆,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遗墨,而其中兰花却占有很特殊的位置。以国兰论著为例,明、清两代至民国初年有十数部之多。国兰画卷也同样琳琅满目,今天保留在全世界各国博物馆的珍品,至少有明代11位画家的33幅画和清代32位画家的101幅画。这在世界绘画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这显然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中国人喜欢素淡、雅致、清幽、洁净的风格,推崇廉洁、忠贞、质朴、坚韧的情操,而国兰正是这种风格和情操的化身。显然,国人对国兰的欣赏已远远超出兰花本身,而与传统的文学、艺术道德、情操融合在一起,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个组成部分,这就是兰文化。
今天,人们将兰文化追溯到孔子的时代,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一方面从科学上澄清中国古代兰文化的史实,但也赞成不受这个史实的束缚,将它与唐代以前的兰(香草)文化融为一体,汇成源远流长的中国兰文化,让人们尽情地吟咏、写意和寄情吧!
——文章选自《国兰及其品种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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