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近海昏侯墓出土了一件“玉饰”,由于人们对其造型存在争议,所以其形象一直未有定论。将其与之前出土的玉熊造型及风格比较可以确定其为熊形,玉饰可以称为“熊形玉饰”。海昏侯墓出现熊形玉饰与刘贺的思想观念、汉代的黄老之学、熊图腾信仰等密不可分。从民俗文化意义上讲,这件熊形玉饰具有驱邪避恶、保护墓主人灵魂不受侵扰、肉体不受侵害的作用,最终目的是帮助墓主人完成炼形,升入仙界。这既是对熊图腾文化的继承,又是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的新发展。
海昏侯刘贺墓自发掘以来,已清理出1万余件(套)遗物,给考古界、艺术界、史学界带来了巨大的惊喜。其中有一件“玉饰”的造型存在争议。有学者称之为“玉饰”;有的学者称其为“玉佩饰”。(图一)本文试对这件奇特“玉饰”的文化意义进行解读。
图一 海昏侯出土熊形玉饰
一、海昏侯墓熊形玉饰的形象释读
海昏侯墓出土的“玉饰”呈片状,浅雕。头部取正面剪影,似熊面。小耳圆眼,双眉上挑,扁形鼻、鼻梁有线纹,张嘴吐舌,露三颗门齿。身形取侧面剪影,熊形爪足,右爪放于胸前,右腿弯曲,右膝跪地;左足着地,左膝撑起左肘,左爪附于左耳旁,袒乳露脐,凸腹,四肢粗壮有力,臂股刻有纹饰,整体呈蹲坐状。这件“玉饰”出土后,其名未有定论。根据汉代相似的形象,笔者认为是熊形玉饰。
首先,汉画像石中有许多与这件熊形玉饰相似的熊图像。汉画像石中的熊图像多数是直立或蹲坐状的造型,其中一部分选取熊的侧面剪影,其长吻刻画得比较突出;另有一部分选取熊的正面形象,长吻就变成平面状,鼻子呈扁形。如徐州的一例,熊小耳圆眼,扁鼻咧嘴,露齿,持鼓槌状物,周围环绕七颗连星(图二);徐州的另一例,熊正面,呈蹲踞状,小耳,圆眼,瘦脸,吐舌,露乳,露阴,双足着地,双膝撑住双肘。(图三)上述画像石均选取熊头部的正面形象,其面部表情、咧嘴露齿都与海昏侯墓出土的熊形“玉饰”的神态非常相似。图四中熊双前掌、露乳的刻画与熊形玉饰的对应部位很相仿。
图二擂鼓熊图像
图三熊、翼龙、翼虎图
其次,商代已出现对熊的艺术表现。海昏侯墓出土的熊形玉饰与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玉蹲熊也有类似之处。妇好墓共出土4件玉蹲熊。(图四:1)标本430,黄褐色,浮雕,抱膝蹲坐状,长嘴前伸,眼耳清晰。这件玉熊采用侧面剪影手法,足、腿部以及身上的云饰与海昏侯墓出土的熊形玉饰的对应部位相似。(图四:2)
图四:1妇好墓出土玉熊(430)
图四:2妇好墓出土玉熊
再次,汉墓中发现多件玉熊。汉元帝渭陵出土玉熊2件,徐州北洞山西汉墓出土玉熊1件。
1.猴、熊纹玉环1件,陕西西汉窦氏墓出土。两面纹样相同,内侧镂空透雕两只猴和两只熊,每只动物间均雕卷云纹。(图五)叶舒宪先生认为“透雕熊纹猴纹及卷云纹玉璧,象征天门及天国神灵是升天旅程的最终目的地”。这一说法正符合汉代玉组佩所代表的文化含义。
图五猴纹熊纹玉环
2.熊纹玉具剑4件,河南僖山汉墓出土玉剑珌1件,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玉剑璏、玉剑珌各1件,西安红旗机械厂基建工地出土熊纹玉剑首1件。
3.神兽纹玉器3件。河北定县43号墓出土玉座屏1件,透雕的“东王公”与“西王母”周围有熊的形象,熊在此处作为仙界侍者出现。(图六)安徽巢湖北山头西汉墓出土玉卮1件,湖南安乡刘弘墓出土神兽纹玉樽1件。其中的熊造型为直立或蹲坐状。
图六玉座屏
4.玉飞熊砚滴1件,江苏扬州甘泉老虎墩出土。造型为跪坐状熊。熊张口卷舌,有双翼,右前掌平托灵芝仙草,左前掌垂直,后双足聚拢于身下。
上述玉熊造型多样,均出自王侯等地位显赫者的墓中,这为海昏侯墓出土熊形玉饰提供形象的参考和象征寓意的佐证。
2016年11月份,在英国伦敦市中心克利福德街10号举行的亚洲艺术周中展出了一件汉代的鎏金嵌宝石铜熊(图七),高10.6厘米。这件青铜制品,外表鎏金,镶嵌了绿松石和玛瑙。这件铜熊咧嘴露舌,露乳凸腹,整体呈蹲坐状。这一造型与海昏侯出土的熊形玉饰非常相似。
图七鎏金嵌石铜熊
综上所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熊形玉饰造型与汉画像石中的熊形象、汉代玉熊形象甚至更早的商代的玉熊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可以确定其为熊形。
刘贺与熊的关系,在文献中有记载。《汉书》曰:“初贺在国时,数有怪。尝见白犬,高三尺,无头,其颈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后见熊,左右皆莫见。又大鸟飞集宫中。”“刘贺问于龚遂,遂曰:‘熊,山野之兽,而来入宫室,王独见之,此天戒大王,恐宫室将空,危亡象也。’”天人感应说在汉代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刘贺亲身经历神熊预警。所以墓中陪葬熊形玉饰也是寓意丰富,有理可寻。
二、海昏侯墓熊形玉饰的多重证据
海昏侯墓出土的“玉饰”可以确定为熊形,下文将从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论述墓葬中熊形象的意义。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玉熊外,汉画像石(砖)等艺术中也出现许多熊图像。
洛阳市郊烧沟村东61号墓出土的“大傩图”“大傩宴飨图”中有熊的形象;故宫博物院藏东汉鎏金筩形尊,有雕刻精美的6个熊足(图八);洛阳吉利炼油厂东汉墓C9M445出土的2件彩绘陶罐下接3个熊足。其他如摇钱树、铜镜上也都出现许多熊形象。这说明熊在汉代人的思想中仍有非常重要和丰富的意义。
图八鎏金筩形尊
甘肃礼县秦先公墓出土青铜车形器,四鸟四虎位于车的四角,车顶中央有驾车者,其身后的主位上端坐一只熊。(图九)
图九铜盒
商周时期已出现玉熊的形象,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1件、山西曲沃晋侯墓63号墓出土2件类似的玉熊,其蹲坐抱膝的动作“或推测具有王者端坐于王位的威严意味”。其实,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玉熊的形象,如红山文化出土的熊龙玉玦、双熊首三孔器都体现了红山人对熊的重视和尊崇。关于熊龙玉玦的名称一直存在争议,这类玉玦出土时被称为“猪龙”,后来学者改变看法,提出“熊龙”说。因为这类玉玦“除吻部有多道皱纹外,都非猪的特征,其短立耳、圆眼却与熊的一些特征相似”(图十)叶舒宪也认为红山文化出土的兽形玉玦应为熊龙玉玦。朱乃诚认为:“将兽面玦形玉饰的兽面理解为熊首比理解为猪首更准确。”牛河梁第十六地点积石冢出土的双熊首三孔玉器,叶舒宪认为也是熊。
图十牛河梁遗址群出土熊龙玉玦
在史料文献中也有关于熊的记载。长沙子弹库出土战国时期的《楚帛书·甲篇》记载:“曰故(古)大(熊)雹(包)(戲)。”《史记》曰:“黄帝者,少典之子,徐广曰:‘号有熊’。”鲧化黄熊的传说等都说明熊与古帝王有密切关系。黄帝(有熊氏)在汉画像石中亦有表现,徐州出土的一块汉画像石就被命名为“黄帝升仙图”。(图十一)《山海经》中也有许多关于熊作为神兽与古帝王同在的记载。《神异经·东荒经》曰:“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长一丈,头发皓白……载一黑熊,左右顾望。”史书中也有关于熊显神迹的记载,如《左传·昭公七年》:“晋侯梦黄熊入于寝门而疾,后祀夏郊而疾间”。《太平御览·兽部》转引《琐语》:“晋平公梦赤熊窥屏而疾,祭颛顼共工而疾间。”
图十一黄帝升仙图
以上证据都证明了汉代的熊崇拜渊源悠久,上古帝王的神话传说、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遗传的民族意识都影响了汉代人对于熊的认知。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这件熊形玉饰是继承前代丰富的熊文化,又融入新的时代特征和文化内涵的熊形象。
三、海昏侯墓熊形玉饰的文化解读
玉熊在红山文化、商周之时是神圣、复活、王权的象征,以玉为熊表现了熊拥有最崇高的神圣地位。汉代玉熊象征重生的寓意被玉蝉、玉琀等玉敛葬器取代,更多地转向了神性与巫性象征。
汉初信奉黄老之学,黄老学派杂糅自秦始皇以来兴盛不衰的神仙方术思想,逐渐演变为道家养生之学和神仙崇拜,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文物也证明这一点。黄帝信仰融入汉代的黄老之学,黄帝的图腾“熊”也成了民族文化记忆的一部分被尊崇,这使汉代人以熊为原型,创造了许多神熊形象。
有的神熊位于鸡头神和牛头神的中间,最两边是日月,突出了熊的神圣地位。河南出土的一块画像砖的上部中央为一熊张嘴吐舌、扬手舞足作舞蹈状,旁有一蟾蜍;其下是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图,交尾缠绕玄武。(图十二)汉画像中还有驾雷车的神熊、幽都守门的神熊等。这表明熊在汉代具有神话学的内涵,此类形象具有神圣的象征意义。
图十二熊、伏羲、女娲图
熊形玉饰还具有巫性象征意义。根据“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的记载可知,熊是方相氏的形象原型之一。方相氏“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枢,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说明其具有驱邪避恶、镇墓守灵的作用。汉画像中许多代表方相氏的熊图像,说明汉代的熊形象也具有了驱除邪恶、噬鬼镇墓的巫性象征。
海昏侯墓出土的熊形玉饰夸张地张嘴,吐舌,露齿,瞪眼,都是故意为之的动作,寓意丰富。原始文化中就经常看到吐长舌的形象。中国的吐舌雕像早期主要是见于楚墓的镇墓兽。商周时期出土的7件玉蹲熊中,有6件是张嘴吐舌的,但只是嘴微张,舌微露。南阳、川渝等地都出土有汉代陶制的镇墓兽,其多表现为夸张的长舌、独角、獠牙。虽然海昏侯墓出土的熊形玉饰吐舌相对较短,但其刻意吐舌的动作、张嘴露齿的状态、严肃威厉的表情与镇墓兽相似。现实生活中,熊是山野猛兽,《含文嘉》曰:“天子之所以射熊何?示服猛,远巧佞也”。
刘贺于公元前63年被封为海昏侯,迁至豫章县,至公元前59年去世,共四年。《汉书》载:“楚地巫鬼……颜师古曰:‘言其土俗尊尚巫鬼之事。’”我们虽无法断定此件熊形玉饰的制作时间,但其出现在墓中应是受到楚地巫鬼信仰的影响,寓意震慑恶灵,驱邪避恶,吞噬蛇虫鬼魅,保护墓主人灵魂、肉体不受侵害。
四、结论
综上所述,海昏侯墓出土的熊形玉饰是汉代人继承前人玉与熊的信仰,并结合汉代黄老之学创造出的一种象征性玉饰。从红山文化的熊龙玉玦到商代的玉蹲熊,再到汉代丰富多样的玉熊造型,我们可以看出汉代的熊文化既有对汉以前熊文化的继承,又结合新的时代背景与文化背景产生新的意象。
(文章来源:《中原文物》2017年第六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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