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近海昏侯墓出土了一件“玉饰”，由于人们对其造型存在争议，所以其形象一直未有定论。将其与之前出土的玉熊造型及风格比较可以确定其为熊形，玉饰可以称为“熊形玉饰”。海昏侯墓出现熊形玉饰与刘贺的思想观念、汉代的黄老之学、熊图腾信仰等密不可分。从民俗文化意义上讲，这件熊形玉饰具有驱邪避恶、保护墓主人灵魂不受侵扰、肉体不受侵害的作用，最终目的是帮助墓主人完成炼形，升入仙界。这既是对熊图腾文化的继承，又是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的新发展。
海昏侯刘贺墓自发掘以来，已清理出1万余件（套）遗物，给考古界、艺术界、史学界带来了巨大的惊喜。其中有一件“玉饰”的造型存在争议。有学者称之为“玉饰”；有的学者称其为“玉佩饰”。（图一）本文试对这件奇特“玉饰”的文化意义进行解读。
图一 海昏侯出土熊形玉饰
一、海昏侯墓熊形玉饰的形象释读
海昏侯墓出土的“玉饰”呈片状，浅雕。头部取正面剪影，似熊面。小耳圆眼，双眉上挑，扁形鼻、鼻梁有线纹，张嘴吐舌，露三颗门齿。身形取侧面剪影，熊形爪足，右爪放于胸前，右腿弯曲，右膝跪地；左足着地，左膝撑起左肘，左爪附于左耳旁，袒乳露脐，凸腹，四肢粗壮有力，臂股刻有纹饰，整体呈蹲坐状。这件“玉饰”出土后，其名未有定论。根据汉代相似的形象，笔者认为是熊形玉饰。
首先，汉画像石中有许多与这件熊形玉饰相似的熊图像。汉画像石中的熊图像多数是直立或蹲坐状的造型，其中一部分选取熊的侧面剪影，其长吻刻画得比较突出；另有一部分选取熊的正面形象，长吻就变成平面状，鼻子呈扁形。如徐州的一例，熊小耳圆眼，扁鼻咧嘴，露齿，持鼓槌状物，周围环绕七颗连星（图二）；徐州的另一例，熊正面，呈蹲踞状，小耳，圆眼，瘦脸，吐舌，露乳，露阴，双足着地，双膝撑住双肘。（图三）上述画像石均选取熊头部的正面形象，其面部表情、咧嘴露齿都与海昏侯墓出土的熊形“玉饰”的神态非常相似。图四中熊双前掌、露乳的刻画与熊形玉饰的对应部位很相仿。
图二擂鼓熊图像
图三熊、翼龙、翼虎图
其次，商代已出现对熊的艺术表现。海昏侯墓出土的熊形玉饰与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玉蹲熊也有类似之处。妇好墓共出土4件玉蹲熊。（图四：1）标本430，黄褐色，浮雕，抱膝蹲坐状，长嘴前伸，眼耳清晰。这件玉熊采用侧面剪影手法，足、腿部以及身上的云饰与海昏侯墓出土的熊形玉饰的对应部位相似。（图四：2）
图四：1妇好墓出土玉熊（430）
图四：2妇好墓出土玉熊
再次，汉墓中发现多件玉熊。汉元帝渭陵出土玉熊2件，徐州北洞山西汉墓出土玉熊1件。
1.猴、熊纹玉环1件，陕西西汉窦氏墓出土。两面纹样相同，内侧镂空透雕两只猴和两只熊，每只动物间均雕卷云纹。（图五）叶舒宪先生认为“透雕熊纹猴纹及卷云纹玉璧，象征天门及天国神灵是升天旅程的最终目的地”。这一说法正符合汉代玉组佩所代表的文化含义。
图五猴纹熊纹玉环
2.熊纹玉具剑4件，河南僖山汉墓出土玉剑珌1件，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玉剑璏、玉剑珌各1件，西安红旗机械厂基建工地出土熊纹玉剑首1件。
3.神兽纹玉器3件。河北定县43号墓出土玉座屏1件，透雕的“东王公”与“西王母”周围有熊的形象，熊在此处作为仙界侍者出现。（图六）安徽巢湖北山头西汉墓出土玉卮1件，湖南安乡刘弘墓出土神兽纹玉樽1件。其中的熊造型为直立或蹲坐状。
图六玉座屏
4.玉飞熊砚滴1件，江苏扬州甘泉老虎墩出土。造型为跪坐状熊。熊张口卷舌，有双翼，右前掌平托灵芝仙草，左前掌垂直，后双足聚拢于身下。
上述玉熊造型多样，均出自王侯等地位显赫者的墓中，这为海昏侯墓出土熊形玉饰提供形象的参考和象征寓意的佐证。
2016年11月份，在英国伦敦市中心克利福德街10号举行的亚洲艺术周中展出了一件汉代的鎏金嵌宝石铜熊（图七），高10.6厘米。这件青铜制品，外表鎏金，镶嵌了绿松石和玛瑙。这件铜熊咧嘴露舌，露乳凸腹，整体呈蹲坐状。这一造型与海昏侯出土的熊形玉饰非常相似。
图七鎏金嵌石铜熊
综上所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熊形玉饰造型与汉画像石中的熊形象、汉代玉熊形象甚至更早的商代的玉熊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可以确定其为熊形。
刘贺与熊的关系，在文献中有记载。《汉书》曰：“初贺在国时，数有怪。尝见白犬，高三尺，无头，其颈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后见熊，左右皆莫见。又大鸟飞集宫中。”“刘贺问于龚遂，遂曰：‘熊，山野之兽，而来入宫室，王独见之，此天戒大王，恐宫室将空，危亡象也。’”天人感应说在汉代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刘贺亲身经历神熊预警。所以墓中陪葬熊形玉饰也是寓意丰富，有理可寻。
二、海昏侯墓熊形玉饰的多重证据
海昏侯墓出土的“玉饰”可以确定为熊形，下文将从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论述墓葬中熊形象的意义。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玉熊外，汉画像石（砖）等艺术中也出现许多熊图像。
洛阳市郊烧沟村东61号墓出土的“大傩图”“大傩宴飨图”中有熊的形象；故宫博物院藏东汉鎏金筩形尊，有雕刻精美的6个熊足（图八）；洛阳吉利炼油厂东汉墓C9M445出土的2件彩绘陶罐下接3个熊足。其他如摇钱树、铜镜上也都出现许多熊形象。这说明熊在汉代人的思想中仍有非常重要和丰富的意义。
图八鎏金筩形尊
甘肃礼县秦先公墓出土青铜车形器，四鸟四虎位于车的四角，车顶中央有驾车者，其身后的主位上端坐一只熊。（图九）
图九铜盒
商周时期已出现玉熊的形象，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1件、山西曲沃晋侯墓63号墓出土2件类似的玉熊，其蹲坐抱膝的动作“或推测具有王者端坐于王位的威严意味”。其实，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玉熊的形象，如红山文化出土的熊龙玉玦、双熊首三孔器都体现了红山人对熊的重视和尊崇。关于熊龙玉玦的名称一直存在争议，这类玉玦出土时被称为“猪龙”，后来学者改变看法，提出“熊龙”说。因为这类玉玦“除吻部有多道皱纹外，都非猪的特征，其短立耳、圆眼却与熊的一些特征相似”（图十）叶舒宪也认为红山文化出土的兽形玉玦应为熊龙玉玦。朱乃诚认为：“将兽面玦形玉饰的兽面理解为熊首比理解为猪首更准确。”牛河梁第十六地点积石冢出土的双熊首三孔玉器，叶舒宪认为也是熊。
图十牛河梁遗址群出土熊龙玉玦
在史料文献中也有关于熊的记载。长沙子弹库出土战国时期的《楚帛书·甲篇》记载：“曰故（古）大（熊）雹（包）（戲）。”《史记》曰：“黄帝者，少典之子，徐广曰：‘号有熊’。”鲧化黄熊的传说等都说明熊与古帝王有密切关系。黄帝（有熊氏）在汉画像石中亦有表现，徐州出土的一块汉画像石就被命名为“黄帝升仙图”。（图十一）《山海经》中也有许多关于熊作为神兽与古帝王同在的记载。《神异经·东荒经》曰：“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长一丈，头发皓白……载一黑熊，左右顾望。”史书中也有关于熊显神迹的记载，如《左传·昭公七年》：“晋侯梦黄熊入于寝门而疾，后祀夏郊而疾间”。《太平御览·兽部》转引《琐语》：“晋平公梦赤熊窥屏而疾，祭颛顼共工而疾间。”
图十一黄帝升仙图
以上证据都证明了汉代的熊崇拜渊源悠久，上古帝王的神话传说、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遗传的民族意识都影响了汉代人对于熊的认知。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这件熊形玉饰是继承前代丰富的熊文化，又融入新的时代特征和文化内涵的熊形象。
三、海昏侯墓熊形玉饰的文化解读
玉熊在红山文化、商周之时是神圣、复活、王权的象征，以玉为熊表现了熊拥有最崇高的神圣地位。汉代玉熊象征重生的寓意被玉蝉、玉琀等玉敛葬器取代，更多地转向了神性与巫性象征。
汉初信奉黄老之学，黄老学派杂糅自秦始皇以来兴盛不衰的神仙方术思想，逐渐演变为道家养生之学和神仙崇拜，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文物也证明这一点。黄帝信仰融入汉代的黄老之学，黄帝的图腾“熊”也成了民族文化记忆的一部分被尊崇，这使汉代人以熊为原型，创造了许多神熊形象。
有的神熊位于鸡头神和牛头神的中间，最两边是日月，突出了熊的神圣地位。河南出土的一块画像砖的上部中央为一熊张嘴吐舌、扬手舞足作舞蹈状，旁有一蟾蜍；其下是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图，交尾缠绕玄武。（图十二）汉画像中还有驾雷车的神熊、幽都守门的神熊等。这表明熊在汉代具有神话学的内涵，此类形象具有神圣的象征意义。
图十二熊、伏羲、女娲图
熊形玉饰还具有巫性象征意义。根据“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的记载可知，熊是方相氏的形象原型之一。方相氏“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枢，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说明其具有驱邪避恶、镇墓守灵的作用。汉画像中许多代表方相氏的熊图像，说明汉代的熊形象也具有了驱除邪恶、噬鬼镇墓的巫性象征。
海昏侯墓出土的熊形玉饰夸张地张嘴，吐舌，露齿，瞪眼，都是故意为之的动作，寓意丰富。原始文化中就经常看到吐长舌的形象。中国的吐舌雕像早期主要是见于楚墓的镇墓兽。商周时期出土的7件玉蹲熊中，有6件是张嘴吐舌的，但只是嘴微张，舌微露。南阳、川渝等地都出土有汉代陶制的镇墓兽，其多表现为夸张的长舌、独角、獠牙。虽然海昏侯墓出土的熊形玉饰吐舌相对较短，但其刻意吐舌的动作、张嘴露齿的状态、严肃威厉的表情与镇墓兽相似。现实生活中，熊是山野猛兽，《含文嘉》曰：“天子之所以射熊何？示服猛，远巧佞也”。
刘贺于公元前63年被封为海昏侯，迁至豫章县，至公元前59年去世，共四年。《汉书》载：“楚地巫鬼……颜师古曰：‘言其土俗尊尚巫鬼之事。’”我们虽无法断定此件熊形玉饰的制作时间，但其出现在墓中应是受到楚地巫鬼信仰的影响，寓意震慑恶灵，驱邪避恶，吞噬蛇虫鬼魅，保护墓主人灵魂、肉体不受侵害。
四、结论
综上所述，海昏侯墓出土的熊形玉饰是汉代人继承前人玉与熊的信仰，并结合汉代黄老之学创造出的一种象征性玉饰。从红山文化的熊龙玉玦到商代的玉蹲熊，再到汉代丰富多样的玉熊造型，我们可以看出汉代的熊文化既有对汉以前熊文化的继承，又结合新的时代背景与文化背景产生新的意象。
（文章来源：《中原文物》2017年第六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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