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出处:本文转自“见贤思齐”新浪博客。
学界一般认为:章太炎、黄侃反对利用甲骨、青铜及金石文献,特别是在语言文字的考证研究中,更是注重《说文》等传世字书、辞书,排斥二十世纪初出现的大批出土材料。对比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章黄的学术态度未免有些落后,用陈寅恪的话说,就是没有“预流”。
章黄反对利用出土文献的论述,确实很容易找到。在章太炎《国故论衡》上卷《小学十论》之《理惑论》中,章氏全面阐述了自己对金石及甲骨青铜等出土文献的看法。章氏认为:《说文》收集篆文九千多,却是不能涵盖小篆之前的古形体。利用各种早起古文字材料来补充《说文》形体,是探求汉字演变发展的正确路径。但对学界普遍重视的青铜彝器,章氏表示了极大地怀疑。其疑一为:时代愈后,国家大兴土木之事愈少,而彝器发现却多于汉魏。其疑二为:宋代以来,彝器发现的具体时间、地点等情况多不得其详。其疑三为:古人制作多求简略,晚近获取彝器多制作精美,不合于古之礼仪。其疑四为:按照古代等级制度,钟鼎等礼器等使用有严格限制,而兵器等的使用场合更多。但出土发现的情况恰好相反。其疑五为:青铜器皿重量不同,大型器皿因其重量大,应该埋藏在地层深处,获取更加不易,而出土实物却并不能符合这一地层关系。金石文献的著录,虽有明文,然真伪莫辨,利用中亦应特别注意。近代出土的甲骨,章氏极疑其伪,以为乃“欺世豫贾之徒”所为。对于研治小学的正确方法,章氏提出“在乎比次声音,推迹故训”,“不在信好异文,广征形体”。
1935年,黄侃去世,其门生弟子集录黄氏生平著述,在中央大学出版的《文艺丛刊》特为编印《黄季刚先生遗著专号》,收录其著作19种。章太炎为弟子遗著作序,又一次阐述了类似《国故论衡》的观点。其言曰:“若夫文字之学,以十口相授,非依据前闻不可得;清儒妄为彝器释文,自用其私,以与字书相竞,其谬与马头长、人持十无异。”
以上论述,多被学界摘引,也成为章黄反对甲骨青铜文字的“铁证”。但对以上材料的理解,还是应该努力挖掘其背后含义。近日读陆昕《祖父陆宗达及其师友》,发现了一些新的材料,有助于对以上章黄论述的重新理解。今抄录如下:
又言思治古文字学以赞《说文》,亦望勉力为之。然当分二类。一则宋以前古文之学,自《说文》所载外,如《周礼》故书,《仪礼》古文,《三体石经》及《字林》(古文官书),《一切经音义》所称古文,悉为董理。一则宋以后迄于今兹号为古文字学,先就欧阳、赵、吕、薛、三王、洪氏指数细为审諟,然后治清世阮、二吴三书,参以孙君之见,次及龟甲,亦从孙氏入门。………前属求河南关君(罗叔言门人)《殷墟文字存真》,务望致之,虽价昂不惜。(1932年5月7日致陆宗达信)
所言治文字学,私意宜分三期。一即古籀文下至唐世所云字学。二则宋世薛、吕、欧、赵、洪、二王、张之书。三乃近代钟鼎骨甲指学耳。足下宜精研《说文》,凡文字必以六书之例检核,疑于笔意者以笔势求之,宁拘毋肆,宁阙毋妄。次则推寻文义,比核众形,非焯箸明显不变更师说,必能确见宋来说字形者种种逞意妄解之缪、不谙文例之失,不晓通假之弊。(1932年6月9日致陆宗达信)
以上两段论述,可见黄侃对《说文》之前的古文字,并不完全排斥,而是有着清晰的认识和理解。既意识到《说文》在文字形体探求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不讳言甲骨青铜对《说文》的有力补充。比较乃师章太炎,虽然强调重视《说文》的本意没有变化,但对甲骨彝器的态度,明显有所缓和。根据某些个别论述,一味指责章黄无视古文字,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章黄文学学理论本意,更没有准确把握章黄研究文字的基本方法。从学术发展的层面来看,章黄和后来以及当今古文字研究确有不同,主要差异在出发点上。章黄以《说文》为根据,通过对《说文》各种字体形体的比核贯通,以求对汉字形体演变的了解。在这一研究过程中,甲骨青铜等古文字,是补充,目的在印证《说文》。而后来的汉字研究,路径与章黄正好相反,《说文》沦为甲骨青铜文字的补充。章黄对《说文》的“佞信”,当然有清代以来学者的影响。但更应看到,面对时代潮流,守住传统,是章黄学术的精神价值。
清末民初,经历“二千年以来未有之大变局”,传统学术在欧风美雨的冲蚀下,逐渐呈现不可逆转的下降。如何重新振作中国传统文史,延续中华文化命脉,学术界在进行艰难的探索。方向略有差异,取径各有不同,归结起来,大概是沿着两条路。一是向西方学术寻求援助,二是努力开掘固有传统。殷商甲骨、汉晋简牍、敦煌写卷、大内档案,被王国维誉为二十世纪初“四大发现”。学术史的发展证明:这些材料为中国传统文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取地下之实物,与书面文献相互印证,这一研究取向,后来被誉为“二重证据法”。二十世纪以来,这一方法因为罗王陈等大师的身体力行,已经成为了传统文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由于出土文献的大量出现,二重证据法使用的场合和频率更显频繁。一时间,似乎文史研究,除了二重证据法,已经没有其他更可行、更有效的研究方法了。当然,利用二重证据法,解决学术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量成果,其价值不容抹杀。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研究群体年龄及治学背景的变化,二重证据法在使用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其中最主要的来自研究主体的学术积累。解放后成长的学者,特别是文革后崛起的一代,大多没有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积累,许多文史知识都是靠补课形成的。对传统文献的理解、对传统文化的体认,早已经没有了罗王当年的深切。方法没有变化,材料甚至更丰富,但学术成果的重量并不一定越来越沉。章黄对出土文献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他们压在纸背后面的忧虑,今天在一定场合得到应验。反对使用出土文献是章黄论述的正面,也是显示最清晰的一面。强调对传统文献的深入研究和理解,是章黄论述的背面,因为有掩盖,似乎没有那么凸显。但从时代和学术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一面应该更有意义。其中有对传统的恋恋不舍,更有对未来的一丝迷茫和担忧。
【墨香中华编辑:王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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