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学勤、李守奎、贾连翔
【原载 《光明日报》2015年12月10日，第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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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深处走来
——写在“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研究丛书”出版之际
作者：李学勤 《光明日报》（ 2015年12月10日 16版）
李守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正顺利实施，已经取得一系列显著成果。现在他所主编的“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研究丛书”，成稿共12种，即将交付出版，是对有关研究的一大贡献。
“清华简”即清华大学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是在2008年7月自香港抢救入藏的。《系年》系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全书由138支简构成，首尾完具，保存良好，自从在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二辑公布以来，业已受到国内外有关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有些学者以《系年》的发现与西晋初年发现的《竹书纪年》相比，并不能说是过誉。
大家知道，在晋武帝即位后不久的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或说迟一两年），汲郡即今河南汲县偶然发现了一座战国晚期的魏国墓葬，出土了一批竹简书籍，被称为“汲冢竹书”，其间最重要的是史书《纪年》。《纪年》经过当时学者束晰、荀勖、和峤等悉心整理，知道其中记述了上古（或说自夏商）以至战国的史事，是魏国人编纂的通史性书籍。《纪年》的发现非常重要，然而由于随后的社会动乱，只有少数学者参考引用，至唐代就亡佚了。至于在明代流传的所谓今本《纪年》，乃是后人拟作的伪书，不足为据。直到晚清，才有学者着手系统辑录《纪年》佚文，企图恢复古本原貌。古本《纪年》在古史研究中起的重大作用，是众所周知的，在此不必缕述。
从《纪年》发现到现代，一千七百多年之间，再没有类似的史书发现。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尽管出土了若干批战国时期的竹简书籍，也没有见到像《纪年》一样的史书。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清华简《系年》的出现，是那样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和注意了。著名学者王国维曾称汲冢竹书为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发现，我们对于《系年》的价值也应有足够的估计。
《纪年》和《系年》都是战国时人编著的史书，而且如一些学者已经指出的，两者在记事上颇有可以互相印证联系之处。不过仔细考察，《系年》还是有许多不同于《纪年》的特点。首先，两书的写作时代有别，作者国属也不一样。《纪年》成书于战国晚年魏惠王时，作者本于魏人立场，于周室东迁后用晋君纪年，分晋后用魏君纪年。《系年》则作成于战国中期的楚肃王时，比《纪年》更早几十年，作者虽可能是楚人，却不局限于楚的立场，甚至对楚国时有微词。这一点，有可能使《系年》的记事有更多的客观性，与《纪年》不同。
《纪年》叙史始于上古，《系年》为什么只上溯到周初？我觉得这并非作者志在做一部断代史，而是与其撰写的实际目的有关。2011年，我在《文物》杂志上介绍《系年》时，即已说明，《系年》始于武王克商，而且有关西周的记载仅限于书的前四章，即使这四章所说重点也在于周王室何以衰落，若干诸侯国怎样兴起，这表明《系年》作者的主旨是在为书的读者提供了解当前国家大势的历史背景，同时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由这个方面看，《系年》与《纪年》又是不大相同的，值得大家深入研究。
《系年》的读释研究，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该书篇幅虽不很长，却是言简意赅，相当古奥费解，通篇所用楚文字，也有不少需要专门释解的地方。我们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所作整理报告，尽力做了整理考释，然而限于学识和时间，我们的工作只能说是初步的，仅是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准备和基础，这是我在几篇小文里反复说明过的。
实际上，像《系年》这样的新发现，内涵十分丰富，有关问题牵涉到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等学科，要想深入探索，必须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才能期待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并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企及。有鉴于此，李守奎教授在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进程中，特意组织了这套“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研究丛书”。已完稿的这12种专著，不仅有历史、考古、古文字、古文献等方面的考察研究，还扩大到像史学史、书法史等一般较少触及的范畴，真正体现出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特点，在最近学术界类似项目的工作中是比较罕见的，这是出版界和学界的一件幸事。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本文系“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研究丛书”序，标题为编者所加）
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
作者：李守奎 《光明日报》（ 2015年12月10日 16版）
清华简是战国楚简，多达2496枚，大部分是完简，字迹清晰，形式多样，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史类文献篇目虽然不是很多，但史料价值非常高。在史类文献中有一篇记自西周初年，迄至战国早期的完整史书，就是《系年》。经过将近5年的努力，近日，前期成果“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研究丛书”问世。作为主编，在此介绍一些基本情况，谈一点个人想法。
出土文献与传统文化
传统，尤其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一直是我们关注的大问题。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断断续续，起起伏伏，但大都与国家的强盛与否相关。为了国家的强盛，常常反对传统文化，历史上的秦与新文化运动皆如此；国家一旦强盛，就会倡导传统文化，历史上的汉与现今亦如此。
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断裂。历史记载的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就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和秦末战乱造成的思想禁锢与文献散失。我们今天的学术根基是汉代人搜罗残余构建起来的。汉惠帝除挟书令，其后逐渐开始对文献搜罗、整理、研究，到了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等把当时所见的图书做了全面的清理，刘歆在《七略》中分类介绍，也就是《艺文志》的前身。汉代的学术，一直是以文献的整理与阐发为核心展开的。随着先秦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我们对这个过程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第一，先秦古书很多，但留存到汉代的很有限。《上博简》《清华简》中的大部分古书《艺文志》未著录，也就是说，这些书汉代人没见过、也没听说过。
第二，秦朝的禁书令很有效。最近陈伟先生主编的集成性巨著《秦简牍合集》出版，其中除了个别记录鬼怪故事的木牍外，没有古书。
第三，汉代学者见到一部分“古文”文献，有金文铭刻也有简书，像张敞这样的好古之辈还能够释读。这些古文文献在当时就成轩然大波，引发经久不衰的今古文之争。我们可以理解，当时，一部分官方学阀，依照其所见材料构建起一套学术体系而获得不可动摇的地位，突然出现的新材料否定了其惨淡经营的学术体系，动摇了其学术地位，情何以堪？不承认，进而诬说是假的，在历史上每次重大发现之后，都会有这样的人出现。“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汉代一部分人面对出土文献就是这么做的，这也可以说是另类“传统”。当然，对以牟利为目的的假简需除恶务必尽，我们坚决支持。
第四，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所有传世先秦古书都经过汉隶的转写，先秦古本的真实面貌已经完全不可知了。
第五，汉代人所见有限的先秦古书，现在绝大部分也佚失了。
这也就是说，汉代虽然在秦火余烬基础上“复兴”了文化传统，但先秦时代的很多文献，汉代人已经见不到了；汉代人所能见到的，很多我们已经见不到了；我们的早期学术传统就是在这样有限的文献基础上不绝如缕地传承下来。
出土文献为我们打开了一道门，让我们直接走向那个未经秦火的时代，中国文化的探源工程有了更加可靠的依据。“先秦古典学的重建”“古史的‘新探’或‘重建’”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系年》的价值
什么是历史文化的重大发现？对重大问题或填补空白，或颠覆常识。《系年》无论从哪个方面都当之无愧。在此之前，我们不知道在那个时代有这么一部书，而且是如此重要的一部先秦史书。
《系年》全篇138支简，每支简背有编号，共3875字（包括合文与重文）。全篇原分23章，每章相对独立，章尾有标志，简尾留白。内容自武王克商开始，一直到战国早期三晋与楚大战、楚师大败结束。《系年》的价值是多方面的，略作条述。
《系年》提供了一些前所未知的重要史料，尤其是前四章有关西周晚期与后四章战国早期的史事。这是两个处于历史变革关键的时期，但史料奇缺，我们所知甚少。李学勤先生根据《系年》率先在《光明日报》上探讨秦人之起源，引起巨大反响；课题组其他成员也有很多成果问世。中间15章虽然大部分可与《左传》互证，但或异或同，一些前所未知的重要史料对更加准确认识那个时代有重要意义。随着材料的公布，“古史新探”之类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为先秦史研究注入了活力。
《系年》的史书体例独特，是史学史上的重大发现。许兆昌教授指出，“其谋篇，布局宏大”，“纵观各类传世及出土的先秦史学文献，《系年》应与《左传》《竹书纪年》《国语》等史著一样，代表了先秦史学创作的最高成就”。我完全赞同这样的观点。《系年》在先秦史学创作中还有其独特性。全篇既不是单纯的纪事本末体，更不是编年体，而是有整体布局，通过叙事与剪裁，表达著者的历史观。这种体例先秦史书闻所未闻。在与马卫东教授谈论《系年》时，他为那个时代有这样明确“史学意识”的著作而惊讶。我相信，《系年》的出现，就像曾侯乙墓编钟改变对音乐史的认识一样，也会改变我们对先秦史学的认识。
古书的形制很早就有学者根据文献上的一些记载做过梳理和推测，但未见实物，扑朔迷离。《系年》让我们看到一部完整的古书。竹简编号、简背划痕、分章、标点、篇题等等，信息丰富多彩，不仅让我们目睹了先秦竹书的原貌，更为重要的是在竹书的整理过程中，形制对于竹简的编连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系年》的文字规整秀丽，最初我们以为是典型的楚文字，经过深入研究，发现不少字与楚文字的写法或用法不合，有的保留了甲骨文、西周金文的古老特征，有的字具有三晋文字的特点，这不仅涉及文本的来源、作者的身份等，而且让我们对“楚文字”也重新思考。具备什么样的特征才能叫楚文字？楚文字内部的地域差异有多大？列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给楚文字带来什么影响？《系年》文字疑难字不是很多，但一些独特的写法和用法还是让我们对一些文字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并以此为契机，对一些构形不明的文字和历史问题加以新的解读。
楚简字迹风格十分多样，清华简的字迹从整体上看以整饬规正为主，不同书手又表现出突出的个性，非常具有观赏性，从艺术的角度看也很有价值。
作为一部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我们非常期望能够对其作者、史料来源、创作目的、历史观念、文本流传等有所了解。遗憾的是，这些重要信息即使留存也都被破坏，消失殆尽了。随着清华简的逐步公布，我们会对墓主的知识结构（也可以视作《系年》的知识背景）看得越来越清晰。
总之，《系年》是填补空白、改变常识的重大发现，有着多重价值，需要我们慢慢消化。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首席专家、清华大学教授）
实物所见：一部两千多年前的长篇史书
作者：贾连翔 《光明日报》（ 2015年12月10日 16版）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自2008年入藏以来备受学界的瞩目，经过一段时间的保护、整理与研究，人们业已意识到这批竹简的内容主要是经、史一类的书籍，且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弥足珍贵。其中有一部长篇史书，原无标题，整理者拟定为《系年》，记述了自西周之初到战国前期的史事，与传世的《春秋》经传、《竹书纪年》《史记》等内容多可对照，且有众多新的内涵。该篇于2011年刊布后，旋即掀起了学术界研究的高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所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从历史学、文献学、古文字学、艺术学等方面对其进行了数年深入研究，成果丰硕。与此同时，《系年》也为我们了解中国早期书籍形式提供了新的认知。
我国先民在很早的时候就懂得运用生活中的板状物作为书写材料，主要包括金石、甲骨、竹木、缣帛等。从内容上讲，金石、甲骨上的文字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古书，真正具有书籍性质的内容，大多书写于竹木上，少量发现书于缣帛上。《尚书·多士》所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在甲骨文中，与殷商高宗武丁时期大致相当的卜辞中就已发现“冊”字，这是一个象形字，其中直竖表示细长的竹木条，□或表示用编绳将竹木条编连成册。从中可以看出，至迟在殷商时期，利用竹木制简并用绳编连成册的制度已经形成了。20世纪以来，随着地下出土资料的不断丰富，人们对简册的认识早已不仅仅停留在文献中的只言片语了，《系年》篇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实物资料。该篇共由138支竹简编连而成，首尾完备，保存较好，是目前所见最长的一部战国竹书资料。
《系年》每简长44.6至45厘米，约合战国时期的二尺长，这种尺度在战国竹书中最为常见，应是当时的一种常制。从竹书的修治来看，该篇竹简的两个端头被修治为平齐形，且边缘有打磨过的斜切面，制作得十分精致。不仅如此，我们在该篇的简背发现了7组特殊的刻划痕迹。例如，其中一组位于第70至第95简背的上部，方向自竹简的左上至右下约成40°，包括划痕两道，如果将此组竹简围合成一个竹筒，第一道划痕结尾处可以与第二道划痕起始处相衔接，在三维空间中形成一道螺旋形直线。其余6组划痕的特征也与之基本相同。据此，我们认识到这是竹书加工过程中的一个特殊工艺，即在竹材被截断成竹筒形态时，利用夹刻刀一类的修治工具，按一定的倾斜角度，在竹筒表面进行旋转刻划。正是由于斜线划痕可以依次贯连这个特点，使得它可以成为排序的重要依据，也是此种工艺功能的绝妙所在。我们知道，有相当一部分竹书是先抄写后编连的，在抄写过程中，若依划痕编排次序取简进行抄写，在逐支编连成简册时，相邻两支竹简由于在切割时共同拥有一道切缝，将它们临接编连后，会形成“严丝合缝”的效果，同一段竹材的质地肌理会基本相同，竹书也可以呈现出较为统一的质地面貌，要之，可以使竹书编连更为方便，面貌更为美观。
长期以来人们总有一个误解，认为竹简上的文字是用漆写的，或是用刀刻的，其实完全不然。目前见到竹书实物上的文字都是用毛笔书写的，蘸的是黑色的墨，《系年》亦是如此。文字书写于相对粗糙的竹黄一面，而竹青一面一般来说是不写文字的。有关缮写的工具早些年也有出土，如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战国墓葬中就曾出土装有毛笔、墨、削刀等文具的木箱，其中削刀的作用主要是刮削写错的内容，功能相当于今日的橡皮擦。
竹简窄长的形状，对文字的书写和布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制约，从客观上使竹书的版式趋于规范，同时，作为抄本文献，由于书手抄写风格的不同、文字布局的迥异、素丝编绳的影响，又使得竹书的整体样貌富于变化。《系年》的文字布局，系纵写左行，即顺序为从上至下，从左至右，文字书写得较小，字与字之间有大于一字的间距，满简约书30字。全册以3道丝纶编连，第1、3道编绳都临近竹简的两端，文字布局上留有“天头”和“地脚”，即以简的上端至第1道编绳为“天头”，以第3道编绳至简的下端为“地脚”。由于战国文字不像后世的隶书、楷书等字体趋向方块等高，字与字的高度有较大的差距，因此文字在水平方向上很难均等平齐排列。书写至简末端时若空间不足以容纳一字和一个间隔，则收笔换行，使得每简末尾的文字排列很难一贯平齐。这种纵向整齐、横向参差，上端整齐、下端参差的特点，是早期抄本书籍难以避免的版式现象。
从内容的缮写情况来看，《系年》全篇共书3875个文字，包括重文和合文，简文原分23章，每章内容相对独立，章首书于简首，章尾施以绝止符号，且在其后留有空白。通篇以战国时期的楚文字抄写，书法字迹风格一致，应为同一书手抄成。当然，一气抄成这样一部长篇史书，其中难免会有疏漏，古人对这样一部巨著也是经过了很好的校对，对其中的错脱文字进行了补正，其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在文字间距的空白处补写，例如简89有“率师会诸侯以伐”（释文按现代文字转写）的文句，“诸侯以”三字间距明显更加紧密，应是书手在“诸”“以”二字之间补写了一个“侯”字；又如简116有“王命莫嚣昜为率师侵晋”，“昜为”二字间距也明显比其他紧密，亦应是补脱所致。另一种是在错脱位置削改后再补写，例如简15有“世作周危周室即卑坪王东迁”，原文“周危周室即”五字间距明显紧于其他，应是书手在此处原本漏抄了两个字，后又刮削掉一字而补足，“危周室”三字为后补。
前面说过，简背竹青一面一般是不写文字的，但《系年》全篇简背的竹节位置处记有一种特殊用途的文字，即次序编号，其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史记·孔子世家》有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的记载，常用竹书编绳断绝的情形是时有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次序编号可以作为重新编连竹书最准确的依据。对于今天的整理者来说，一篇竹书若有次序编号，则散乱的竹简会被迅速排列妥当，进而大大提高对内容理解的准确性。《系年》全篇138支简，对战国竹书的次序编号有了较为全面的呈现，其中也不乏有趣的现象。例如简52、53背面均被记为“五十二”，这应是书手编写的疏漏，后面依次错编，直至简88、89背面，又分别记为“八十七”“八十九”，漏编了“八十八”，说明书手在编至“八十七”号时对前面的编号进行了检查，并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为使后文不再错编，书手只能跳过“八十八”号尽量加以挽救。这一现象也说明，该篇次序编号是在正文内容书写之后添加的。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战国竹书都有次序编号，只有内容较为典重的书籍每每才会施以这种设计。从功能上看，次序编号和前面提到的简背划痕都有安排竹简顺序的作用，但相比而言，简背划痕的功能偏重于保持相邻竹简编连的严丝合缝的效果，次序编号的功能则更利于散乱竹简的编连。有鉴于此，次序编号在此后书籍形式的演进过程中被保留并得到了发展，是以成为后来刊本书页的滥觞。
另外还要提到的是，《系年》每简宽约0.5厘米，经复原，全篇编连后约长82.7厘米。由于入藏时竹简已经散乱，学者们对其当年的收卷情况也做了进一步研究，并通过局部的残损规律推测出，该篇当年应为一卷，且曾以首简为中轴卷起存放。这部长篇史书或许正是以这样的姿态，在地下沉睡了两千多年。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课题组成员、清华大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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