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人涉及的学术领域，研究犹如探矿般充满发掘的欣喜。垦荒自有其乐趣。』
垦荒之乐
十年研究计划
1984 年，上海博物馆与解放日报社举办了华东地区文史博物知识竞赛，“我一不小心就通过初赛和复赛，最后拿到了第一名”，孙慰祖的才华引起了上海博物馆领导的注意。进入博物馆工作之后，基于当时学术界中对印学的体系架构还处于十分模糊的状态，中国印章史与鉴定学也存在许多盲点。他制定了自己的“十年计划”——首先侧重于学术研究，建立起与印学相对应的理论结构。中国印章历史研究、中国印章鉴定研究、中国印章艺术研究是他研究的三大领域。
“鉴定研究作为基础，也是基本功，有了正确的研究结论之后再去做史料研究，这样所使用的证据就是真实的，这样对历史下的结论才是可信和可靠的。在对史的研究做到严谨准确之后，对印章艺术的研究才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孙慰祖坦言，自己不愿意放弃印章艺术的研究也源于自身对艺术创作的喜爱。
临秦诏文
“有段时间我持续做封泥研究，其实这只是我诸多研究计划的课题之一。”孙慰祖笑言：很多人据此认为他是“封泥专业户”。“本来就是只井底之蛙，这一来，似乎更加微乎其微了。”在他看似无奈的自嘲中，却可以看到一位研究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其实，外界的评估除了对他的学术不甚了解之外，也恰恰反映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是长期空白的。
孙慰祖将封泥这一课题从两汉官印研究中延伸出来，对封泥的使用方法、封泥的断代、形态学研究、封泥的辨伪及史料等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系统研究。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古代封泥的研究框架在孙慰祖二十多年的努力之下，基本已经建立起来了。
垦荒之乐
几分钟快速解谜
谁也没想到，孙慰祖对玺印、封泥史料与形态学的研究却在不经意间成为破译三十年来悬而未决的考古谜团的钥匙。长沙马王堆一、二、三号墓发掘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根据出土的印章，一、二号墓的主人已被确定为“利苍”夫妇。而三号墓既没有出土印章，随葬品中也没有直接表明其主人身份的文字资料，三号墓墓主是谁？一直是一宗考古悬案。
在1990 年的《中国长沙马王堆汉墓展》图录中，孙慰祖看到了两件分别出土于一、三号墓的“轪侯家丞”封泥，这两枚封泥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认作是由同一枚印章所抑出，而对当时进行封泥和历代官印史料研究的孙慰祖来说，一眼就辨认出二者在笔画上的细微差别。这说明一、三号墓墓主去世时存在着两名家丞，也许，三号墓墓主为第二代轪侯。孙慰祖对以往的结论一直心存质疑。另外，三号墓还出土了一枚“残缺不全”、被认为无法识读的封泥，使得墓主身份更加扑朔迷离。
几年中，孙慰祖疑问与探求之心始终挥之不去。直到2002 年的炎炎夏日，在湖南博物馆的库房里，孙慰祖终于得以见到三号墓中那枚残缺封泥的真容。封泥缺失的正是有着重要笔划结构的那一半，下半部分残存下来的只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几根线条。孙慰祖对在场的研究人员说：“尽管文字残缺得厉害，但还是可以复原的。”大家很是讶异：“可见的就只是几条竖笔画呀！”
“从结构看，印文可以确定是两个字。”孙慰祖回答道，“其中的斜笔就限定了偏旁部首的范围，再通过排除法进行筛选。确定偏旁部首之后，又可以将其余的笔划结构缩小在更小的范围内。”于是，他用铅笔依照篆书的结构规律，慢慢将缺失的部分填补，“根据这条‘尾巴’（斜笔）可以推定这是个反犬旁。”
一边说着，他一边将笔划向上延伸。短短的几分钟内，纸上已经出现了完整的两个字：利豨。大家欣喜万分，纷纷热烈地讨论着，不到一小时，消息传遍了湖南博物馆的上上下下。
之后，孙慰祖也总结道：出土封泥常见残缺之貌。部分笔划或是个别文字的缺损在具体的印文环境中可以有条件地做出补偿、复原或是推定。这种条件包括了当时的官制、地名、印章制度、文字结构方式的相互组合联系。确定墓主名字之后，墓中出现的帛书古籍、铭旌、兵器、地图等一系列细节均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也与第二代轪侯的身份地位完全契合。
心存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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