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州之役：北宋足以彻底击溃西夏，为何最终失败了？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沈酿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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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82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党项人李继迁叛宋，1034年，他的孙子李元昊公然称帝，建立大夏王朝，史称西夏，之后，西夏与北宋之间的战争便频频上演，一直持续到北宋灭亡。宋仁宗年间，李元昊开始频频进犯，北宋朝廷重用名臣韩琦、范仲淹，两人共同驻守西北，但是，主张进攻的韩琦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接连败于西夏，大将刘平、任福等战死，宋朝被迫接受范仲淹的所谓“守策”，开始在西北沿边修建大量城寨，严防死守。神宗继位以后，大力支持王安石实行变法，以图富国强兵，并誓志收复被西夏、契丹侵占的“汉唐故疆”，元丰四年，即公元1081年，神宗在位的第15个年头，北宋动员近30万大军，兵分五路，大举讨伐西夏，计划会师于灵州（今宁夏吴忠）城下，城破之日，进而向西渡过黄河，直接威胁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这场战役史称“灵州之役。”

“灵州之役”堪称北宋立国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对外战争，尽管因为后勤及指挥、协调等原因，其中的三路未能按期抵达，但是，泾原路、环庆路两大主力，先后抵达灵州城下，眼看着胜利在望，却在最后一刻功亏一篑。
有关“灵州之役”的失败原因，历来争讼不已，或归咎于宋神宗重用外戚和宦官掌兵，或归咎于高遵裕的无谋，或归咎于战线过长，难以协调，那么，今天的我们该如何看待这场战役以及导致“灵州之役”败亡的原因呢？
我们不妨将上述原因先做分解，再逐一解析。

宋神宗选择在元丰四年发动战争，是有原因的，，其实，早在神宗即位的第四年，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啰兀城之战，而坐镇前线指挥的，是当朝宰相韩绛，而担当主攻的，是名将种谔，但是，因为后勤供应影响太大，导致后方庆州兵变，结果，功亏一篑。
此次，宋神宗不惜背水一战，其原因大概有二：
一方面，宋神宗先后采纳王韶的建议，经略熙、河，即甘肃、青海一线，另一方面，任用种谔，经略横山，即古河西之地，今陕西北部横山县一带，从而，完成对西夏的两面夹击。

另一方面，此时西夏国内发生政变，西夏梁太后囚禁其子惠宗李秉常，导致西夏皇室与梁氏之间的矛盾加剧，西夏内部政局不稳，自然为北宋的进攻提供了契机，因为李秉常曾受封于北宋，北宋朝廷兴师问罪，便师出有名。
接下来，同样有两大疑问：其一：其他三路大军未能按期抵达，是否是影响宋军未能攻占灵州的绝对因素？其二：作为先期抵达灵州城下的两路大军的主帅高遵裕是否是一个绝对无谋的庸人？
先说一下高遵裕其人，高遵裕，字公绰，安徽蒙城人，其祖父高琼，与名相寇准一起，是最终促成宋、辽“澶渊之盟”的功臣，宋初名将之一，又是宋神宗的母亲、英宗高皇后的堂叔。
据台湾宋史学者雷家圣考证，高遵裕出身武将世家，且常年在前线与西夏作战，而其升迁也并非全然依靠侄女高皇后的提携，而更可能是出于他在战场上博取的军功。
当然，此次灵州之役，宋神宗以高遵裕为环庆路主帅，并同时节制泾原路兵马，相当于两路大军的统帅，从而，成为先、后抵达灵州城下的最高指挥官，或许和他的外戚身份有关，由此，也让他对于灵州之役的败亡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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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州之役”中，未能按期抵达的三路大军，分别是由宦官王中正率领的麟州路、宦官李宪率领的熙河、秦风路，另外，还有名将种谔率领的鄜延路，其中，麟州路及鄜延路因为长途奔袭，后勤难以补给，且遭遇极端恶劣的天气，因此，尽管种谔一路过关斩将，但是，最终还是因为路途太远，且地形过于复杂，半途而废，而麟州路统帅王中正则指挥无方，导致损兵折将。
因为其他四路大军的牵制，吸引了西夏主力，唯有熙河路的李宪沿途基本上没有遭遇什么像样的抵抗，但是，或许因为一路过于顺利，以致于李宪担心自己这一路孤军深入，于是，占领兰州之后，便开始观望、逗留。
因为以上种种原因，导致这三路大军，都未能如期抵达，而最早抵达的则是另一位名将刘昌祚，原因在于刘昌祚另辟蹊径，穿越鸣沙山，出其不意地抵达灵州城下，以致于灵州城内的西夏守军甚至来不及关城门，宋军差一点儿就夺门而入，但关键的时候，刘昌祚却制止了宋军，“命按甲勿攻。”

毫无疑问，刘昌祚没有乘机攻城，以致于贻误战机，是导致灵州之役失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刘昌祚，字子京，河北正定人，其父刘贺战死于与西夏之间的定川寨之战，而刘昌祚本人精通兵法，而突袭灵州，已经证实了他的谋略，另外，刘昌祚尤其善骑射，并著有《射法》一书，西夏人将刘昌祚的箭视为神箭，甚至将其供奉起来。
那么，智勇双全的名将刘昌祚为什么要坐失良机呢？一般认为，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高遵裕与刘昌祚争功，眼见刘昌祚先一步兵临城下，于是，迟到的高遵裕派人要求刘昌祚按兵不动，等自己率领的大军赶到后，两军再一起攻城。
但是，历史还有另一种可能，即刘昌祚另有打算，《孙子兵法》所谓“攻城为下。”这一点可以之后刘昌祚与后来抵达的高遵裕之间的对话中一窥究竟，“城不足拔也。……东关……直兴州渡口，……若乘此急击之，外援既歼，则孤城自下。”
也就是说，按照刘昌祚的战略构想，应该先夺取东关，因为东关是西夏从兴州增援时渡河的必经之地，一旦宋军夺下东关，灵州就将落入虎口，成为一座孤城，那么，再乘势夺取灵州，将轻而易举，毕竟，直接攻取西夏重兵把守的灵州，势必要做出巨大牺牲。

但是，高遵裕为何要置刘昌祚的合理建议于不顾，而是选择强攻灵州，以致于一败涂地呢？或许另有隐情，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高遵裕很可能将刘昌祚兵临灵州城下的消息误以为刘昌祚已经夺下灵州，于是，急于向宋神宗报捷、请功，“臣（高遵裕自称）遣昌祚进攻，拔灵州城。”
所谓“拔灵州城”，也就是已经拿下灵州的意思，但是，一旦高遵裕获悉真相时，悔之晚矣，为了避免谎报军情的罪罚，作为补救措施，高遵裕只好命令刘昌祚紧急强攻灵州城，以便坐实“拔灵州城”的“捷报”，这一切无疑打乱了刘昌祚的全盘考量，更为重要的是，宋军并未做好强攻的准备，“军中皆无攻具”，甚至连攻城的器械都没有，以致于挫败之后，士气低落。
但高遵裕急于脱罪，不得不进一步逼迫刘昌祚，“欲以军法斩昌祚”，结果，导致刘昌祚与高遵裕之间矛盾加剧，从而，给西夏军制造了机会，结果，西夏决黄河，水淹宋军，导致宋军大败。
“灵州之役”是北宋彻底击溃西夏的一次良机，但战争的结局却给了宋神宗致命一击，据说，宋神宗就是在“灵州之役”败亡的阴影中郁郁而终的，而宋神宗英年早逝，也让他主导的熙、丰变法遭遇挫折，更为重要的是，其后司马光上台，新、旧党争愈演愈烈，直至北宋灭亡。
参考资料：《续资治通鉴长编》、《高遵裕与宋夏灵州之役再探讨》（雷家圣）、《论北宋攻城战》（籍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