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站在封建统治的立场,一向是挟有北洋实力而又依靠帝国主义以自重,这是人人皆知的。到了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一九○九年一月)回籍养疴,他的政治上野心仍是无止境的。
他在彰德上村,一直是在不断的和各方面进行拉拢,注视着国内外的一切政治情况,迫切地期待着有利的机会,准备东山再起,夺取政权。
爱新觉罗·奕劻
在政治上的主要联络对象,在朝的有清室亲贵爱新觉罗·奕劻等,满族大员那桐、荫昌等,汉族大员徐世昌等;在野的有君主立宪派杨度、张謇等,革命党人朱蒂煌等。
在军事实力方面,他的旧部布满各地,当时北洋六镇虽然归陆军部直辖,但统制仍是第一镇何宗莲、第二镇马龙标、第三镇曹锟、第四镇吴凤岭、第五镇张怀芝、第六镇段祺瑞(宜统二年十二月换吴禄贞),而且还有姜桂题、张勋等人所率各军,都是他当时一手提拔起来的旧部。这些军队,心目中并不知有国家,只知有他们的“袁宫保”。他在彰德时,这些将领没有一个不是岁时馈遗络绎不绝的。
在国际方面,各国使馆他都有人进行联络,特别英帝国主义驻华公使朱尔典,他们经常保持着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洹上村俨然成为当时政治、军事、外交的一个中心。
袁世凯这种活动,从他所拉拢的对象,可以看出无论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或资产阶级革命,在他都无所用心。他所希望的是无论什么主张,只要能造成一个机会来达到自己夺取政权的目的就好。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清室政权已经陷于不可收拾的地步,同时中国资产阶级还是比较幼稚的,起义军的内部分子又非常复杂。这方面的情形,袁世凯看得很清楚,这是他期待已久的机会,他要利用来夺取最高统治权。他的部下很了解他,都曾积极地向他献策。
袁世凯
他的亲信幕僚张一麐,在民国四年密陈大计呈稿中说明了在辛亥革命时就对袁世凯实行过“劝进”。他说:“当大总统视师萧家港时,一曾驰电劝进,是时天下大乱,民无所归。”袁世凯这样想,他的部下又这样劝,为什么到民国四年才发生“洪宪帝制”呢?
这种事实,徐世昌了解得很多,说:“辛亥革命,项城起用,武汉督师,入朝为内阁总理,此时权势无与抗衡者,其左右亲昵即有以利用机会,取清而代之之私议。而项城不出此者,一、袁氏世受国恩,在本人不肯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为天下后世所诟病;
二、旧臣尚多(如张人骏、赵尔巽、李经羲、升允等),亦具有相当势力;
三、北洋旧部握有实权者(如姜桂题、冯国璋等)尚未灌输此等脑筋;
四、北洋军力未能达到长江以南,即令自为,不过北方半壁,内部或仍有问题,而南方尚须用兵;
五、南方民气发展程度尚看不透。
北洋军炮击训练
所以,最初他在表面上维持清室,其次始讨论君主、民主,又其次乃偏重民主,最后清帝退位而自为大总统。此时南北和议,北方代表唐绍仪主民主,杨士琦主君主。其所谓民主,袁本打算由清室受禅,故清帝退位诏中,袁仍加有'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之语。其用意在高踞题颠,以北方势力支配民军。
不料南方先选举孙中山为总统,项城的总统且由孙中山推荐,非项城所逆料也。至杨士琦等之所谓君主者,人人以为维持清室,实则非宣统乃项城也。同时汪兆铭、杨度组织国事匡济会,杨度所谓君主者,与杨士琦亦同,但两人各不相谋耳。袁世凯是不肯冒险的,终由稳着走民国一途。”
由于上述的原因,他不得不改换方式,先夺取民国大总统的位置,看风使舵的部下们自然又都转变方向在这个新题目上想办法了。
民国元年,赵秉钧曾说,洪述祖替袁世凯所想的办法,也是袁世凯自己所采取的办法。赵秉钧说:“唐绍仪到北京,住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当时还在考虑是否就袁阁邮传部大臣的问题。直隶候补道洪述祖,在北洋时与唐有旧,力劝唐不就职,趁此机会仿照美、法等国情形,将中国帝制改造成民主。
赵秉钧
进行方法是:一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面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对于宫庭、亲贵、军队、外交、党人也都可以加以运用。”并谓:“照这办法去做,清帝退位并不甚难,可与宫保(袁世凯)详密商定。创建共和局面后,宫保为第一任大总统,我公可做新国内阁总理。”后来实际情形,大概不出这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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