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时代，平头百姓要想爬上士绅阶层，并不比骆驼穿过针眼容易。明清两代士绅占全社会人口的比例，在最多的时候也不过百分之一左右。
平民百姓想要改换门庭，最主要的途径当然就是科举。然而传统时代科举的录取
率极低，最低一级功名秀才(生员)的录取率不过1%左右，至于举人、进士功名，
当然更是难上加难。何炳棣说，以明代1393年为例，“进士只占总人口的0000055.而在清代1844年，则占0000048”。也就是说，进士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平均不过十万分之五左右。
因此，由布衣而入仕，通常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事业，往往需要好几代人进行接力。宗韵在《阶层与流动:明初农户入仕案例分析》一文中，对明代二十个家族的奋斗史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明初普通农民家庭攀升为官宦之家，平均需要四代到五代人，花13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
在这个漫长的奋斗过程中，通常有两个必须通过的关口。第一，奋斗的起点往往是这个家族从中农以下变成富农或者地主，也就是经济地位要有一次上升。第二，有一代人获得秀才这个低级功名，后代才有可能中进士。
为什么要经过这两个关口呢?首先，只有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才能供孩子读书。虽然中国科举制度最令人称道之处就是它的公平性，然而这种公平性是受到经济条件的极大制约的。潘光旦、费孝通分析了清朝从康熙到宣统年间的915 份朱墨卷得出的结论是，科举制看似公平，但是实际上对城镇居民、有产之家庭更为有利。张仲礼也认为科举制实际上更有利于有财富权势者。因为供孩子读书、参加考试，特别是乡试以上级别的考试，是要花很多钱的。参加乡试，需要在省城住店或者租房“而此时房租又颇昂贵，非一般贫寒子弟所堪承受。而参加会试，更是所费不货。有些离京城较远的省份，第二年三月的会试，在前一年十二月初就准备上京。旅途劳顿之苦，旅费之巨，不难想见”。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河南拔王锡彤由汲县赴北京参加朝考。河南离北京并不算远，然而往返路费还是花掉了约50两白银;到了北京之后，他经历了到礼部投文、报到、买卷、团拜等必需的程序，又花掉50两左右。这样大的支出是中农以下的人家通常难以负担的，所以大部分科举的成功者都出自小康以上的家庭。
而要由前代人获得一个低级功名给后代人做垫脚石，是因为获得举人、进士等高级功名的难度远远大于秀才。艾尔曼说:“在3万名生员中，只有1500名(5%)从乡试中胜出成为举人，而在举人中最后只有300名(20%)可以通过殿试。”也就是说，按所有参加科举的人数与最终的进士名额计算，录取率是0.000136。
由平民家庭白手起家中了秀才的第一代科举成功者，由于教育质量的限制，往往只能止步于第一阶。但是他们却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提供更为优越的教育环境，做孩子的启蒙老师，成为孩子们向上攀登的阶梯。王先明研究证明，晚清考中举人的那些人，查他们的祖、父两代，大部分都取得过秀才等基础功名。“其祖、父有功名身份的举人所占比例占绝对的多数。”何炳棣也说，明清两代近百分之七十的进士不是出身于普通平民之家。具体到清代，百分之八十以上进士的三代祖先中至少出现过一个秀才。
曾国藩的同时代人李鸿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安徽李氏最初“清贫无田”，到李鸿章高祖时，才“勤俭成家，有田二顷”，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李鸿章的祖父李殿华立志要光大门户，发奋苦读，无奈时运不济，两次乡试均告失败，止步于生员。李殿华从此退居乡间，率子孙耕读，“足不入城市几近五十年”。他承担起所有家事，让自己的子孙们专心于学业。命运终于对李氏家族的顽强努力加以回报，李文安父子后来双双金榜题名，“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
曾国藩家族的科举史与此十分相似。湘乡曾氏接力式奋斗的起点，也就是经济地位的上升是在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这一代完成的。曾玉屏出生之时，家境属于中农他“少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一度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以至人们担心曾家在他手里破落。好在从三十五岁起他痛改旧习，勤苦犁田，“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多种经营，一年到头，无稍空闲。高嵋山“垄峻如梯，田小如瓦”，曾玉屏“凿石决壤”，将十几块小田土连接成一片大田地。几十年艰苦创业,终于使曾家经济状况逐渐改善。
公元 1811 年(嘉庆十六年)曾国藩出生时，家里有田地百余亩(4，家中有祖父母、父母、叔婶、大姐加上他共八口人，人均至少十二亩半。晚清中国人均田地学者的乐观估计是三亩，悲观估计仅为一点四亩，具体到嘉庆十七年，吴慧提供的数字是一点七一亩。也就是说，曾家人均土地是全国水平的七点三倍。
毛泽东的出生地与曾国藩家相距不远，出生时间较曾国藩晚八十二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中说，“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后来又买了七亩，“就有富农地位了”。人均五亩多地就算富农，这一几十年后的标准亦可略资参考。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曾家的成分为小地主。曾国藩为曾玉屏作的《大界墓表》中说曾玉屏中年以后成为地方上的头面人物，经常修桥补路，救助孤贫[7]。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他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这是曾家向绅士阶层进发的第一层基础。
曾玉屏对湘乡曾氏家族更大的贡献，是高瞻远瞩地供自己的儿子读书。
曾玉屏深知功名对光大家业的重要性。据族谱记载，曾玉屏并不是湘乡曾氏的第一个地主。事实上，在五六百年的历史中，曾氏一族也数度上升到小地主阶层，比如曾国藩的太高祖曾元吉就生财有道，在康熙、乾隆年间积聚了数千两的产业，置买了数百亩田地。然而由于没有功名做保障，这一短暂的地主地位很快被中国社会“诸子均分”习俗所打破:曾元吉晚年将家产均分给了六个儿子，自己只留下衡阳的四十亩田作为养老送终之用。六个儿子每人可以分到五十亩左右的田地，再次回落到中农阶层。
为防止曾家的富裕如曾元吉时代一样昙花一现，曾玉屏下定决心，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博取功名。他一力负担起所有家业，供长子曾麟书从小读书，并且不惜代价“令子孙出就名师”，摆出一副破釜沉舟的架势。
在曾玉屏的严厉督责下，曾麟书“穷年磨砺，期于有成”。无奈他的天赋实在太差了，前后应考了十六次秀才，都失败了。直到四十二岁头发已经花白的时候，才“得补县学生员”。
虽然来得有点儿晚，然而这毕竟是曾氏家族史上破天荒的重大突破，值得大书特书。曾国藩回忆父亲生平至此，不觉叹道:“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若创获，何其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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