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创建了东方语文系，开拓了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是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
季老不仅学贯中西，融汇古今，而且在道德品格上同样融合了中外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
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仁爱和恕道，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坚毅的气节和情操；西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精神，尊重个性和人格平等观念，开放创新的意识，这些优秀传统都凝聚、融汇在季老身上。
所以，他能够做大学问，成大事业，有大贡献，他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和榜样。”
这是“感动中国2006年度人物”礼赞中评委们评价季羡林先生的一段话。
今天，季羡林先生离开我们13年了，但是他那质朴率真的形象以及丰硕的学术成果，依然被世人铭记。让我们跟随《我的老师季羡林》一起走近这位学术大师，感受他生动、鲜活，醉心学术的一生。
·爱看“闲书”的齐鲁少年·
1911年的夏季特别长。在闰六月初八这一天，鲁西平原上一个叫官庄的村子里，一户季姓农民家中，诞生了一个男婴。因家族喜得贵子，所以给男孩取乳名叫喜子，也就是后来的季羡林。
季家并非名门望族，甚至算不上书香门第，却也是耕读传家。村子里有一位小知识分子，名叫马景恭，父母让儿子管他叫“马先生”。没有正式拜师，更没有学堂，连纸笔课本都没有，可是马景恭却成了小喜子的第一位老师。马景恭只教他认字写字，喜子对识字很有兴趣，脑子聪明，虽然不能说过目不忘，但学得很快。没过多久，他就学会了不少常用汉字。
这天，喜子的九叔从济南回来了。九叔发现哥哥嫂嫂家里没有一本书，甚至连一片字纸都没有，可是侄儿小小年纪，居然能读会写不少的字。这孩子天分不错，待在这里就被埋没了，实在可惜。他提议带侄儿去济南读书，喜子的父亲也支持。就这样，一个6岁的孩子，就离开了父母和家乡，进省城念书去了。
民国初期，新式的学校和老式的私塾并存。喜子初到城里，是一个野性十足的乡下顽童。离叔父家不远的曹家巷有一家私塾，先生管教很严。叔父认为，严师可以出高徒，决定把侄儿送去那里读书。
要上学了，总得起个学名吧。喜子小时候，起过一个学名叫宝山，可是从来没有人叫过他这个名字。叔父想给侄儿起个文雅一点的名字。根据季氏的家谱，侄儿这一辈可用的字有“宝”和“林”两个字。“宝”不好。“林”，林什么呢？喜好读古书和古诗的叔父想到了北宋那位诗人林逋。这位隐居在杭州西湖孤山种梅养鹤的名士太高雅了。“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多美的诗句！真让人羡慕极了。于是，喜子就有了学名“季羡林”。季羡林在私塾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启蒙读物。
季羡林7岁时进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读书，后又转到了新育小学。还是小学生的季羡林有一个爱好：酷爱看“闲书”。所谓“闲书”，就是课外书，主要是旧小说。那时候，叔父管得严，“闲书”是绝对禁止看的。季羡林只好偷偷地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还有《西厢记》，他统统拿来看。他最感兴趣的是《彭公案》《施公案》之类公案小说和《七侠五义》《小五义》之类武侠小说。通过这些课外书，他知道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增强了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
·学在清华，教在北大·
季羡林高中毕业，“进京赶考”，同时被清华和北大录取了。季羡林遇上了鱼和熊掌的选择难题，论师资和办学条件以及生源和名气，北大清华难分伯仲，两校各有优势，都是高中毕业生高考的首选志愿，至今依然如是。
若干年后，早已从清华毕业，而在北大教了大半辈子书的季羡林分别用4个字概括这两所大学的风格：北大是“凝重深厚”，清华是“清新俊逸”。这是后话。当年季羡林斟酌再三，考虑到清华的前身是创办于1911年的“留美预备学堂”，在当时，上清华将来出国留学的机会较多，所以他选择在清华就读，开始了4年的清华园学子生活。
19岁的季羡林
季羡林最初学习的专业是西洋文学，专修方向是德文。季羡林认为，4年的大学课程，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专业课乏善可陈，选修课异彩纷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当年季羡林的课程除了德文、英文、法文之外，还有国文、欧洲文学史、欧洲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现代文学、近代戏曲、文艺批评、莎士比亚、英国浪漫诗人、近代长篇小说、文艺概论、文艺心理学、西洋通史等，他还选学了俄文和希腊文。
季羡林的选修课和旁听课收获颇丰，其中有两门课对他影响最大，让他终身受益。一门是旁听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对日后他终生从事的梵文教学与研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另一门选修课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即美学。当年，季羡林在清华还旁听甚至偷听了不少外系的课。朱自清、俞平伯、冰心、郑振铎等教授的课他都听过。听名家讲课，长知识，开眼界，获益实在不少。
季羡林大学毕业时留影
后来季羡林申请了清华大学与德国的大学建立交换留学项目，他在清华主修德语，四年成绩全优，完全符合条件。1935年快放暑假的时候，季羡林收到了清华大学的通知：他已经被录取为赴德国的交换研究生，可以去德国学习两年。
可谁知他这一去竟然是10年，在这10年中季羡林在欧洲历经了战火，而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的祖国也历经了战火。1946年5月19日，季羡林怀着复杂的心情，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他叹息道：“十年一觉欧洲梦，赢得万斛离别情！”季羡林这个海外游子，终于回来了。
在陈寅恪的推荐下，季羡林回国后到了北大教书。
来到熟悉而又陌生的北大，季羡林百感交集，思绪万千。16年前，他在这里参加高考，北大和清华均录取了这位齐鲁学子。在清华4年，他听了不少北大名教授，如杨丙辰、朱光潜的课，结交了很多北大的文学青年，如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萧乾、陈梦家等人，因此对北大有一种熟识亲切的感情。
1946年，季羡林任北京大学教授
季羡林来到北大最想做的有三件事：
其一，他想尽快地使梵文、巴利文乃至吐火罗文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其二，佛教梵文的研究是他的专长，他想在这方面有所建树，让世界都能听到中国的声音；其三，他想尽最大努力，尽快建立起中国东方语文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基地。
后来，季羡林在北大主持创办了东方语言文学系，并任系主任长达40年。
·敦煌学研究·
自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学习梵文和吐火罗文，季羡林就和敦煌吐鲁番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原因并不复杂，就中国而言，大量梵文文献来自敦煌吐鲁番地区，而吐火罗文文献，只出自中国新疆。
季羡林通过长期研究发现，世界上四大文化体系是通过西域进行交流的。西域是个历史地名，在汉代和汉代以后专指玉门关以西地区。狭义的西域指葱岭以东，相当于现代的新疆，广义的西域指通过西域所达到的地方，包括中亚、西亚、南亚、东欧和北非。敦煌是中国文化圈的西陲重镇，毗邻西域，是古代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最后一站。而新疆在全世界是唯一的一个世界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全世界再没第二个这样的地方。
1979年暑期，季羡林应邀到新疆和甘肃考察讲学。在39℃的高温下，驱车近百里探访高昌古城遗址，凭吊交河古城废墟，造访数十年梦寐以求的敦煌莫高窟，用整整6天时间仔细研读那琳琅满目的壁画和雕塑。他仿佛走进了时间隧道，回到了历史中去亲手触摸逝去千年的历史。
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成立，季羡林当选会长。一批中青年敦煌学者，踔厉风发，脱颖而出，在不长的时间内出版了大量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著作。他们用自己的努力，为中国争得了在敦煌吐鲁番学研究领域的话语权。事实胜于雄辩，外国同行们不能不刮目相看了。季羡林认为，此举实含有雪耻的意味，不仅为敦煌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亦为祖国增光添彩。
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大会上，针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提法，季羡林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得到与会的中外学者的同声赞成。之后中国以及世界各国敦煌学的蓬勃发展，证明了这个口号是准确的，说到了点子上。如今敦煌学在世界上已成为显学，这个口号反映了敦煌学研究的客观状况，有利于团结各国学者和国际学术交流。
在1985年10月写成的《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季羡林写道：
我们知道，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对我国学者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季羡林提出了指导性意见：研究工作，对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都要加以注意。
在微观方面，要多出一些专门从事于一个问题或一个方面研究工作的学者，把所有的数据都收集起来，认真细致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急于求成，而要锲而不舍地干它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样必有所成。
在宏观方面，要从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化的交流和汇流的高度来考察个人手边的小问题。视野扩大了，成果必然迥乎不同。他还主张把我国西藏的古藏文和梵文贝叶经的研究纳入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范围。
这些主张，为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指明了方法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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