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提到秋收起义失败后，参加起义的三个团在文家市会师，讨论决定部队之后的去向问题。
文家市会师，是秋收起义时的一个重要事件，因而文家市这个地名以后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也被大书特书。
文家市其实是一个山区小镇子，位于湖南省浏阳县境内，又与江西万载、宜春、萍乡交界。这里地处边陲，不太引人注目，在兵败之际选择这里作集结地是极为合适的。
文家市的群众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早在1917年，毛主席曾到这里宣传过反对封建统治的民主思想。大革命时期，这里的群众也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当地群众不顾反动势力的镇压，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愤怒地喊出了打倒蒋介石的革命口号。
其后，文家市又成立了浏阳第49区自治政府，斗争了大地主彭老五，处决了大恶霸肖绍卿，这一斗争持续了四十多天，不过后来遭到镇压，革命骨干或被杀或逃散。
在秋收暴动爆发后，盘踞当地的反动地主武装挨户团做梦也没想到工农革命军会打到这里。就在毛主席率领部队赶到文家市之前，他们还正在向这里的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报复。
陈盛南在大革命时期曾经是文家市农会的主要负责人，大革命失败后便转入地下活动。文家市的土豪劣绅对他是恨之入骨，所以派挨户团到处捉拿陈盛南。
由于群众的保护，挨户团始终没有抓住他本人，便决定先从他的家人下手，将陈盛南自己给逼岀来。在工农革命军到达文家市的前几天，团总孙发颂带领十几个团丁，闯到陈盛南的哥哥陈盛龙家里。一进门，不由分说便将陈盛龙捆绑起来。
陈盛龙的妻子一见丈夫被抓，便扑到他的身上，对孙发颂喊到：“凭什么抓人？”
孙发颂一把将她推倒，狞笑道：“弟弟欠下债，要由哥哥还。告诉你，19日要是还看不到陈盛南，陈盛龙就要替他当替死鬼了。”
19日这天，敌人仍未抓到陈盛南，便决定将陈盛龙处斩。
监狱外，团丁正在磨刀，监狱内，陈盛龙的妻子悲痛欲绝地给丈夫送上“饯行酒”。
就在这时，文家市四周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工农革命军一、三团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文家市。
一听到枪响，团总孙发颂吓得连马都顾不得骑就慌忙逃走，几十个团丁也如丧家之犬，四处逃窜。
三团由张子清率领的先头部队在击溃挨户团后，迅速打进文家市。随即，张子清率领部队打进团防局，砸开了监牢，将关在狱中的革命同志和受难的群众解救了岀来，陈盛龙也因此得救了。
当天下午，张子清带领部队和群众，冲进当地大土豪彭伯堂的庄园，将彭伯堂抓住，并在现场召开了近千人的控诉大会。
会后，工农革命军组织群众打开土豪的仓库，把粮、盐、油等物资分给贫苦农民，革命军官兵还亲自把东西送到一些无儿无女的贫苦老人家中。
9月19日傍晚之前，一团、三团和二团剩余的那些人员，都先后到达文家市。
部队驻扎下来以后，立即派出政工人员和宣传队，分别到街头、农村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街头巷尾的墙壁上、柱子上到处都出现了“暴动打倒国民政府”、“暴动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暴动组织革命委员会”等革命标语。
咱们的队伍打来了，一些群众奔走相告。不过，由于这里的老百姓参加农民运动后马上受过残酷镇压，不知道工农革命军能不能站住脚，害怕部队一走土豪和挨户团再来报复，许多人白天都不敢接近那些起义官兵。
只有到了晚上，才有一些人悄悄地找来，与革命官兵们谈这谈那，他们关心的恰恰也是革命还有没有希望。
入夜后，疲劳过度的战士们都已进入梦乡，而地处街后的里仁学校里面却灯火长明。
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雪白的月亮已经爬上树梢，草丛里蟋蟀叫个不停，夜幕中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发亮。透过里面的灯光，可见在里仁学校门前，工农革命军的大旗在晚风中迎风飘舞，门旁两名士兵持枪挺立。
人们当时都不会想到，一场决定着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正在这所学校里召开。
此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师部就设在这所学校里，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会议正在这里的一间教室里进行。
会议由前委书记毛主席主持，卢德铭、余洒度、苏先骏等前委委员和师团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何长工等作为工作人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没有设立现场记录，不过许多当事人后来写了回忆。据回忆，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
会议一开始，众人便对当前的革命形势和任务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对湘赣边秋收起义后近10天来的路线、军事等工作进行了总结。
前敌委员会的委员们都是从成绩、失误两方面看待了暴动后的斗争，没有一味歌颂，也没有否定一切。
大家认为，湘赣边秋收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新军阀和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发动起广大农民进行斗争，在湘赣边界的广大农村播下了革命的火种，造成了土地革命的声势。
虽然一、二、三团打了一些败仗，牺牲了不少同志，但这主要是形势不利造成的；同时，工农革命军刚刚创建，缺乏战斗经验，一些指挥员打了胜仗就骄傲自满，丧失了革命的警惕性，打了败仗就惊慌失措，指挥不力，也给了敌人以可趁之机。
随后，会议围绕“全军进军的方向”这一中心议题进行了讨论。
在昏暗的灯光下，前委委员们围绕着部队到底是“进”还是“退”的问题，各抒己见，并且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部队在文家市汇合，紧接着便面临一个重大问题，即下一步部队该往哪里去？是继续执行夺取长沙的命令，还是去攻打大城市呢？还是后退，向湘南进军？
当时与会者自然不会想到这一问题将关系到中国革命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不过却明白这直接关系到目前部队的生死存亡。
“暴动以来，部队伤亡很大，但我们还有力量，还有千把人！还没有输到不剩一兵一卒嘛！我看还要打，还要进攻，中央、省委不是要我们拿下长沙吗？一次不成，再打！不打长沙就没有出路！前委应该再组织力量，打下浏阳，再直捣长沙！”师长余洒度情绪激动地侃侃而谈，此时仍是力主进攻。
副师长余贲民有些犹豫，态度也不是很明确。不过从他的倾向看，还是主张继续在当地打下去，不大赞成退却。
三团团长苏先骏这时显得神色沮丧，他虽然在浏阳东门市失利后提出要继续打长沙，可是此时见到一团、二团的情况，好像没有了主意，只是表示说：“现在部队很乱，士气低落，军威不振。打也打不赢，退也退不成，实在难办……”
军事总指挥卢德铭则表示先听听毛主席的意见。
毛主席按照先听众人的意见再表态的习惯，待大家说完后就明确表示：“我不赞成再打长沙。难道我们非要等到输尽一兵一卒时才肯罢手？”
余洒度这时又提出，不打长沙，至少也要先打浏阳。
毛主席当即摆出不利情况说：“打狗还要靠面墙呢！现在，张国威的两个团正在浏阳屯兵坚城，还有一个团驻守长寿街，而我们就剩这点血本，难道还要鸡蛋往石头上碰？现在客观情况变了，我们的计划也要跟着变，不变就要吃亏。我们现在最需要养精蓄锐，保存实力，留下这点革命的种子，以图东山再起！”
听到毛主席态度如此坚决，一些前委委员也有点感到费解，不正是这位前委书记在起义前传达的方针是要夺取长沙吗？如今怎么带头变了？
其实，这正体现了毛主席尊重实际的优点。从9月9日到19日这不过10天的光景，毛主席的头脑便转过了几道。
早在马日事变后，毛主席便提出过上山的意见，这显然是不主张以弱小的力量去进攻大城市。但是当时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中共领导人瞿秋白等提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俄国1917年的时候了，加上听到一些人激昂的表态，他一度也认为自己原来的想法不对，于是在8月20日致中央的信中不仅提出要夺取湖南全省，还要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
人的认识不可能始终都是正确的，然而深入实际的人最容易迅速察觉并纠正自己的差误，使主观与客观统一。
毛主席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他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秋收起义虽犹如一声惊雷炸响，但又像一声惊雷轰鸣而去。失败的事实是极其严酷的，三个团刚刚举事就遭挫败，说明了原先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
眼下，不要说取得全国胜利，也不要说夺取长沙，就连醴陵、浏阳这样的县城都攻不下。而且自己的队伍正面临危机，当务之急不是攻城略地，而是如何保存这支队伍。
考虑到以上情况，毛主席于是在前几天的东门市失利后，就提岀要停止打长沙，要求部队南撤，避开眼前的强敌。至于撤到哪里，当时还无法确定，不过要向罗霄山脉方向走，总之是要“上山”找有利的地方。
把目光从城市转向乡村山区，毛主席的这一精辟见解，顿时使前委委员们感到新鲜。有的人不理解，有的则表示赞同。卢德铭总指挥和一团党代表宛希先表示支持毛主席关于撤退的意见。
余洒度对毛主席的这一建议却仍然持反对态度，不过他却拿不出什么理由，反反复复讲的还是什么“攻打长沙是省委决定了的。我们现在全军会师了，应该立即反攻浏阳，再直取长沙。”
“金坪之战的实例，已经说明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攻打城市的道理。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在现在这种关键时刻，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义气用事，否则，就会连现在这点兵力都会丧失光。”
余洒度显然根本听不进毛主席和卢德铭两个人的意见和劝告。他仍坚持说道：“金坪之战并非失败，败在不反攻，这是军事上的大忌。我们现在也同样是这样，不反攻浏阳直取长沙，这更证明我们的失败是彻底的失败，而退到农村去躲起来，是典型的逃跑主义。”
毛主席则继续说：
我们在湘赣边界举行了秋收起义，就等于在中国的大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星星之火虽小，乃可燃烧万顷之田。我们这革命的火种，一定能够将旧杜会烧个稀巴烂。但是，目前中国的中心城市敌强我弱；广大农村，敌弱我强。如果死抱昨天的决定不放，不承认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不承认暂时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不了解官兵的反映和情绪，主张拿这点武装到大城市去与敌人硬拚，盲目搞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势必要葬送我们这支秋收起义部队，势必导致我们这次湘赣边界秋收暴动的彻底失败。
一听到毛主席主张到农村去，余洒度、苏先骏等人马上又表示反对。在他们看来，即使不打长沙，也不能到山村去。
此时，有人又拿岀了一条理由，提出：“过去我们在湖南从事农民运动有那么大的声势，好几百万农会会员。不能只看到我们革命军的人少，只要一打过去，就会有农民暴动响应。”
这一意见，一时倒是燃起了不少人的希望。过去总讲群众运动的力量如何伟大，农民革命性如何强，到了这个关键时候，不正好可以用他们吗？
毛主席最了解农民运动的情况，所以马上用形象的比喻同大家说：“农民运动好比一把雨伞，打开很大，收起很小。过去能把它打开，靠的是伞骨，也就是农会骨干。马日事变以后，农会骨干被杀的被杀，逃走的逃走，没有剩下多少，怎么能把农民发动起来呢？”
许多到会者联想到前几天所到之处，看到的是一派冷冷清清的景色，并没有预想的那种群众暴动响应的热潮，马上也感到毛主席所说的有理。空喊群众运动的人，这时也找不到实际的例子来反驳这番话。
不过争到最后，有人又主张：“我们还是向南走，到广东去追叶贺部队吧。（南昌起义部队）”
当时，叶挺、贺龙的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实力最强的军队，也是许多人心目中的希望所在，所以这番话引起了多数人的共鸣。
毛主席对这一意见是不以为然的。早在秋收暴动前，他就反对把湖南的军队调到广东，认为湖南民众的条件比广东好。眼下，叶贺部队的胜败不详，甚至到了哪里都不知道，怎么能去追呢？不过鉴于多数人的愿望，毛主席没有激烈反驳这一意见，还是耐心讲解就地上山的意义，并解释说：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的革命。我们工农革命军深入广大农村，发动群众，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号召组织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推翻乡村的封建势力。推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这又有什么不好！。
毛主席又用形象地比喻说：
打个比方说，参天大树之所以枝繁叶茂，就是因为它的根扎土很深；水上浮草之所以随风飘动，就是因为它的根基没有扎进土中。敌人在农村控制的力量薄弱，就有利于我们去找个落脚点，深深扎下根来，发展壮大我们的队伍。
显然，毛主席有理有据，口才又好。余洒度虽然在黄埔军校就当过宣传科长，苏先骏也在河南省委工作过，也都能说会道，可是这一次他们却显得理屈词穷。
毛主席见多数人已被自己说服，便又说道：“在历史上，山大王是很少被消灭掉的，我们要到崇山峻岭之中去当山大王”。
“什么？要去当山大王？革命革到山上做山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当时又有人嘟哝着。
“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武装割据的山大王、是红色的山大王，而不是过去的山大王。”
“那我们到哪里去当这个山大王呢？”余洒度不无嘲讽地问道。
“就在这里。”毛主席胸有成竹用手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地方说道。
众人立即凑过身去，只见毛主席指的是萍乡以南的罗霄山脉一段。毛主席进一步解释说：“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扎下根来。这个像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的中段，最适宜我们落脚。”
余洒度等人此时虽不再坚持打长沙，仍表示南下可以，却要去追赶叶贺部队。
争吵了大半夜，卢德铭眼见得再争下去也不可能达到统一，便主张举手表决一下。
毛主席以前委书记的身份，提出向萍乡撤退再向湘南转移的决议议案。卢德铭带头举起手来支持毛主席。
由于卢德铭是秋收起义部队的总指挥，在部队中深孚众望，他的意见是举足轻重的。
他听了毛主席的一番话后，认为毛主席的话在理，所以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投了赞成票。他的这一票，可以说对决定部队的方向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众人一见卢德铭已经率先举手了，又觉得毛主席的话句句在理，便大都举起了手，表示赞同和支持毛主席的正确主张。
卢德铭点了一下人数，便道：“赞同的同志还是占了绝大多数，那么我们就请泽东同志宣布决定吧！”
毛主席站起身来，最后宣布道：“现在前敌委员会已经作出决议：为保存实力，部队明天一早即向萍乡转移，并向湘南方向前进”。
散会以后夜已深了，毛主席由师部副官杨立三陪着，穿过长廊，绕过桂花满枝的桂花树到各个房间里看望了已经熟睡的战士们，随后回到分给他住的新斋第二间房子。
回到房间，毛主席脱下鞋子准备洗脚时，旁边的杨立三看见毛主席的脚趾溃烂了，便急忙询问。这时候才知道，那是从安源到铜鼓的路上爬山扎烂的，也就是在那次被捕脱险时留下的伤。这些夭毛主席为了振作士气，跟着部队行走，竟一直忍着伤痛不说。杨立三此时对毛主席敬佩不已，连忙表示说：“毛委员，我早就知道您了。我在《战士》刊物上看到过您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你那篇报告，对我们在湖南搞农民运动的同志来说，是很大的鼓励。有些人总说我们过火，当时真让我气得要命。”
接着，他又赶去寻找药品，俨然是个好管家。这个杨立三，后来在红一方面军当了后勤部长，为人很勤奋。长征过草地时，因缺少担架员，他自己亲自抬患病的周恩来。一直到解放初期，他还在总后勤部当部长，因病在苏联逝世。当棺木用飞机运回国内的时候，周恩来到机场迎接并亲自抬棺，以示对杨立三的缅怀。毛主席得知杨立三去世的消息，也非常难过。
当时，杨立三从何长工那里得知昨晚会议的最后决定，非常高兴。他当晚就兴奋地对几个要好的同志传播着“小道消息”。何长工本人有幸参加了这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在会议进行当中他由于不是前委委员，只能在旁边静听，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直到最后大家都表示赞同毛主席的意见，他这才长长地岀了一口气。
会议结束后，余洒度、苏先骏等人随之也表示服从会议的决议，不过按他们的解释却是去追叶贺。
有人曾说，文家市会议就决定了向井冈山进军，这其实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因为毛主席在十几天前虽然听二团团长王新亚说过井冈山这一地名和当地的王佐、袁文才，却毕竟不了解当地的情况。当时想往哪个方向走，实际上也是如同后来的“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不过去广东，毛主席是坚决不赞同的。
所以，这个向湘南退却的决定，从表面看，是个折衷的意见，实际上却是在照顾了大多数干部的心理倾向的前提下确定的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这时，不仅是余洒度等人反对到农村去，起义军主力部队的下级军官也大多是黄埔学生，习惯于当正规军，从未想到过要上山。只确定要去湘南，从某种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是去追叶贺的部队。
当时担任连长的张宗逊于10年后在延安写下的回忆录，说明在他当时的印象中，南下就是去追叶贺。由于南下的理由能为大多数干部接受，这就决定了随后的撤退命令就能得到较好的执行。
文家市里仁中学里的争论，实际上关系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方向。最后形成的决议最关键的一点，在于承认退却。在当时的中共中央还强调革命高潮，要求夺取长沙并进而暴动夺取全国胜利的形势下，文家市会议却形成了实行退却的决议，体现了了不起的反潮流精神。
有了这个撤退的决心，下一步行动的目标就不再是城市而是安全偏僻的乡村。至于退到哪里，到哪个山落脚，找哪个“山大王”交朋友，就可以在随后进行摸索。一条到农村积蓄力量以争取革命胜利的新道路，也就此迈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
常言道：退一步，进两步。退，是为了更好地进。试想，倘若没有文家市的退兵之举，哪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后来的大举进攻？
至于许多年来有人在书中写，毛主席在文家市就决定了要实行“农村包围城市”，这又是用后来的认识去拔高过去的思想观点。其实，从“马日事变”后至上井冈山之前，毛泽东提出的正确思想只是“上山”保存力量，到井冈山站住脚后，第二年才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既然是割据，就是在白色政权的包围和进剿下能建立一块红色政权并使它存在下去，这个时候根本谈不上什么包围城市。
到了抗日战争开始后，日本侵略军占领点和线，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占领广大的面，也才开始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有了这样的实践，随后才有这样的思想。
翻翻毛主席的著作，正是在1938年以后才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不过有了文家市的决议，迈岀了向农村退却的第一步，才为若干年后形成这一正确思想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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