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七年，穆彰阿升任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之所以胜出，一是他年纪比较轻，二是因为他是满人，三是他与道光心意相通。
穆彰阿主政后，很多人骂他庸碌无为。道光也曾问他，你在职多年，怎么没有突出政绩？穆彰阿却回答：“自古以来，贤臣顺时而动，不标新立异，不求一己之赫赫名望，只求君主省心，百姓安宁。”
道光是个内敛安静的人，在为政上主张守成持稳，不希望有大的变动与变革。他也知道大清国已开始陷入危机，但他不会采取任何激烈的措施，以挽回危局。
道光与穆彰阿，应对危局的方法就是拖延，尽力在大政上不生出大的是非，假以时日，走出低谷。
然而，世事巨变，运道无常，道光朝所处的时代，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在承平年代，保守持平的执政者，靠着小心翼翼，也许能拖延下去。
但在乱世却会让时局失控，生出无数祸乱。大清国已病入膏肓，非有大手术、大动作，已不能挽回危局。凡清醒者都知道出了问题，但谁会掏出手术刀，对着大清国做大手术呢？
雍正初创军机处的原因之一，是为了禁绝朋党之争，乾隆、嘉庆两朝，虽有权臣如傅恒、和珅等人，也未曾出现党争。至穆彰阿成为首席军机之后，形成了“穆党”，朝内党争激烈。朋党的形成，却和禁烟有关。
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因为吸烟者日众，朝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禁烟运动。禁烟运动中，刚入军机处穆彰阿比较卖力。但此年的禁烟运动，雷声大，雨点小。此后多年，各地鸦片是屡禁不止。
对于禁烟，道光是首鼠两端，一方面想控制住鸦片的蔓延，另一方面则不想因为“禁烟”生出太多是非，与英国发生冲突。
作为泱泱大国，道光为何不想教训蛮夷英吉利？很简单，打仗得花钱，守财奴道光穷得很，没有打仗的底气。
鸦片既然禁不了，且日益猖獗。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卿许乃济建议干脆将贩卖、吸食鸦片合法化，参照药材纳税。如果官员士兵吸鸦片，则立予革职，但免于处罚。至于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随他们去了。
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提议，请将吸鸦片者以一年为期戒烟，不能戒烟者处死。黄爵滋列出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大量流出的数据。道光三年以前，每岁年流出不过数百万两。
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每年流出白银一千七八百万两。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每年流出白银二千多万两。道光十四年之后，则激增至三千万两。
道光对钱是看得极重，一看每年三千万两白银流出去了，心痛得要命。
坚定道光禁烟决心的，却是庄亲王奕賣、辅国公溥喜等人躲在尼姑庵里吸食鸦片。
灵官庙是位于京师东郊的一所尼姑庵，由尼姑广真主持。广真将尼姑庵当成高档会所来经营，尼姑庵内设妓院、赌场、大烟馆，又招募了一群多才多艺的伎女表演歌舞。
灵官庙生意越做越大，名声在外，被御史报告给了道光，道光就派兵去清查。清查的当天恰好是广真生日，过来祝贺的客人极多。
灵宫庙内粉黛云集、欢歌劲舞、好不热闹，结果众多显贵与尼姑一起被抓。被抓获的人中有庄亲王奕賣、辅国公溥喜、镇国公绵顺，内务府郎中文亮，理藩院郎中松杰、主事奎英，刑部员外郎吉清、文奇等京内官员。
庄亲王奕賣、辅国公溥喜被抓时，正躺着吸食鸦片，镇国公绵顺则自带了伎女，到尼姑庵里登台献歌。
道光得知清查结果后大怒，将庄亲王奕賣、辅国公溥喜、镇国公绵顺等宗室革除爵位，查到的官员也全数革职。道光认为京师是首善之地，王公大臣都沾染了抽鸦片的恶习。
灵官庙事件坚定了道光禁烟的决心，过后不久，九月初八，道光即下令严惩各地贩卖鸦片、开设鸦片馆者，文武官员军民吸食鸦片者，也一体查拿。
九月二十三日，道光召林则徐入京，赏紫禁城骑马，八天召见了十九次，并以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南下禁烟，统领广东所有水师。
林则徐快马南下，路过直隶时，直隶总督琦善给了他一个忠告，此行“勿启边衅”。琦善此语，是揣摩道光心意之后给林则徐的忠告。道光朝，为了平息新疆的张格尔叛乱，耗银千万，财政吃紧。
道光此时已年近六旬，不想再生出战事，好平稳地将这江山传给儿子。清廷朝野上下，此时只是将禁烟当成自己的内部事务，未曾想到会演变成为一场与英国的全面战争。
公元1839年3月27日，英国驻华商务总督义律宣布，以英国政府的名义，要求商人将所有鸦片交出给中国政府。此举让英国鸦片商人大为兴奋，事后英国政府将赔偿他们的损失，这比走私贩卖鸦片来钱轻松多了。
美国商人也积极配合，上缴鸦片，想从英国占点便宜。义律这招极其高明，将英国政府成功地拉下水，禁烟也从经济问题演变为政治问题，从国内查禁变成了国际纷争。最让道光担心的“边衅”最终引爆。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严禁派”、“弛禁派”转而演变为主战派与主和派。
穆彰阿不想开战，他为政主张息事宁人，与民休息。英国军舰所带来的经久不息的战事与外交交涉，让道光觉得疲惫，并认为林则徐处理不善。
身在中枢的穆彰阿，敏锐地察觉到了道光态度的改变，并将此信息传递给琦善。上意改变了，琦善自然也跟着配合。
当英国军舰出现在大沽口之后，直隶总督琦善看到英国人投递的书信中，有林则徐凌辱英国领事的言辞。顿时大喜，以四百里加急递告道光，称英国人是受了屈辱，现在跑过来述说委屈。
在琦善的游说之下，英国军舰离开天津。道光认为琦善“片言只语，连胜十万之师”。遂将林则徐革职，以琦善为钦差大臣，南下广州处理夷务。
当时士人对林则徐被革职不无愤慨，纷纷指责穆彰阿嫉妒林则徐声望压过自己，在道光面前构陷林则徐。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同情林则徐一方的感情流露。
穆彰阿是道光的奴仆，他没有能耐主使道光的意志。决定战争走向的只有道光一人。与英国开战之后，道光以为只是在广东的一场小规模战事，会很快结束。
不想开战之后，蔓延七省，旷日持久，大清国虽整兵备武，奈何却没法将龙爪伸入大海之中去擒住英夷，战事旷日持久，军费开支无数。
巨大的军费开支使得本已千疮百孔的财政更加吃紧。道光二十年，大清国库存银不过一千万两，应付一场战事都捉襟见肘，更不要提河工、漕运、道光后宫葬礼之类的开销了。
琦善报告中对清军战斗力与英国军舰实力的陈述，也是道光革除林则徐，采纳羁縻政策重要因素。琦善本来对英国人是不屑一顾的，英国军舰开到大沽口之后，琦善看了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英军军舰分三层，每层有炮百余尊。每层前后各有大炮，约重七八千斤。琦善同时也指出，英国人狡猾绝伦，利用海上通道，可以时时处处进击骚扰，旷日持久，防不胜防。
从琦善报告中可以看到，天津可用之兵不过六百人，大炮储存多年，铁锈斑斑，不堪应用。从军事角度来看，琦善这是清醒的认识与判断。
到了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道光这个抠门皇帝，却卷起袖管，拿出大把银子，要与夷人决一死战。
却说琦善南下广东后，谈判多轮，口水费了不知多少，英国却未能达成通商的目标，清廷也未能让洋人退走。
道光二十年年底，看到英国开出的赔款通商的谈判条件后，道光怒火冲天，批示：“逆夷要求过甚，非情理可谕，即当大申挞伐。”
“大申挞伐”，意思就是大规模开打。而英国人也在谈判桌上失去了耐心，遂在公元1841年出兵攻打虎门。
皇帝要打，穆彰阿自然分外卖力，他协助道光调拨军饷数百万，又抽调各省近二万兵力前往广州助战。
大清国的万千军队，在英军的利炮之下已不堪一击。前线将领都在忙着虚报战功，掩饰败绩，糊弄皇帝。一名将领竟然派人与英军商量，你不要放炮，我也不放炮，谁也不放炮。
我放几次没有炮弹的炮，给皇帝面子，然后走掉。前线的大吏已成为惊弓之鸟，开会时一名护卫吸鼻涕时用力大了点，督抚们竟然以为是洋人开炮，满座皆惊。
广州一战，如黄粱一梦，有犹在梦中未醒者，有震惊者。原先的主战派，如闽浙总督颜伯焘，狂呼英国人船舰炮利，纪律严明，实在没法打。
浙江巡抚刘韵珂哭喊，英国鬼子大炮猛烈精巧，实在是没法打。此后穆彰阿也全盘反对开战，力主谈和。
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四月，英军攻陷乍浦，道光派“穆党”大将耆英、伊里布前去谈判。
道光二十一年之后，琦善、伊里布、讷尔经额和耆英等一批满人官僚聚集在穆彰阿周围，结成穆党，彼此援助。战场上屡遭败绩之后，道光闷闷不乐，厌倦了喧嚣的主战声。
皇帝如此，主和派自然得势了。此后，由穆彰阿一党包办了所有条约的签署。一批汉人铁杆主战派变为主和派，也投入了穆彰阿门下。
穆党形成之后，一方面排斥主战派，一方面互相援助。如琦善，在广东私下与英国人达成和议，道光觉得丢了清朝的面子，准备将他问斩。
经过穆彰阿运动，最终免了死罪。
对于主战派，穆党也予以排斥打击。除了林则徐、邓廷桢被发配新疆外。龚自珍、姚元之、周天爵、黄爵滋等大臣也被边缘化。
《南京条约》签署后，御史苏廷魁上疏弹劾穆彰阿，不久便被罢官。御史陈庆镛因为反对重新起用琦善而被解职。
穆党的崛起导致了更多人投身于其门下。道光二十八年，在七个内阁大学士中，有五人属“穆党”。军机大臣中，陈孚恩依附于穆彰阿，何汝霖、季芝昌二人是其门生，领班军机章京穆荫也是穆彰阿门生。
军机处中无人制衡，遂使穆党坐大。穆彰阿在军机处的前期，还能注意修身自控，保持情操，自“穆党”形成后，开始忘乎所以了。
穆党充斥朝野，世人将穆彰阿与和坤相比，有“上和下穆”之说。此说固然有所夸张。但“穆党”当道，结党营私，也造成了道光朝后期吏治腐败，纲纪松弛的局面。
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正当满朝上下为财政吃紧而焦头烂额时，京师内又发生了户部银库案。
户部银库案发之后，道光“愧恨忿急”，却又无可奈何。道光二十三年，是道光朝财政最为吃紧的一年，此年国库存银不过三十五万两。但此年吃紧，并不是意味此后道光的日子就好过了，他还得面对更为紧张的财政。
当年军机处拟定了几项方法，以增加收入，节省开支。捐纳收入是清廷的一个收入来源，此时开始鼓励。以往捐纳只收现银，为了筹集河工开支，此年开始准许捐纳时交纳实物，折算成银钱。
军费开销居高不下，而各地都忙着练兵，好骗道光的银子。军机处鼓励各地编练乡勇，既不花朝廷的银子，又得了许多兵。原先各附庸国，如暹罗、越南、琉球等，原本是二年一贡，持续了百有余年，每次都要赏给大量银子。
现在开始，改为四年遣使朝贡一次。地方官员们则被警告，如果不赶紧解上所欠钱粮，将要被暂行革职。
靠着道光的节省，军机处的四处搜刮，大清勉强维持着，但国库吃紧并未有根本改善。
面对着国库萎缩，财政拮据，道光左支右绌，一筹莫展，想不出可以从根本上扭转的方法。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节约，自己节约，国库节约，举国节约，靠着节约熬过这局促的日子，待以时日，再走出这萧条的谷底。
站在搁浅的清国巨轮之上，举目四望，道光何其无奈，何其悲哀，而他的军机大臣们，只能奋力行舟，好多维持些日子。
奋力行大清王朝这艘巨舟于水上，道光却发现，他五行里一定是水太满了。他登基以来，各省是水患不断，河工开销日昂。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春，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等省，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大水灾。
因为水患，苏州饥民云集，开始在城内抢劫粮食。常州府灾民数千人，涌入城内求赈济不得，转而抢劫财物。浙江地方上也开始出现抢劫现象。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之下，受到交通工具的限制，地方官员隐瞒等系列因素影响，信息反馈极为缓慢。五月苏州发生抢劫，七月军机处得到消息。
然而，军机处的反应不是治灾，而是治官。早在民变初起时，苏州、常州城内商贾就已捐款救灾，但款项却未被用来赈济灾民，最终导致民变。军机处随即令江苏巡抚严密调查，官员是否中饱私囊。
时间很快走到了道光二十九年年底，可皇帝与军机大臣们面对的问题，如同道光当初御宇时一样。水患连连导致河工开销不断上涨，官员贪腐无从根除，科举百弊丛生，漕粮浮收高昂，旗丁勒索如常。
困扰各省的水患到了十一月还是没有消退。东南各省督抚们纷纷上奏，请暂缓漕粮。道光大度地许可了，但他很是忧虑，如果东南的漕粮不北运，那么京师数十万人口吃什么？
与军机大臣们商量之后，对策是让地方督抚采购粮食，或由河运，或由水运，总之要源源不断将粮食运到京师。道光也知道地方督抚们必然会拖延，无奈对军机大臣们道：“朕将拭目以待。”
然而，道光没有能拭目以待到最后。
十二月，皇太后病逝。道光是个大孝子，痛不欲生，亲自为太后守孝。皇帝守孝也得遵照礼制，住草泥搭的棚子，盖草席子，睡草枕头，喝稀饭。在北方寒冷天气之中，道光坚持了没几天就一病不起。
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一月十三日，道光知道自己不行了，让定郡王载铨及军机大臣五人、御前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三人、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尚书文庆，共十人，打开装有皇储人选的密匣。
匣子打开后，让所有人惊讶的是，匣内竟然有两个谕旨，分别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皇六子奕訢为亲王。
如果说他的父皇嘉庆，处于一个王朝由盛转衰的下滑过程中的话，到他执政时，已经处于下滑曲线的底部。
他没有康熙、乾隆那样的十全武功，也没法如雍正那样的刚猛为政，严肃吏治。平心而论，道光可能平庸，但他绝不昏庸；他也想有所作为，却无能为力。
他无法开源节流，那就勒紧腰带，节俭治国。他也无法大力改革，只能小心翼翼，清静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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