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国家的统一与安定,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最直接的因素,是中央集权的程度和军事力量的分布状况。最高统治者如果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稍有疏忽,轻易变更国家制度中防微杜渐的东西,就会酿出天大的祸乱来。发生在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就是明证。
唐玄宗统治后期,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天宝年间,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对唐朝的影响极大,并使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越来越有名无实,成为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标志。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之中,潜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
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严重对立;朝廷内部的朝官、宦官、外戚、宗室之间尔虞我诈,朝政日非;边疆的战争中,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尤其是“内轻外重”军事格局的形成,使危机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开元末年的唐玄宗,已是渐肆奢欲,怠于政事,到天宝年间,更加昏聩。即位之初曾严厉实行打击不法豪强、抑制土地兼并的国策,已不再实行。均田制逐渐废弛,大批失去土地的自耕农,再度沦为流民或豪强地主的“私属”,承受封建地主与封建国家的双重压迫与剥削。
统治阶级腐朽奢侈的生活,加上连年对外用兵,使朝廷所需费用剧增,财政危机日盛一日。为了解决入不敷出的矛盾,先是重新议定租赋,设法增加人民的法定负担;仍不足用时,就派出征收大员,横征暴敛,地方官吏趁机上下其手,使老百姓苦不堪言。
不堪重负的百姓逃亡之后,官府又实行“摊逃”法,即将所逃之人的赋税,分摊在尚未逃亡的四邻身上,这又迫使未逃者也不得不逃。天宝时王铁任户口色役使,他是有名的搜刮能手,按照户籍追征戍边死亡而边将没有申牒除籍的丁男租庸,有并征30年者。
除赋税外,兵役和其他徭役也很繁重,杜甫《兵车行》中“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等诗句,真实地反映出在开元、天宝年间穷兵黩武给百姓带来的灾难。
社会生活中,一方面是荒淫奢侈,挥金如土;另一方面是饥寒交迫,妻离子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是错综复杂,倾轧不已。由于玄宗本人的昏聩,昔日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那样贤德正直之辈,已不能立足朝堂,以李林甫为代表的一批奸佞之徒,占据宰相之位;以玄宗十分宠信和依赖的高力士为代表的宦官势力,已开始崛起,在朝廷中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因杨贵妃而迅速晋升的以杨国忠为代表的外戚集团,权势更是炙手可热;而李唐宗室子弟,是名正言顺的嫡系力量,在权力角逐中具有先天的优势。
这几股力量明争暗斗,此消彼长,均以名利地位为目标,很少以国家大局为重,更少虑及百姓存亡,政治黑暗,朝政日非。
这一时期的民族矛盾,也日益严重。开元末年和天宝年间,唐玄宗不停地在西、西南、北、东北用兵,袭击吐蕃,征伐南诏,进攻契丹,迎战大食,几乎均为不义之战,给国内人民和边疆少数民族及国外人民,都造成严重的伤害。
尤其是北部边疆的民族矛盾,更为严重。从隋朝至唐朝,有不少突厥人迁到幽州以北,在辽西又有不少奚和契丹人,他们仍保留着原有的风俗习惯。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营州都督赵文翙,虐待当地少数民族人民,遇有饥荒,也不赈济,把他们的酋长当奴仆使唤,导致契丹松谟都督李尽忠、孙万荣反叛,杀了赵文翙,攻陷营州等12州。
玄宗开元年间收复这些失地后,一段时间内矛盾有所缓和,但后来又出现裂痕。尤其是安禄山经营这一带以后,对少数民族人民实行欺骗和高压政策,民族矛盾相当尖锐。
最为严重的,是这一时期“内轻外重”军事格局的形成。开元以前实行“府兵制”,军事力量的布局是“内重外轻”。开元年间实行募兵制后,当兵成为一种职业,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士兵战斗力,另一方面又容易使将领与士兵之间形成私人隶属关系。而且,“武皇(喻指唐玄宗)开边意未已”,边镇兵力必然扩大,首都周围军队缩减。
有人统计,天宝年间,边镇兵力约为49万,唐中央朝廷直接控制的京畿诸州“矿骑”(职业兵募)仅有8万余人,“内轻外重”的格局已经形成。与这一格局相呼应的,是边镇蕃将势力的扩大。这主要是李林甫造成的。
本来在唐朝初年,边帅均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较大的,常常入朝为宰相,如李靖、李勋、刘仁轨、娄师德等。开元前期,薛讷、郭元振、张嘉贞、王睃、张说、萧蒿等,也是由边帅入相的。
对于“蕃将”即少数民族将领,虽然忠勇双全,如阿史那社尔、契宓何力等,一般也不会“专大将之任”,他们远征时,要由朝廷另派大臣为最高统帅,加以节制,如阿史那社尔讨高昌,以侯君集为元帅;契宓何力讨高丽,以李勋为元帅。这样做,并非对少数民族将领不信任,而是一种国家防微杜渐的纲纪,对于防止军阀割据是有限制作用的。
但开元后期李林甫当宰相后,向唐玄宗建议,用“胡人”做边帅。理由是胡人勇敢善战,在中原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孤立无党,不懂汉文,比汉将更为可靠。他的用意,是要断绝边将入相之路,以巩固自己的宰相地位,因为胡将没有文化知识,自然就不能做宰相。唐朝原有重用少数民族将领的传统,但专用胡将作边帅,还是新鲜事。
在李林甫建议之前不久,有人诬告河西等四镇节度使王承嗣欲拥兵尊奉太子,玄宗惊怒之下,不问青红皂白,就处死了王承嗣。玄宗深感节度使如果与王公大臣有瓜葛就会很危险,于是很快就采纳了李林甫的建议。随后,陆续提拔安禄山、安思顺、哥舒翰、高仙芝等做大将。
到天宝六年(747年),边镇节度使已大都是胡将了,而且久任一地,兼领数镇,势力扩大,难以调拨。只要有合适的机会,举兵挥戈之事,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正当唐玄宗沉醉于歌舞升平之中时,深受他宠信的安禄山举兵反唐了。这场叛乱,持续了8年之久,经过3个阶段,在唐朝3代君臣的努力下,方才平息。
“安史之乱”的主要首领是安禄山和史思明。安禄山是柳城人。他本姓康,叫轧荦山,后因母亲改嫁突厥人安延偃,方才改姓安,名禄山。据传他能说6种少数民族语言,貌似粗憨,内实精明。少时在军中做过小军官,由于英勇善战,逐步升为高级将领。天宝元年,任平卢节度使,到天宝十年(751年)时兼领平卢、范阳、河东3镇。
安禄山极善伪装,以取得玄宗与杨贵妃的欢心与信任。他初进京城,见了太子也不下跪礼拜,当玄宗身边的人要他下拜时,他问:“太子是什么官?”玄宗说:“我百年后,就将皇位传给他。”安禄山才假装惶恐而下拜。
他体重300多斤,在宫中跳起舞来却旋转如飞,玄宗与杨贵妃很是喜欢。玄宗指着他的肚子问:“你肚子那么大,里面装的是些什么东西?”他回答说:“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只有一颗赤心!”玄宗听了非常高兴。
玄宗命他与杨贵妃兄妹结成兄弟姐妹,可他坚持要认杨贵妃为干娘,史传他与杨贵妃有种种暖昧关系,但玄宗从来不疑,反而信任有加。
凭借朝廷对他的极度信任,安禄山开始在范阳积极扩充实力。他用失意的汉族文痞严庆、高尚做谋土,对投降的或俘虏的少数民族战士,亲自用各自的民族语言进行交谈,安慰拉拢,使他们为自己效力。他又挑选8000名壮士作为主力。
天宝九年(750年),为了进一步收买人心,培植心腹,提拔奚、契丹、九姓、同罗等族人,升为将军者500人,升为中郎将者2000余人。次年(751年),又以胡将32人代替汉将,使他所统率的军队的将领基本都姓“胡”了。他还积极囤积粮草,饲养战马,积极备战。
对于安禄山的种种不轨行为,朝廷内部不是没有人察觉。还在安禄山早年之时,宰相张九龄、太子李亨等人,都曾提醒玄宗,安禄山可能要谋反。但玄宗不信,凡安禄山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包括充实军需兵马的要求,都予以满足。而当时朝中的几位权臣,如李林甫、杨国忠、高力士等各怀鬼胎,与安禄山既相互利用,又相互防备。
安禄山在其中游刃有余,充分利用这种矛盾斗争的空隙,争取时间,做好反叛的准备。加之杨国忠后来为了证实自己预言的正确,采取了一系列逼反的行动,更使安禄山下定决心,并获得了“师出有名”的口实。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反唐。他率兵15万,号称20万,以奉密旨讨杨国忠为名,浩浩荡荡,挥军南下。“安史之乱”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持续了8年,大体分为3个阶段,唐朝3代皇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平息下去。
第一阶段由起兵到攻占两京,约半年多时间。当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时,玄宗开始认为是谣言,得到确认之后,满朝文武惊慌失措。杨国忠却自以为有先见之明,并夸口叛军必生内乱,不到10天,安禄山就会被部下所杀。玄宗与满朝文武在惊慌之中,又生侥幸心理,而安禄山却如同风卷残云般地攻城掠地,不到一个月就在灵昌渡过黄河。
唐玄宗急忙调兵遣将,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到洛阳募兵抵挡,又在长安连募带凑了5万人马交由高仙芝驻陕州,任命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防守黄河以南。不久,封常清与高仙芝均战败,东都洛阳失守,二将退守潼关。
唐玄宗听信宦官边令诚的谗言,杀了高、封二将,以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守潼关,进讨安禄山。这期间,在叛军的后方,平原太守颜真卿、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河北17郡响应,重新归顺唐朝,安禄山在河北只剩下6郡,被迫停止进攻潼关。
河南南阳太守鲁灵、睢阳太守许远、真源令张巡等也起兵抗击叛军,扼住了叛军南下的道路。安禄山就先过起了皇帝瘾,于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之后一段时间内,唐军在河北反击得胜,安禄山和史思明不得不重新部署兵力,将主力放在保卫河南到范阳老巢的退路上。
正当两军在潼关对垒时,唐玄宗听信杨国忠的谗言,强令哥舒翰出战,进攻陕郡。哥舒翰万般无奈之下,引兵出关,遭叛军伏击,几乎全军覆没,本人也当了俘虏。这年的六月八日,叛军攻克潼关,直逼长安。唐玄宗携杨国忠、杨贵妃等仓皇出逃,西京长安失守。安、史起兵半年多,连陷唐朝两京,算是初步达到目标。
第二阶段从唐肃宗灵武即位到郭子仪收复两京,约一年多时间。太子李亨随玄宗出逃途中,被百姓挽留,于是北上今宁夏灵武,在随臣拥戴下,于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自立为帝,改元为至德,号肃宗。这时郭子仪率精兵5万来到灵武,肃宗的密友、有“布衣宰相”之称的李泌也应邀前来辅佐。在李泌的建议下,肃宗以长子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又向回纥借兵,联合反攻安史叛军。这期间,叛军内部发生矛盾,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所杀,史思明不服,叛军内部不稳。
张巡、许远、南霁云等唐将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守睢阳10个月之久,粮尽食鼠,鼠尽食人,城破之后,英勇就义。他们以1万兵力牵制了安史叛军20余万,既阻止了叛军南下,又保证了唐朝经济供应线的畅通,并为郭子仪等各部的反击赢得了准备时间。
至德二年(757年)九月,郭子仪等将领经过充分准备,一举收复长安;十月,又乘胜收复东都洛阳。这年十二月,唐肃宗启驾回宫,叛将史思明投降,被封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以两京光复为标志,唐军取得阶段性胜利。
第三阶段从九节度使讨伐安庆绪到史朝义兵败身亡,约6年时间。至德二年(757年)九月,长安光复后,肃宗命郭子仪等九节度使(九节度使是: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灵,兴平李奂,滑州许叔冀,镇西、北庭李嗣业,郑蔡季广琮,河南崔广远,河东李光弼,关内王思礼)讨伐安庆绪,又任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监督各路节度使。
这时安庆绪在邺城,以让位为条件请求史思明援助。因鱼朝恩的错误决策和指挥,反攻失败,九节度使退出河北战场。史思明杀了安庆绪,留自己的儿子史朝义镇守邺城,自己回范阳去当大燕皇帝。这期间,唐军与史军时有交锋。
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史朝义又杀史思明,自立为大燕皇帝。宝应元年(762年),唐肃宗死,代宗李豫即位。这年十月,代宗以雍王李适为兵马大元帅,与仆固怀恩、郭英人等会同回纥兵进行反攻。
次年,即广德元年(763年)正月,范阳叛将李怀仙归降,史朝义想北投契丹,李怀仙穷追不舍,走投无路之下,缢死在森林里。历时8年的安史之乱,至此结束。
“安史之乱”后,中国北方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藩镇割据的局面基本形成,中央王朝已无力控制地方和捍卫边防,人民大量南移。这标志着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开始南移。“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了,但它对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却远远没有结束。
“安史之乱”对全国尤其是北方的经济破坏是空前惨重的。安史叛军步骑散漫,攻城略地,烧杀劫掠,无所不用其极;回纥军助唐平叛,肃宗允诺:“破城之后,土地和士庶人口归唐朝,财帛子女都归你们!”因此,进入洛阳后,肆意杀掠,死者动辄以万计,火焚旬日不灭。
唐军也不例外,尤其是劲旅朔方、神策军,在攻占洛阳、郑州、汴州、汝州等地时,任意掳掠达3个月之久,所有的房屋都空空荡荡,城中百姓只好以纸当衣穿。乾元元年(758年)九节度使围攻邺城失败后,一路掳掠,当地官吏根本无法阻止。长时间的战乱,使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黄河流域变得凋敝不堪,满目荒凉。
据统计,安史之乱前的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户数为891.47万户,口数为5291.93万口。大乱之后,只剩下193.31万户,699.0386万口,十减七八,虽不准确,但也可见损耗程度是空前的。
一代诗圣杜甫在《无家别》中,对此有形象的描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其中受破坏最大的是经济发达的黄河流域的4个地区,即以洛阳为中心的汴、郑等地区,河北地区,长安周围各地,以及汴河沿岸。
《旧唐书·郭子仪传》中这样记载:东周(即洛阳)之地,长期陷于叛军之手,宫室焚烧,十不留一,百官办公的地方一片荒芜,连尺把长的一根椽子都没有。
畿内(都城周围)的地方,人口不满千户。街道上充满榛棘,豺狼嗥叫其中。再往东千里之内,都是人烟断绝,一片萧条景象!长安周围,也是“闾井肃然,百不存一”,汴河沿岸,更是“百姓凋残,地阔人稀”。
由于破坏严重,物价高涨,一斗米价少则千钱,多至7000钱,比开元年间上涨300多倍;绢价涨到4000钱以上,比开元时高出20余倍。这又迫使大量人口“转死沟壑,离去乡闾”,在死亡线上挣扎、流亡。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已经形成,这与唐代宗的姑息养奸有很大关系。广德元年(763年),史朝义兵败自杀,其部将也纷纷投降。在这种形势下,唐军本应彻底消灭叛军残部,但当时担任唐军统帅的仆固怀恩,担心一旦彻底平叛,自已就不会再受到朝廷重用,于是向唐朝中央政府请示,要留下薛嵩、李宝臣等安史旧部,继续统帅河北诸镇,唐代宗只图眼前平安,希望早日罢兵,竟然同意了这一建议。
这样一来,河朔地区基本上仍由安史降将占据。而中原一带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新设的节度使,也因朝廷的姑息(其中含有借此抗衡边镇节度使之意)而渐呈“尾大不掉”之势。至于边疆地区的其他旧有藩镇,自然也“坐大”起来。这些藩镇将领,“虽称藩臣,实非王臣”,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握有实权,而且职位逐渐由父子兄弟相袭,或由部下推戴自称“留后”,再逼唐王朝予以承认,实际上成为各自独立的封建军阀王国。
藩镇之间,因各种关系而互相勾结,又因各种利害而相互争夺,攻伐不已,中央政府对此毫无办法,唐朝皇帝极类似春秋时期空有 “天下共主”之名的周天子。
由于以上两种局面的出现和形成,安史之乱后,中央王朝对地方的控制和对边防的捍卫能力大大减弱。对地方控制能力的减弱,与藩镇割据是互为表里的,最直接的表现,是中央王朝能够直接管辖的区域越来越小。对边防捍卫能力的减弱,在“安史之乱”中和“安史之乱”后都表现得很明显。
天宝十四年(755年)后,由于边防军主力到中原平乱,留在边境的,多为老弱残兵,周边少数民族趁机内侵。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吐蕃进犯威戎、神威军,强占石堡、百谷、雕窠等3城。宝应元年(762年),又占秦、渭、洮、临等州,次年侵入大震关,攻陷兰、廓、河、鄯、岷、成等州,后来竟然攻占长安,并大肆掠夺。
到德宗贞元六年(790年),安西、北庭两都护府,也被吐蕃占领。在南部,至德元年(756年),南诏攻陷清溪关;大历十四年(779年),南诏与吐蕃合谋,进攻茂州,直达灌口。到唐文宗时期,南诏甚至侵入成都,掳掠大量人口、珍宝而去。
在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社会极不安定的情况下,部分人口南迁。迁移的地区,首先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其次是汉水流域。在南迁的人口中,一部分是地主官僚,但大多数是避乱的劳动人民。
这一时期的人口南移,加上东晋南朝以来的人口南移,使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后来甚至是政治重心,都转移到了南方,这不仅在唐朝,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都是一个极为重大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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