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6月上旬，红一方面军进行大规模整编。
整编后的红一方面军下辖红一、红三、红五军团（9月后又组建红七、红九军团）。
其中，红一军团下辖第1、第2、第3师，，红三军团下辖第4、第5、第6师，红五军团下辖第13、第14师。
另外，福建军区第19军改编为第34师，第12军改编为独立第1团；赣南地区的第23军随后也改编为第22师。
按照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意见，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应抓紧时机进行战后休整，进一步巩固中央苏区，准备迎击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而临时中央却提出提出了一个不切实际、完全否定过去而又标新立异的计划——“两个拳头打人”。
6月13日，由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签发的《对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摆在了周恩来和朱德面前。
这份长电判断，蒋介石与闽、粤敌人有矛盾，而在中央苏区北部采取守势，不易攻击，所以要求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作战。这就是所谓的“两个拳头打人”。
根据电令，为在闽、赣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先到闽西打第十九路军，然后北上打抚河以东敌人，最后会攻抚州。
另一部分组成中央军，留在永丰、崇仁、宜黄、乐安地区进行钳制性作战。
临时中央的目的是，在闽赣两个战略方向同时取胜，尔后会攻抚州和南昌，实现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
周恩来、朱德接到这份长电后大惊不已。
若是有三十万、五十万红军，这样的处置或许还有些道理。可眼下，红军尚不足十万，把一大半置于一地闲着，让另一小半去连续作战，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利敌之举吗？
彭德怀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反对：“一军团和三军团是两个兄弟。分开打，就要打败仗；集中打，就经常打胜仗。过去的经验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林彪、聂荣臻、罗荣桓、滕代远、董振堂、朱瑞、罗炳辉等都有亲身经历，自然同意彭德怀的意见，一致反对红一、红三军团分开。
前方将帅的结论是：中央的长电是主观的、错误的，不能执行。
6月14日，周恩来、朱德联名致电中央局，指出：“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分开。”
针对入闽作战一事，周恩来、朱德认为：
“宜乐攻击必须时日，我六七两月给养最困难时候，清流、泉上（福建）一带是贫瘠的地域，目前方面军已有断炊之虞，不知你们估计到否？”
但周恩来、朱德等到的却是临时中央命令组建东方军的第二份指示电：
令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三军团全部去做东方军的基干，并拨驻汀州之模范师，上杭红19军，宁化独第7师，第19、第20师及长汀以北闽赣边省地方部队等，归其统一指挥。
16日，周恩来再次致电中央局，“诚恳请求宽容答复”。
不久，中央局以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名义，发布《军委关于东方军之组成及干部配备和指挥关系的指示》，宣告组建东方军，正式实施“两个拳头打人”的计划。
据此，红一方面军被分成两部分：东方军、中央军。
东方军下辖红三军团（欠第6师）和第19师，随后红三军团第6师和红五军团第13师以及红7军第20、第21师陆续编入东方军战斗序列。
为配合作战，还决定福建军区第34师及闽赣军区、宁（化）、清（流）、归（化）军分区所辖各独立师、团统归东方军指挥。彭德怀兼司令员，滕代远兼政治委员。
出征前，红三军团在江西乐安县大湖坪举行东征誓师大会。
彭德怀传达中央布置的东征入闽的任务：“筹款百万，赤化千里”，“把红旗插到福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周恩来也亲自作动员报告，号召广大指战员积极行动起来，出色完成作战任务，以粉碎蒋介石即将发动的第五次“围剿”。
誓师后，东方军进至广昌头陂地区。
东方军计划东出福建清流、归化地域，然后北进将乐、邵武到赣东北，8月间在抚州地区与方面军总部会合，形成对赣敌的夹击之势。
东方军司令部第一次作战会议刚刚结束，此时彭德怀还在审视眼前这份墨迹未干的入闽作战方案。
为了此次入闽作战有个好的开端，彭德怀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努力思考着，想从方案中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中再找出些问题，以使其更加周密、完善。
是啊，“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熟读《孙子兵法》的彭德怀深知其意。
东方军入闽非同一般，当面之敌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4个师及归其指挥的3个师又1个旅，总兵力为东方军的近4倍。
如果作战方案出现漏洞，哪怕是在某一细节上出现小小的纸漏，其后果可能导致成百上千的红军将士无谓的牺牲，必须要三思而后行。
想到此，彭德怀站起身来，走到巨大的军用地图前，仔细审视起当前国民党军的布防态势。
国民党地方军阀卢兴邦有7个团，师部率3个团驻尤溪附近，2个团在清流坚守，泉上约驻1个团，分出1个营驻守归化；
第十九路军第78师约4至6个团分驻连城、潭平、白沙、朋口地区，且较卢兴邦部装备优良。
透过纷繁复杂的敌情，彭德怀的脑海里渐渐形成了作战构想，便用手指着地图上小得不能再小的两个字——泉上，对滕代远说：
“还是老办法，集中主力，打歼灭战。先取泉上，歼灭实力较弱的卢兴邦部，再攻沙县、延平，以调动援敌，在运动中消灭第78师。”
泉上，位于宁化县东北部，地处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建宁等县毗邻之处，是宁化到归化的交通要冲，位置颇为重要。
这里乡村规模较大，居民密集，还有一个建于清初的大土围子，墙高约七八米，厚五米多，十分坚固，有4个门，周长一里多。
驻守土堡的是卢兴邦部第307团，还有宁（化）、清（流）、石（城）、长（汀）4个县的残余地主武装400多人。
该地囤积有大批粮食、食盐和武器弹药等物资，是周围各县逃亡地主进行负隅顽抗的反动据点。
这里既是闽西根据地西北部地区一个长期未能拔掉的“土围子”，也是东方军向东进军、扩大苏区的极大障碍。
彭德怀将首战的目标锁定在泉上，眼光不凡，令人耳目一新，不愧统帅风范。滕代远连连称好。
7月2日，东方军所属各部10000余人由江西宁都、石城、瑞金等地出发，分两路经新安、丹溪和驿前、石城向福建进军，开始了入闽征战。
慎重初战，历来是古今中外兵家津津乐道的原则。身经百战的彭德怀更是深知，战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是敌我双方各种因素激烈对抗的过程。
兵法云“胜可知而不可为”，就是说战场上的胜利是可以预先知道的，但战斗中敌人有无可乘之隙，则不是由我方所决定的。
纵观古今中外的战争，从没有一成不变的战场，也从没有完美无缺的作战计划。
只有不断依照新情况，改变既定的计划，使之适应新情况，才能于瞬息万变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墨守成规和一味蛮干，最终必在战场上碰得头破血流，自食苦果。
7月8日，彭德怀、滕代远在位于邓坊的东方军司令部，发布消灭卢兴邦部的命令：
红三军团第4师直抵嵩口坪，切断清流、永安、尤溪、归化之敌的联络，并监视清流、永安、连城敌人；第5师主力围攻泉上土围之敌，全力进行坑道作业，准备爆破；
独立第7师进至清流北端、岭下、下科、田背一线，向清流游击，监视该城敌人，策应第4师袭取嵩口坪，向泉上发动进攻。卢兴邦驻清流、归化之敌来增援时，务须将其消灭。
敌人果然上钩。9日，卢兴邦部旅长张兴隆率第309团从清流增援泉上。
彭德怀、滕代远除令红5师主力继续包围泉上，进行坑道作业准备爆破外，即命红4师前往离泉上15公里的延祥设伏，准备歼灭援敌。
延祥，是通往泉上的必经要道，两侧均为高山峻岭，中间是一条狭长洼地小路，正是打伏击的理想地点。
10日，张兴隆率第309团大摇大摆地进入了伏击圈。
随着师长张锡龙、政治委员彭雪枫的一声令下，红4师立即发起攻击。
红军战士先是从两侧山上居高临下以火力杀伤敌人，然后以猛虎下山之势冲入敌阵，展开白刃格斗。激战一小时，干净利落地全歼该团，无一漏网。
东方军入闽，小试牛刀获得全胜。
延祥伏击战的胜利，为攻克泉上创造了有利条件，也证明“围点打援”战术的正确。
彭雪枫
捷报传来，彭德怀喜上眉梢，正欲下令各路大军直取泉上，突然接到中革军委指示电：
“只留一团围攻泉上，集中四团兵力移动到清流南，配合红34师打击连城北援之敌。”
看完电令，彭德怀眉头紧皱，立即俯身在军用地图前，仔细审视起当前敌我态势：
红4师在延祥大获全胜后，正乘胜追击，进占清流东北的嵩溪；独立第7师进占清流西北岭下、下科、田背一线；
红34师进占清流西南雾阁地区，切断了清流与泉上的联系，进一步孤立泉上之敌，为攻占泉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红5师第13团也乘胜东进，歼灭归化守敌1个营，解放了归化城。
如按军委的指示调动部队，必将打乱原定作战部署，造成被动局面。彭德怀百思不得其解，不禁脱口骂道：“真是乱弹琴！”
一向耿直的彭德怀自然无法接受这种瞎指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眼见战机稍纵即逝，彭德怀只好边斩边奏。
当日下午，彭德怀拟定了一封给红一方面军的电文：
泉上土围敌8个步兵连，机、炮各一连，地主武装百余人，一团围一团是不够的。况反动的童子军、大刀会在外面扰乱，因此再无力顾及归化。”
“我主力南移，连城敌如不动，清流敌可北向解泉上围，我成隔岸观火，迂回过河须三天的行程。我入闽以来，粮食相当困难，许多部队每天只能吃两餐稀饭。
“电报是不是给瑞金也发一份？“
滕代远有些担忧，好心地提醒彭德怀。
彭德怀断然地挥了一挥手：“军委电令我隶属方面军，直接给军委去电或军委给我直接来电都不妥。此电只发给方面军。”
朱德、周恩来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对军委的指示电颇感意外，即于11日把彭德怀的电报转给军委，同时指出：目前还应依原“预定计划，有步骤的争取胜利”。
电报发出后，朱德、周恩来仍感放心不下，便又补一电，向军委陈述先打泉上的理由：
首先袭取泉上，尔后逼近清流，才利于打击援敌，这是早和你们商量好的方案。
现在敌情没变化，你们却再三要求东方军主力过清流河向南猛进，是不妥的。
如今东方军是在山地作战，正逢雨季，河水要涨，大兵团移动不很方便，你们今后在决定部队行动时，要考虑到这些因素。
我们已复电东方军，令其依预定计划有步骤地争取胜利。
在朱、周、彭、滕据理力争下，东方军得以按照原来的部署行动。
7月14日，红5师主力继续猛攻泉上。狡猾的敌人龟缩土堡不出，困兽犹斗，拒不投降，红军决定挖地道爆破。
与此同时，红34师按计划在清流与连城之间的安乐、雾阁一带也积极开展游击战，配合主力切断清流与连城的联系，并以安乐为中心向连城北游击。
见红军英勇无敌，盘踞清流的卢兴邦部主力3个团早已吓破了胆，慌忙弃城向永安撤退。
红34师经安乐向秋口截击未获，在雾阁与马屋附近，将从连城增援清流的第十九路军第78师1个团击溃，乘胜占领了土堡；
红4师第10、第11团和独立第7师乘胜进占了清流城；红4师第12团亦向嵩口坪、秋口推进，牵制连城守敌；
红19师在黄潭、白莲加紧征集各种资材，隔河向将乐佯攻，进行威逼。
19日拂晓，围攻泉上土堡的红5师第15团完成了坑道作业，把土硝装在棺材内，推进坑道。
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泉上土堡被炸开一个缺口。红军指战员趁硝烟弥漫之际，如下山猛虎般冲入堡内，干净利落地全歼守敌。
至此，东方军入闽后，在延祥和泉上两战告捷，共毙敌400余人，其中团长1人；俘敌1200余人，其中旅长1人、团长1人、营长3人。
缴获步枪1200余支，迫击炮2门，机关枪7挺，驳壳枪60支。此外，还缴获了大批现款、粮食、食盐等物资。
红三军团一部
东方军首战告捷，拔除了泉上土堡，军威大震，附近的民团纷纷向红军投降。宁（化）、清（流）、归（化）苏区连成一片，完成了博古、项英计划中的第一阶段任务。
东方军首战告捷，为开辟新苏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但部分领导者不愿在新解放的地方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和巩固政权，而是一味追求扩大战果，执行他们攻占中心城市的计划。这次的进攻目标锁定在连城。
连城、新泉原为闽西苏区，1933年春被十九路军侵占。具体部署是：
第60师沈光汉部驻在龙岩至新泉一线；第78师区寿年部驻在连城、四堡一线；第61师毛维寿部驻扎闽中的泉州、永春一带作为机动。
其中，第78师是进犯闽西苏区的主力，下辖2个旅，共6个团，师部还配有炮兵、工兵、辎重、特务等直属分队，总兵力1万余人。
该师全系德式装备，武器精良，训练有素，能攻善守，战斗力强，在国民党军队中堪属一流，又踞守着强固的野战工事。连城可谓易守难攻。
7月24日，博古、项英电令东方军南下攻打连城，限时限刻到达，甚至按地图所标示的位置，规定了务须从北向南攻城的路线。
时值仲夏，闽西天热如焚。
为弄清敌情，彭德怀亲自带领侦察排到前线侦察敌军部署，了解连城地形、地势。经过整整一天的侦察，结果令彭德怀大吃一惊：
距离连城东南约35公里的莒溪，驻有区寿年师丁荣光第467团大部，另以该团第2营，作为丁荣光团的前哨营。
驻守离莒溪西北10公里的朋口，守卫龙岩至连城、龙岩至长汀两条大路的交叉口要道。
如按中革军委规定由北向南进攻连城的路线，则东方军完全处于仰攻地位，地形对我十分不利，甚至连攻击点也找不到，根本无法完成任务。
彭德怀与滕代远等人经过认真研究，决定选择朋口作为突破口。
朋口，位于龙岩至连城、龙岩至长汀两条大路交叉处，在连城以南50里、莒溪西北20里，是个四通八达的战略要地。
彭德怀认为，如果控制了朋口，不仅可以切断第78师的后方交通线，而且能够胁迫连城左侧背和龙岩的西北面，直接威胁驻守新泉、龙岩之敌。
攻击朋口，必然可以调动莒溪及连城之敌出援，在运动中消灭该敌。
经过反反复复的激烈争论，博古、项英等人总算是批准了彭德怀的作战方案。
28日，彭德怀、滕代远下达了攻击朋口的作战命令。29日晨，红5师第13团首先抢占朋口东侧的高地，控制制高点，并向朋口发动进攻。随即，红19师也向莒溪发动进攻。
得知朋口被围，区寿年急令第466团由连城火速增援。
第466团在团长钟经瑞的率领下，企图争夺朋口东侧的制高点。
战斗于当日打响，红13团立即以1营迂回敌后，从前后向敌发起猛烈夹击。红5师主力亦从宁化经连城县境南下，赶到朋口参加战斗。
激战3小时，第466团被全歼。红军随即全力围歼朋口、莒溪之敌。
与此同时，朋口守敌第467团第2营在红军优势兵力包围下，经过激烈战斗，全部被歼，无一漏网。
30日，东方军占领朋口，为夺取连城争取了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8月1日，东方军所属第4、第5、第19、第34师在连城东面的下堡胜利会师，欢庆建军六周年。
庆祝大会上，彭德怀鼓励全军指战员继续英勇作战，争取更大的胜利。
当晚还举行庆祝晚会，红三军团和各师宣传队演出文艺节目，锣鼓喧天，歌声飞扬，欢声笑语，全军上下一片欢腾。
当日，彭德怀接受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授予他的红星奖章，以表彰他为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立下的殊勋。
也就在这一天，彭德怀、滕代远乘胜部署围攻连城的战斗计划，致电项英、周恩来、朱德，提出做好战斗的两手准备：
以一部向连城攻坚或阵地爆破；另一部于适当地点，在运动中消灭增援之敌。
彭德怀还预料同敌必打一场恶战，才能收回龙岩、永安、上杭苏区，巩固东南战线。要求闽西军区动员一切力量，在龙岩、上杭地区积极配合活动，以钳制和分散敌人兵力。
驻守连城的区寿年在得悉第466、第467团被红军全歼后，真是又恨又怕。
恨的是自己苦心经营的两个主力团就这么全军覆灭了，怕得是彭德怀果然厉害，不费吹灰之力便将自己的两个团杀得片甲不留，不禁惶恐万状。
他立即下令驻扎在连城的各部收缩至城内，同时急电漳州十九路军总部请示对策。
十九路军总部也唯恐其主力第87师被彭德怀全歼，于8月2日电令区寿年弃城，率所部撤向永安，并令驻闽中第61师毛维寿部派出1个旅赶到大田、永安，掩护区寿年部撤退。
毛维寿
接到撤退的电令，区寿年急率所部4个团及师直属部队向永安溃逃。
彭德怀一声令下，东方军将士个个奋勇争先，追击逃敌。
8月2日，东方军进占连城县城后乘胜追击，一天一夜急行军200余里。
次日晨，东方军第4、第19、第34师等部终于在连城县的姑田镇追上敌军。随即与敌接火，一阵猛打猛冲，区师所部顿时大乱，纷纷丢弃枪械、行李、辎重，夺路而逃。
东方军竟像钢铸铁打一般打疯了。
追击挺进队忍耐连日饥饿，急行军160里，尾追不舍，直到小陶，再歼区师1个团，打得敌人惊慌失措，草木皆兵，一路狂奔170多里，逃至永安，狼狈不堪。
第78师是十九路军入闽时直属的3个基干师之一，素以能征善战出名，而与红军一战即溃败，使十九路军受到极大震动。
78师师长区寿年
第60师沈光汉部闻讯，恐被红军歼灭，迅即从新泉一线缩回龙岩；第61师毛维寿部驻扎泉州、永春一带，也不敢轻举妄动。
此役，东方军共歼第78师1个旅3个团，俘2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军粮1500担。
第78师的惨败，使十九路军官兵认识到，如继续参加反共内战是没有出路的，只有自取灭亡。
时任第78师师部参谋的李汉冲后来回忆道：
“在连城的溃败，是十九路军参加反共内战史上受到的一次最大打击，同时亦是该军政治转变的一个因素。”
东方军攻下朋口后，不费一枪一弹，就收复了连城、新泉苏区，并乘胜追击，开辟了泉上、清流、归化纵横数百里的新苏区，胜利完成了第一阶段在闽西的作战任务。
一次次胜利，渐渐地把博古、项英等人战略上的失误掩盖了。
但胜利来之不易。因为东方军不仅要在前方与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军作战，还要与后方进行错误决策的领导们进行斗争。
东方军连战连捷，所向披靡，直杀得国民党军丢盔卸甲，溃不成军。
瑞金城里，部分领导人欣喜若狂，早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8月13日，上级电令东方军主力即刻北上，“乘敌部署未完成之前，破坏其计划，打击将乐、邵武两翼，以争取以后决战更有利的条件”。
同时调红6师、红五军团第13师到东线加入东方军作战。
此时，东方军正在连城利用这个得之不易的时机进行整训，补充兵员，准备执行第二阶段向闽北进军的战斗任务。
接到中革军委的电令后，彭德怀做了仔细考虑，认为闽北顺昌、将乐一带渡水困难，器材缺乏，给养奇缺，远离后方，实难完成任务。
于是，他向上级建议：第二阶段作战东方军应“取道宁化，集结建宁”。
这既能“行动秘密”，“攻击邵武、光泽、将乐”，又能趁敌进攻黎川之机“歼其一两个师，给第五次'围剿'当头一棍”，“调动北线敌人，紊乱其部署”。
这一正确建议仍然没有被中革军委采纳，博古、项英接连电令东方军北进。
8月16日，东方军除留红34师驻守连城外，其余部队挥师北上，开始第二阶段的作战。
主要任务是：纵横驰骋于沙县、将乐、顺昌、邵武、延平之间的崇山峻岭和闽江两岸，开辟闽中、闽北新的根据地和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造成对蒋介石的威胁，给中路军创造北上的有利条件。
19日，东方军各部经清流到达明溪，继而进至沙县境内，相继解放了夏茂、高桥等广大乡镇。
然后主力克服疾病、缺粮、疲劳等困难，于23日攻占太宁与将乐交界的要塞万安寨。
三天后又攻占了闽江上游的两个主要商埠——顺昌县的洋口和延平县的峡阳，击溃国民党军第56师3个团，缴获颇丰，取得了入闽东征第二阶段的初战胜利。
接着，红4、红5、红19师又将顺昌、延平隔断并围攻两城。红5师在王台截获敌大批军用物资，又在王台、夏茂俘获一批敌军官和士绅，筹款20万元。
红6师、红21师第61团从江西黎川及福建泰宁南下，包围将乐县城。至此，东方军将刘和鼎第56师分割包围。
顺昌城三面环水，只有北面是陆路，可以进攻，而北面炮楼却很坚固，砖厚楼高，不易接近，且城外十几公里内房屋极少，不便隐蔽进行坑道作业，实施接近爆破；
将乐城也是三面环水，西北面又有高山，可以凭险扼守；延平是座山城，素有“铁延平”之称，城墙高大坚固，易守难攻。
据此，彭德怀、滕代远等人决定仍采用“围城打援”之计，佯攻延平，把水口、沙县驻军这条大鱼钓出来，在运动中歼灭增援之敌。
8月31日，东方军按既定作战方针，佯攻延平城，摆出一副不拿下延平誓不罢休的架势。
民国时期的福建延平
彭德怀围城已多日，城内的刘和鼎部几乎弹尽粮绝。
刘和鼎可是红军的老冤家。第二次“围剿”时，毛泽东指挥红军横扫七百里，从江西一直打到福建建宁，令其丧魂落魄。后来，刘和鼎与红军有过几次交手，每每都是铩羽而归。
此时，他早已成惊弓之鸟，一面率部加固工事、拼死抵抗，一面频频向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求援，打算弃城突围。
见刘和鼎已上钩，彭德怀便命令东方军在继续佯攻延平的同时，密切监视十九路军的动态。可一连数日，就是不见十九路军有丝毫援救延平的动静。
原来，刘和鼎的第56师属闽系军阀，与蒋介石关系密切；而十九路军自上海抗战前线被调到福建“剿共”以来，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
为保存实力，蔡廷销等人自然不愿增援刘和鼎。
刘和鼎
就这样，东方军在洋口、峡阳等地多次欲诱敌深入、围城打援，均未能实现；围攻将乐、顺昌又久攻不克。
一时间，整个战局处于僵持胶着状态。
鱼饵已布下，可鱼儿却迟迟不肯上钩。彭德怀也有些着急了，在重新分析了当前敌情后，果断地说：
“坚持原来的计划，继续狠狠地打刘和鼎，蒋介石肯定坐不住了，一定会下死令让十九路军出援的。”
果不出彭大将军所料，蒋介石得悉东方军围攻延平，遂急电刘和鼎，令其死守，同时严令十九路军驰援。
9月初，蔡廷锴迫于蒋介石的压力，不得不部署增援延平的兵力：
令第60师沈光汉部由龙岩进至永安，第61师毛维寿部由泉州经大田县向沙县集中，他亲率补充师谭启秀部进至水口、尤溪口，沿闽江西岸，小心翼翼地向延平方向接近。
彭德怀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与滕代远相视而笑，急令红4、红5师沿闽江北岸向水口方面疾进，准备截击援敌。
9月3日，红军行至夏道镇北岸时，俘敌前卫排，意外获知谭启秀部一个团乘数艘汽轮，拖着十多条木船刚到夏道码头，有的上岸做饭，有的还在船上。
到嘴的肥肉岂能不吃！
彭德怀立即决定奇袭，令红4师第10团从上游渡江，红5师第13团一部就地渡江合击敌人。
战斗打响了。红军渡江后迅速抢占对岸山头，然后以机枪、迫击炮猛烈夹击敌军。
毫无准备的敌军顿时就被犹如天兵天将般的红军打蒙了，仓皇溃逃。红军乘胜追击到福州北40公里之水口。
此役，红军打得干净漂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歼谭启秀部1个营、击溃2个营，击沉火轮船一只。
缴获重机枪3挺，步枪100余支，汽车2辆，汽轮8艘，子弹4轮船，食盐7万斤，其他军用品4船。
闽北地区，山河险阻，交通不便。为将缴获的大批战利品及时运往中央苏区，少共国际师派出一团人员，由师长陈光亲自率领赶到顺昌洋口搬运胜利品。
陈光带头挑煤油，战士们除了背枪外，每人还背盐挑油数十斤，不辞劳苦，跋山涉水运回中央苏区。
陈光
少共国际师是新建部队，武器十分缺乏，东方军的缴获，帮助他们大大改善了装备。
夏道战斗胜利结束后，东方军兵逼福州。
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等无比震惊，唯恐彭德怀挥师来攻福州，急派其最精锐的第61师毛维寿部，兵分两路进驻沙县、水口。
他们企图以部分兵力先占西芹，掩护主力继续增援延平。
9月中旬，东方军又转到延平的西芹，待机歼灭来自沙县的援敌。
彭德怀对敌情做了深入分析，认为毛维寿部可能由沙县出发北上解延（平）、将（乐）、顺（昌）三城之围。
为阻击敌人，使其解围意图化为泡影，彭德怀当即命令红5师第13团连夜向夏茂前进，截断夏茂与高桥交通，钳制截击敌人。
红5师13团团长李天佑
又以红4师、红5师主力和红6师一个团继续佯攻延平，余部向西芹、青州游击，待机歼灭由沙县来援之敌。
为解延平之围，毛维寿一到沙县，即派出了手中的王牌——号称十九路军中最有战斗力、从未打过败仗的“铁军”第366团，由沙县青州取道芹山，向西芹恶狠狠地扑了过来。
9月18日晨，红5师第13团与敌第366团及第78师1个营、第52师1个营共5个营在芹山遭遇。
狭路相逢勇者胜。
芹山是座茅草丛生的大荒山。为抢占制高点，红军战士不顾一夜行军疲劳，奋勇抢占了芹山主峰。敌人拼命争夺主峰，战斗异常激烈，最后在山巅上展开肉搏战。
在红军将士的勇猛冲杀下，敌人溃不成军，或缴枪投降，或夺路而逃。红军一面猛追，一面开展政治攻势，乘胜直追数十里。
激战两小时，骄横一世的“铁军”终于吃了败仗，败在更加勇猛无敌的红军手下，而且败得如此惨，几乎是全军覆没，就连团长郑为辑也受伤被俘。
此役，红军毙伤敌200余人，俘虏近千人，创造了以一个团兵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一个团的骄人战绩。战后，红13团被授予“英雄模范团”的光荣称号。
东方军入闽后连战连捷，势如破竹；十九路军迭遭重创，陷入困境。
其实，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与中国共产党渊源颇深。
其前身是广东国民政府时期的粤军第1师，后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一任军长是李济深，其中粤军第1师的大部分老底子在第4军第10师中，这个师即是十九路军前身。
北伐战争和蒋桂战争中，第4军战功卓著，把吴佩孚打得连连败退，受到蒋介石的多次嘉奖。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蒋光鼐、蔡廷锴第一次打出十九路军旗号，为蒋介石力挫阎锡山、冯玉祥，立下了汗马功劳。
继而参加了历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作战，可谓是红军的老冤家。
第一次“围剿”，蔡廷锴迟到一步。刚进苏区，张辉瓒即告全师覆没，十九路军闻风而逃。
第二次“围剿”，十九路军刚打完淞沪保卫战。中共曾声援过这些抗日将士，故尽管蒋光鼐、蔡廷锴深入苏区宁都境内，但红军手下留情，未曾动他。
第三次“围剿”，红军不再客气。彭德怀、滕代远的红三军团和陈毅的江西军区，与蔡廷锴三个师，在兴国境内高兴圩激战三天两夜，双方几万人杀得天昏地暗。
蔡廷锴回忆道:
红军以其最强悍之部队及彭德怀之军官队，向我猛冲。我军受其强烈压迫，全线略为动摇。
第六十师沈光汉师长及师部不明前线情况，又不沉着，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竟受溃兵之影响，擅自向兴国方向退去十余里。
甚至总部人员及我之随从亦有逃跑，颇为紊乱，无线电亦放出紧急电。当时我见此情景，危殆万分，愤欲自杀以殉国。
十九路军确实能打。
高兴圩一战，红军虽歼其三千，但也伤亡千余。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负伤，红4师代理师长邹平阵亡。另有排以上干部100多人伤亡。
然而，就是这么一支为效忠委员长南征北战的部队，却因出身旁系，得不到蒋介石的信任，深遭排挤暗算。矛盾便在这种不信任中产生。
在十九路军中，若论资排辈，依次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
陈铭枢在粤军任营长时，蔡廷锴是其手下的排长。陈铭枢任第4军第10师师长时，蒋光鼐任副师长，蔡廷锴则是该师的团长。
十多年的战争风云，三人在十九路军中形成一种格局：陈铭枢主政治，蒋光鼐主运筹，蔡廷锴主督战。
当初，蒋介石紧紧笼络住李済深、陈铭枢，为其冲锋陷阵。
后来，李济深、陈铭枢不听话了，蒋介石又开始拉拢蒋光鼐和蔡廷锴，封蒋光鼐为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十九路军官兵对蒋介石竭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表示不满，要求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与蒋介石的矛盾日趋尖锐。
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蒋光鼐也不听话了，与时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的陈铭枢一道率十九路军与日本人血战，在全国出尽了风头，而丢尽了委员长的面子。
此后，蒋介石便开始打击蒋光鼐，“栽培”蔡廷锴。
很快，蔡廷锴就受到了蒋介石的“重用”，身兼四职：浙闽赣粤湘五省南路“剿共”前敌总指挥、福建绥靖主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第19军军长。
然而，“重用”并代替不了信任。蒋介石对十九路军向来就不信任。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蔡廷锴曾经参加过南昌起义。尽管蔡廷锴后来很快就转向了，但在一向多疑寡信的蒋介石眼里，还是被列入头后长有反骨的人的行列。
为了解除这个肘腋之患，蒋介石决定把十九路军从上海调至福建“剿共”，企图借刀杀人。
1932年6月，蔡廷锴率十九路军入闽，不到一年就被彭德怀的东方军打的伤亡惨重。官兵不满打内战的情绪与日俱增。
若再服从蒋介石命令积极“剿共”，同红军作战，胜亦削弱力量，败则无法存在。
蒋介石蓄意消灭十九路军，现在正好借红军达到目的，一定不会增调援兵。
与十九路军关系甚密的粤军在赣南正受到红军牵制，无兵可调。
这样，十九路军若再与红军打下去的话，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于是，他们毅然选择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正确道路，并联名写信，派陈公培化装成农民到前线找红军联系。
陈公培
陈公培，原名吴明，在法国搞过勤工俭学，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政治部主任。参加过共产党，与周恩来、朱德等人都曾共过事，后脱党。
9月22日，陈公培在延平西南60里的王台乡见到彭德怀，面交蒋、蔡信件。彭德怀亲笔回信，对十九路军愿和红军合作抗日的态度表示欢迎。
蒋、蔡接到回信后，派与中共关系甚密的、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作为全权代表，与陈公培、陈小航一同赴瑞金，与中共正式谈判。
这样，在顺昌、延平、将乐、沙县一线，红军与十九路军基本处于休战状态。
10月初，彭德怀等率东方军结束入闽征战，回师江西，参加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11月20日，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的领导下，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联共、抗日。
震动全国的“福建事变”爆发！
得知此事后，蒋介石气急败坏，一下子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调了9个师，连同从宁沪杭后方拼凑的2个师，共计11个师，十万大军，从海陆空分数路向福建猛扑过来。
福州局势骤然紧张，蔡廷锴等人连忙派人请求红军协同作战，打破敌人对福建进攻。
蔡廷锴还特地向我党提出了一个请求：“红军能不能派彭德怀来帮我们？”
可见，彭德怀能征善守的威名，同样也被敌人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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