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宗从即位开始，到元和十四年(819年)二月，十几年时间里，先后平服西川、夏绥、镇海、淮西、成德、平卢等强大或较为强大的藩镇，对天下所有方镇都产生了极大震动。
如果说最初他们对宪宗的能力与决心尚有怀疑、仍持观望态度的话，那么淮西、平卢的平定，使他们终于认识到了宪宗绝非等闲之辈，宪宗一统天下的决心与意志是不可动摇的。在这种形势下，那些一度曾有割据行为及不恭表现的方镇纷纷主动向宪宗俯首称臣纳贡。
淮西被平以后，最先主动归服朝廷的是横海节度使程执恭。
横海节度自德宗兴元元年(784年)程日知任节度使以来，历经程日知、程怀直、程执恭三代的世袭统治。
元和四年(809年)宪宗征讨成德时，程执恭曾率军奉命进攻德州。实际上，横海在节度使职位世袭、官吏自行任免、赋税不纳中央这些关键问题上，与河北其他藩镇并无什么不同。
淮西既平，程执恭以“与河朔三镇无殊，心不自安，乃请入朝”。宪宗对此当然表示欢迎。程执恭入朝后，主动辞去节度使职务。宪宗为表彰程执恭的主动归朝，在各方面对程知恭颇多照顾。宪宗得知程知恭在京师靖安里的私房狭窄，特赐二十亩地令其广建居室。授其为检校司空、邠州刺史、邠宁节度使等职。
程执恭入朝时将兄弟子侄三十余人迁入京师，防止他们在自己入朝以后再行割据，宪宗都授以要位。
程知恭入以后，宪宗调华州刺史郑权出任横海节度使。
元和十四年(819年)七月，在收复平卢以后，宣武节度使韩弘上表主动要求入朝。韩弘自贞元十五年(799年)继其舅舅刘玄佐任汴州刺史以来，已镇驻汴（今河南开封）、陈（今河南淮阳）、许(今河南许昌)二十余年。宪宗即位以来，因其镇汴渠漕运之咽喉，“当两河贼之冲要”，多加宠信。
《旧唐书》本传称他“危国邀功”。韩弘“镇大梁二十余载，四州征赋皆为己有，未尝上供，有私钱百万贯、粟三百万斛、马七千匹，兵械称是”。
平时韩弘专务“聚财积粟，峻法树威，而庄重寡言，沉谋勇断”，邻封如吴少诚、吴元济、李师道都惧其三分。
每当宪宗遣使宣谕，韩弘多有轻慢不虔之意。当然，在元和之世，韩弘虽在讨淮西等问题上态度消极，但平心而论，在与中央的关系上，韩弘尚不能算“有异志者”，至多是一个消极观望者。从保障东南漕路畅通这一点来说，其对朝廷的贡献是重大的。
宪宗平定淮西、平卢以后，使历来号称沉稳的韩弘再也难以矜持下去了。
一方面，他开始主动向朝廷进献，越是随着宪宗平藩成果的扩大，韩弘的进献愈加增多。
元和八年(813年)八月，韩弘进贡绢五百匹；元和十三年(818年)，进绢五万匹；元和十四年(819年)年初，进贡助平淄青绢二十万匹；元和十四年七月，进绢三十五万匹，银器二百七十件。另一方面，韩弘主动提出入朝要求。元和十四年七月二日，韩弘率牙校随从一千余人，二十年来第一次朝见天子。由于韩弘脚有疾患，宪宗特令中使下殿扶持，赐宴加官。在京期间，韩弘三次上表，坚决请求辞去军职，留在京师奉朝请。
对于韩弘主动朝见并辞去宣武节度使一职，宪宗十分高兴。
八月三日，特别发布诏令予以嘉奖。宪宗表示，对于韩弘辞去节度使的请求“难违其衷恳”，同意其留京，并授以中书令之职。
韩弘入朝以后，宪宗派吏部尚书张弘靖兼平章事，代替韩弘出镇宣武军。至此，多年来一直令宪宗放心不下的宣武军问题也宣告解决。
河北三镇的卢龙镇，自宪宗第一次讨伐成德王承宗以后，节度使职务一直为刘总所掌握。刘总毒死父亲袭领军政以来，卢龙镇实际上又游离于朝廷的控制之外。刘总在元和五年(810年)宪宗第一次征成德失利以来，一直以观望的态度看待宪宗对藩镇的讨伐。在元和十年(815年)宪宗第二次讨成德时，刘总出兵占领成德武强一地后，便屯兵不进，坐取官饷每月十五万缗。对此，宪宗虽然十分气恼，却又不能加以惩治，只好“外示崇宠”，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淮西、平卢的平定及成德王承宗的归服，使刘总失去屏障与犄角，“大恐”，日夜思虑自安之计。自知在全国割据藩镇纷纷归顺的形势下，要保持卢龙的半割据状态已不可能。
于是，刘总上疏，愿意奉朝请入朝。虽然宪宗未能来得及接受刘总的入朝，实际上自成德归服、平卢收复以后，卢龙已无所能为了。
不久，刘总上书将卢龙镇一分为三，请朝廷任以朝官，并将朱克融等骁校送入京师，自己则削发为僧。后来穆宗赐其号为大觉师。
从唐中叶代宗广德年间(763一764年)始封河北降将、藩镇割据局面形成以来，至唐宪宗元和末年扫平割据藩镇，天下再归一统，前后经历六十多年。
其间代宗、德宗、顺宗都曾进行过削除藩镇，重新统一天下的努力，然而他们最终都未能取得成功。
而宪宗却在短短的十多年里，先后平服了西川、夏绥、镇海、淮西、成德、平卢、卢龙等大河南北数十个藩镇，使安史之乱以来中衰的大唐国势重新为之一振，宪宗成为唐中期以后唯一一位再度统一天下、初步实现国家中兴的君主。
宪宗成功平定割据藩镇、实现天下一统的原因何在呢？
从宪宗平定藩镇的历史条件来看，至少有这样几方面：
首先，宪宗即位之时，所面临的藩镇形势与代、德执政时相比已有变化。
对此，清人王夫之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元和之际与广德、贞元之时，“势”已有所不同。代宗广德年间(763一764年)安禄山、史思明的失败，并不是由于唐朝武臣力致其死命，而是安、史自败而唐师坐收其成。安、史虽死，藩镇的根基并未动摇。
代宗的退让骄之，德宗的初期剿战及随后的姑息，结果都是“俱取败辱”。此原因并不全在代、德个人，而是“势”使之然。
王夫之认为，杜黄裳请讨刘辟，武元衡请征李錡，李绛不加兵而服王承宗、田弘正，“皆时为之也”。“顺其时，方弱而可以强，逆其时，方强而必有弱者也。”
王夫之所谓“势”“时”的观点，虽尚有朦胧迷离之感，但他却看到六十余年来藩镇内部人员构成的一些变化，看到宪宗与代、德之时历史条件的不同，确实是精邃过人的见解。
其次，代、德以来的诸方面改革为宪宗平定藩镇创造了条件。
任何人的历史活动，不能超越或摆脱具体历史环境所提供的具体条件。自代、德以来，虽未能解决藩镇割据问题，但代宗、德宗为解决方镇问题在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所实行的一些措施，为宪宗提供了平服藩镇的条件。
从经济上来看，代、德之时承天下大乱剧战之后，政府的财政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居民逃亡尚未完全归复，税源枯竭，开支浩繁。
代宗时为解决财政困难，以刘晏为户部侍郎兼河南江淮以南转运使兼盐铁使、常平使等职，对财政状况加以整顿。
大历末年(776一779年)，“通天下之财，而计所入，总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过半。”
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的重要改革，收入增至一千三百五万六千七十贯，盐利尚不在内，比之大历末年盐利占了大半的一千二百万贯，税收增加了一倍以上。
据元和时宰相杜佑所编《通典》记载，实行两税法以后，税收“每岁天下共收三千余万贯”，至元和初年，“两税榷酒斛赡盐利茶利总三千五百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贯石”。
虽然两税法实行以后，税收仍达不到天宝年间的五千万贯石，但元和初年比之安史之乱后及两税法初期，税收增加了很多却是事实。
两税法的施行，暂时解决了唐朝的财政困难，重新稳定了唐朝政权德宗在财政和资源的积累上，接受了当年对藩镇战争中中央财力匮乏的教训，不惜以各种手段来加强中央的财政力量，到宪宗即位之时，中央政府有了较强的经济力量，因而宪宗能够“因德宗府库之积”进行对方镇的战争，并取得统一天下的胜利，形成唐朝的“中兴”之局。
从军事上来看，代、德时期在条件不够成熟的情况下曾发动过讨伐藩镇的战争，受挫以后转而注意积蓄军事力量。
贞元二年(786年)，德宗吸取泾师之变时中央没有强大武装力量的教训，着手建立一支直属朝廷的武装——神策军。德宗晚年，中央直接控制的神策军已达十五万人。
当德宗将政权交给顺宗并很快转移到宪宗手中时，中央已能在短时间内迅速调遣一支规模较大的作战部队了；这为宪宗讨伐藩镇提供了军事力量。
在政治上，代、德、顺时期的一些改革，也为宪宗提供了好的条件。
如德宗时，在加强地方官员的任免以及更多以文职官员取代武将方面，取得明显进展，至贞元二十年(804年)时，地方节度使中的一半都已不是武将，而是专职的文职官员了。
在安史之乱刚结束时，地方武将出身的官员则高达70%。此外，德宗、顺宗的一些改革措施如限制宦官、惩治贪赃、罢除宫市、抑制藩镇，都对宪宗的进一步改革及对藩镇的斗争创造了好的条件。
最后，元和年间周边相对安定的环境也为宪宗平定藩镇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元和年间，吐蕃因在中亚与大食争雄，在东方采取了守势，加上唐朝在保持民族友好关系方面的主动努力，周边没有发生大的战争，使宪宗得以集中财力、物力、人力，重点解决方镇的问题。
宪宗个人的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元和年间(806一820年)，宪宗自始至终，一直抱有“以法度裁制藩镇”、一统天下的坚定信念和果断意志，从不动摇。
这是宪宗能够取得平定藩镇成就的前提。
宪宗从即位伊始，即把“举贞观、开元之政”作为自已奋斗的目标，把平服天下方镇、重振大唐国威作为自己的首务。
十几年里，孜孜以求，从未间断。在顺利的情况下，宪宗能一鼓作气、毫不懈怠，努力争取对藩镇斗争的更大成功。在失利的情况下，决不气馁，总结教训，积蓄力量，重新准备新的斗争。
元和初年，征西川，定夏绥，平镇海，宪宗敢于决断。
元和十一年(816年)，讨淮西三年不下，罢兵呼声弥盖朝野，宪宗几乎成为孤家寡人，但他坚持继续作战方针，终使吴元济授首。
铁城之败，举朝皆有惧色，宪宗却以大家风度处之，坦言胜败乃兵家常事，岂可因一败丧失信心。元和十年(815年)，河北藩镇刺宰相于京师，谋暴动于东都，大有天下大乱之势。宪宗临事不惊，果断处置，终使平卢、成德企图动摇宪宗讨叛决心的阴谋破产。
可以说，如果没有宪宗始终如一的坚定信心和坚强意志，藩镇的征讨很可能会像德宗时那样半途而废，功亏一篑。
战争是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较量，也是战争指挥者意志信心的较量。在战争的关键时刻，统帅者的信心与决心，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会超过政治的、军事的因素，决定战争的胜负。宪宗对藩镇的战争特别是对淮西的战争即是生动的说明。
第二，努力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与方针，随时纠正失误。
宪宗以法度裁制藩镇，大体坚持先近后远、先易后难、先招抚后用兵、先重点后一般的方针。
元和初，即首先解决了号称朝廷回翔之地的西川及家门口的绥夏。不久又解决了关系江淮财赋来源的镇海，一年多中更换三十多个方镇的节度、观察、招抚之使，使天下方镇为之一震。
元和中，进讨成德失利以后，积蓄力量、招抚魏博，切断了河北与淮西的联系，使淮西陷于孤立。讨淮西，围而困之，弱而击之，虽多少是出于无奈，却也不失为一良策。讨平卢，注意分化瓦解敌军，重点打击李师道，终于导致刘悟举义。
当然，宪宗十几年的征讨藩镇也屡有失误，其大者便有：
元和四年(809年)，不待淮西即将出现的替代良机，急于决策征讨强大的成德，招致官军受挫，此为一误；讨准西，组军太杂，兵力分散，西线连易三帅，皆不得人，屡致失败，此为二误；不顾淮西战事尚未结束，二征成德，分散兵力，耗费军资，此为三误；平郓州，沂帅任用不当，导致兵变，不审原委，滥杀无辜，大损个人与朝廷声誉，此为四误。
然而，宪宗的可贵之处在于，一旦发现决策失误，在多数情况下，能够不失时机地予以克服与纠正。
一征成德，官军失利，宪宗利用拘捕卢从史之机及时罢兵；征淮西，一旦发现命帅不当，便及时予以调整，终于发现了李愬这样的智勇之将；二征成德再次失利，宪宗不惜有损自己的尊严，接受大臣的劝告再次罢兵。
成功的战争指挥者，并不在于他完全不存在失误，重要的是他能够从失误中吸取教训并予以及时的纠正，从而取得最后的胜利。
第三，善于发现和利用优秀人才，发挥集体智慧，博采众人之长。
宪宗即位以后，用人的基本原则是“任人唯贤”。虽然在一定的条件下，宪宗也会本着权力平衡的原则支配部分官员的任免。
但在征讨藩镇的过程中，总的来看用人是恰当的。征西川，宪宗听从宰相杜黄裳的推荐，任用无名之将高崇文，终获平西川擒刘辟的成功。
讨淮西，数撤败军之将，终使李愬夜袭蔡州，活捉吴元济而显名。在平定藩镇的过程中，宪宗特别重视发挥宰相的作用，前后所用杜黄裳、李绛、李吉甫、武元衡、裴垍、裴度等都是有智有谋的人才，他们在协助宪宗讨平藩镇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用兵的重大问题上，宪宗一般都能够广泛听取宰臣的意见，尽管这并不排除在一定的情况下，不为群言所左右，坚持主见的例外。
第四，注意经济、军事、政治诸方面因素的细致充分准备，以保证讨伐藩镇这一主要战略目标的成功实施。
一般说来，围绕主要战略目标所进行的准备工作越具体、越充分、越全面，主要战略目标成功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宪宗在平服藩镇的过程中，显然是充分地意识和注意到了这一点。
关于宪宗为平服藩镇在各方面所做的精心细致的准备，里仅从经济财政方面进一步说明。
在平定藩镇的财政基础方面，宪宗既有“因德宗府库之积”的一面，也有为筹措战争经费而苦心经营一面。
这不仅表现为在制度上对财政体系的整顿，而且宪宗本人在各个方面带头节俭，正像宪宗自己所讲：“朕所以恶衣非食，蓄积货财，正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贮之府库何为。”
由于宪宗注意到了物质基础对于平藩的重要性，采取多种有力的措施，因而在平定藩镇的战争中，能够源源不断保证前方的各种供给，仅以元和中期以来平服藩镇的主要开支来说：
元和四年(809年)至元和五年(810年)，第一次征成德，支出700万缗，战后赏赐诸道军兵28万匹绢。元和七年(812年)，魏博归服，支出150万缗；征淮西三年，支出超过1000万贯石；成德归服，赐钱100万缗；收复平卢，开支也不少于数百万缗：卢龙归服，赐钱百万缗。
此外，尚不包括宪宗多次从内库中拨出的动辄数十万贯、匹的供军钱物。宪宗朝一年所入约3500万缗，属上贡者约三分之一，即一千多万缗。而以上用于藩镇的经费已超过2000万缗。
这样大的开支之所以能够得到保证，固然反映元和年间朝廷对百姓搜刮的严重，但也说明宪宗在平定藩镇过程中，在财经方面准备的充分。
同样，宪宗在军事上，每次发动对藩镇的斗争，也都是尽可能做好充分的准备。除在总体战略上给予规划、指导外，对各路兵马的调配、将领的任免及其具体战略的实施，都亲自加以关心过问。
对于前方将领所提出的要求，尽可能予以满足。
在政治方面，宪宗始终以“举贞观、开元之政”、讨平藩镇为中心，所有具体政策的制定、人员的任免、官员之间及朝官、宦官之间诸种矛盾的处理，都以不影响这一大局为前提，从政治上保证讨伐藩镇的成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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