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是研究唐代历史极其重要的一个问题，此前已有一些学者将牛李党争和唐代科举结合起来考察，但极少将玄宗时期的吏治与文学之争同牛李党争结合起来探讨。将吏治与文学之争和牛李党争结合起来探讨唐代科举制存在的弊端。到了宋代，通过对行卷的禁止，糊名誊录和锁院制的创立，实行殿试制度的及以经义代替诗赋等措施。笔者认为这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唐代科举存在的种种问题，促使科举制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成为宋代党争性质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
先天政变后，与张说、刘幽囚等同时被罢黜的先天政变功臣还有张暐、王琚、钟绍京、麻嗣宗等人。
据《旧唐书》记载：“或有上说于玄宗曰：'彼王琚、麻嗣宗谲诡纵横之士，可与履危，不可得志。天下已定，宜益求纯朴经术之士。’玄宗乃疏之。”
这些参与先天政变的功臣纷纷被罢黜的原因，更多是因为在唐玄宗看来，这些帮助其夺取皇位的多是谲诡纵横之士，是秩序的破坏者，现在自己登上皇位以后需要的是姚崇、宋璟等能在体制内进行建设的官员。
同时，张说出入岐王李隆范的府邸，引起了唐玄宗的警觉，而这也正是导致其被罢黜的主要原因。概言之，唐玄宗和姚崇清洗先天政变功臣应该是出于维护秩序和统治的需要，其中并没有吏治和文学之争的影子。
真正的吏治与文学之争是开元年间的张说、张九龄集团和宇文融、李林甫集团之争。《旧唐书》《张说传》详细记载了张说和宇文融集团之争。张说虽非进士出身，但作为当时文坛领袖，所赏识和提拔的人如孙逖、王瀚、张九龄等皆以文词知名。张说不但以文章提拔人士，同样，也以“无文”来排斥人，崔隐甫与张说之仇隙即由此而起。
可见崔隐甫虽不以文词显达，但行政能力极强，无论在地方任职期间还是在中央担任御史大夫以后，皆有所作为。吏治派官员宇文融，为北周皇室后裔，高宗时宰相宇文节之孙，以门荫入仕。
针对唐朝大量农民逃户，严重影响唐王朝财政收入的问题，宇文融于开元九年上书唐玄宗建议检括逃户，其后唐玄宗任命宇文融为劝农使进行括户，括出客户有八十余万户之多，极大地解决了唐玄宗时期的户籍和财政问题。
但张说对宇文融的括户政策极为反感，“嫌其扰人不便，数建议违之”。后世对宇文融多有诟病，与儒家不喜敛财、耻于谈利的价值观有很大关系，历史上的负责管理财政的大臣如桑弘羊、王安石、张居正等皆成为儒家士人的指责对象，宇文融作为唐玄宗时期财政管理大臣自然也在后世遭到反复抹黑。
普遍而言，吏治派官员虽在文学、礼仪、道德方面修养不高，但处理实际政务方面能力确实更为突出；文学派官员文词显达，但处理实际问题方面确实不如吏治派官员。
科举出身的官员，由于按文学之路上升，普遍缺少政治实践、政治才能，因而无力解决日益复杂的各种政治、军事问题。文学才能和治国经邦毕竟是两回事，从开元年间的吏治与文学之争中，可以明显看到唐代科举进士科存在片面强调文学造诣而忽视行政能力的问题。
较之开元年间的吏治与文学之争，历经宪、穆、敬、文、武、宣六朝的牛李党争情况尤为复杂。学界主流观点认为牛党代表人物为牛僧孺、李宗闵、李逢吉、韦贯之、令狐楚、令狐绹、杨嗣复、杨虞卿、杨汝士、白敏中等，李党代表人物为李德裕、郑覃、李绅、陈夷行等。
而也有李德裕无党的说法，认为“牛李党争”中的“李”指的是李宗闵，并将牛李党争定性为朋党乱政和李德裕反朋党的斗争。牛党的首脑前为李逢吉，后为李宗闵，《旧唐书》中文宗所云“二李朋党”比今人所云“牛李党争”符合史实。
因此，在谈论牛李党争的具体问题之前有必要从史籍出发，对牛李党争涉及的具体成员进行一番考订。
针对“李德裕无党说”,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存在诸多问题。抛开岑仲勉先生认为存在问题的《资治通鉴》不论，保留大量原始材料的《旧唐书》明确记载了李德裕结党。
《旧唐书》还记载：“德裕党盛，垂将入朝，僧孺故得请。”“时训、注窃弄威权，凡不附己者，目为宗闵、德裕之党。”
牛党首脑前为李逢吉，后为李宗闵，“二李朋党”比“牛李党争”符合史实这一论断也有探讨的余地。牛僧孺已罢相，而李宗闵此时为宰相，李宗闵自然被视为朋党首脑，故“二李朋党”的提出有着特定的时间背景。
以牛僧孺主政时基本上未对李党进行过打击报复为由认为牛僧孺并非牛党首脑。但一个人是否为朋党首脑更多是由此人在该阵营中的政治地位决定的，而非谁对敌对阵营打击更多谁就是自己阵营的首领。
此外，宋代史家范祖禹在《唐鉴》中写道：“牛僧孺、李宗闵之党多小人德裕之党多君子。”
此处也是将牛僧孺与李宗闵并列为牛党领袖。范祖禹曾参与《资治通鉴》唐代部分的修撰，宋代当时能看到的唐史材料远较今人丰富，其所言应该值得我们参考。考订了牛李两党首领及李德裕是否结党的问题后，接下来需要考订两党的主要成员。
李党代表北朝以来的山东高门世族，重门第、尚经学以谨守礼法、门风为特征；牛党代表高宗、武则天以后由进士科进用的新兴阶级，重科举、尚文辞，以浮华、放浪著称。
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但不可否认：牛党代表人物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杨汝士、杨虞卿等皆为进士及第，李党代表人物李德裕、郑覃确为公卿子弟。从史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关于李德裕、郑覃对待唐代选官及科举进士科态度的记载。
科举进士科存在追求浮华、不切实际的弊病，并提出朝廷显官须由公卿子弟担任，理由是其自小就熟悉官僚机构的运作方式，在处理政务方面能力要强于寒士及第者。从牛李党争中，我们可以看到，出身公卿子弟的李德裕在处理唐朝的藩镇及边境问题上，能力明显强于进士及第的牛僧孺。
从开元年间的吏治与文学之争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吏治派官员处理政务、解决实际问题方面的能力要高于文学派官员。张说反对过括户，张九龄曾请不禁铸私钱，而对于一切具有变革旧制意义的措施，他们大都采取消极态度。这样，将开元中期以来各项变革加以规范和总结的任务便落到了李林甫等吏治派官员身上。
从牛李党争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出身公卿子弟的李德裕无论在能力还是道德上皆高于进士及第的牛僧孺、李宗闵等，还看到唐代科举进士科存在的诸多弊端。这些都说明，科举制在创立之初的唐代，存在着诸多问题。
唐代科举考试分为常举和制举，前者定期举行，后者不定期举行且科目繁多。常举主要包括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目，其中进士科地位尤尊，最为士人所艳羡，以至唐高宗时期已官至宰相的薛元超仍以自己非进士及第为平生三恨之一。
唐代进士科考试分贴经、诗赋、试策三场，看似考察内容非常全面。但贴经主要考察死记硬背，并不能看出一个人的真才实学。至于试策，衡量策文的好坏主要不是看内容，而是看其词华。
从实际情况来看，试策中举子所对之策多是堆砌辞藻，内容大多是对朝廷的歌颂，很难从中看到指陈当务之急和联系实际的影子。因此进士科很大程度上成了文学之科，很难考察出个人的实际政治才能。
在牛李党争中，牛党人物多是以科举中形成的座主、门生及同年关系为纽带结成朋党。门生不仅敬事座主，还要以实际行动对座主报恩，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对座主的子弟加以照顾。至于同年之间的相互援引，在唐代更是常见。
此外，牛党中还普遍存在唐代盛行的请托行卷风气。到了唐后期，进士的录取往往不是依据举子卷面的成绩，而是根据应举者的名声和各方面的推荐。
请托行卷的存在极大地破坏了考试的公平，以至晚唐诗人杜荀鹤有“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之叹。
李德裕为相期间曾对科举的一些弊端进行改革，但宣宗继位后旋即将其废除，至唐朝灭亡，这些问题也未能得到解决。到了宋代，为杜绝请托行卷的不良风气，宋太祖下令禁止行卷，其后宋朝又实行糊名誊录和锁院制度。
为了防止唐代科举中结成的门生座主关系，宋朝将殿试制度作为定制，及第者皆为天子门生，一定程度上杜绝了科举中形成的这种“泛血缘文化关系”。唐代朋党纯粹是以贵族为中心的权力斗争，宋代朋党则明显表现出政治倾向上的不同。之所以会产生这一变化，除了内藤所说的“政治脱离贵族之手”以外，宋朝对科举制度的改革或是导致宋代党争性质发生变化的原因。
诚然，科举制的创立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大创举，在选拔官吏、整合社会资源、促进社会流动方面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各项制度皆是如此，科举制也不例外。唐代属于科举制度创立的早期阶段，自然存在诸多问题。从唐高宗年间的吏治与文学中，我们看到吏治派官员在处理政务及解决唐王朝面临的实际问题方面要强于文学派官员。
这些都反映出唐代科举存在的种种弊病。同时，以文学取士，忽略道德方面的问题，也是唐代科举存在的一个弊端。此外，唐代科举中存在的请托行卷风气，及科举中形成的座主门生及同年关系极易形成朋党，也是唐代科举的一大问题。到了宋代，通过对行卷的禁止，糊名誊录和锁院制的创立，殿试制度的实行，及以经义代替诗赋等措施的实行，一定程度程度上解决了唐代科举存在的种种问题，使得科举制往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也导致宋代的党争性质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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