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给我们的“刻板印象”就是,搞武不行搞文有一手。
但正是这样一个武力匮乏的朝代,却在400多次起义的灭国危机中屹立不倒。
被外族轮番羞辱的宋朝,是如何平定如此多次的内乱呢?
据史书记载,宋朝在位近320年时间里,竟然发生过433次农民起义,平均每年就有1次左右。这频率之高,在历代王朝中也属罕见。
但是宋朝不像其他朝代,掌握了强大的武力,与农民起义军实力对比没有那么悬殊。可即便如此,起义还是屡屡失败,这主要归根于宋朝的政策方针。
宋太祖赵匡胤,本人就是出身武将,通过陈桥兵变夺取了帝位。
自己是怎么当上皇帝的,同样也怕手下的人重演历史。所以他上台后,为避免类似事件重演,他一杯酒卸去了众将领的兵权。
此外,赵匡胤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方针,这使得读书人和地主阶级基本站在朝廷一边。
他们瞧不起起义军的粗鲁,视为败类,宁可支持皇权。
起义军想取得最后胜利,需要这些精英阶层的协助,提供智囊团队、战略指导等。但他们的口号显然与精英利益格格不入,很难获得这层人的拥护。
此外,这些乡绅本身也有很大的地方影响力,如此一来,起义军就失去了重要的舆论支持,也很难壮大实力。
可以说,起义军的立场与诉求,已注定其难以争取关键阶层的支持。这削弱了他们与朝廷的实力对比。
宋朝朝廷对起义军采取灵活应对,而不单纯武力镇压。
很多起义者,本质上是为了活命。面对朝廷送来的官职和钱财,他们往往也会动心,宋朝手握充裕财力,这种怀柔策略屡试不爽。
具体来看,朝廷会先采取武力镇压的办法。他们调动位于附近的官兵,对起义进行围剿。很多起义军缺乏组织,难以抵挡官军的攻击,不得不四散奔逃。
起义军一旦遭受失败,朝廷就对苟存者进行怀柔政策。他们派出使者,向起义首领送去金银和官职,承诺只要投降,便可安置妥当,退休荣华富贵。
起义领袖往往会心动,命令起义军解散。
对于普通起义者,朝廷也给予宽大处理。他们可以在交出武器后返回家园,恢复正常生活。
起义者们本就是为了改善生活而反抗,现在生存已无忧虑,他们也就自动散去,起义陷入瓦解。
而即使有些起义分子铤而走险,仍然聚集残部继续反抗,也难以构成大的威胁。
这种策略也恰恰体现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利用。起义军内部存在着阶级分化,不同人参与起义的动机也不尽相同。
朝廷正是抓住这一点,通过有力的打击和怀柔措施,最终让起义四分五裂,失去抗争的力量。
所以,宋朝朝廷对起义的应对策略,也是其能屹立300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外患的存在削弱了百姓对起义的支持。
不同于其他朝代,宋朝自建国起就处在强敌环伺之中。北方的契丹、西夏和金国,都是他们忧心忡忡的强敌。
边境频繁遭到侵扰,深受战乱之苦。此时起义爆发,百姓面临一个选择:支持起义军,或支持朝廷对付外患。
他们更倾向于后者。
因为起义军力量有限,难以击退强敌;而只有让朝廷专心对外,国家才有生存希望。
尤其是北宋中期,金国崛起取代了辽国,成为宋朝心腹大患。金军不仅占据燕云十六州,还一度迫使北宋皇室南迁。
这让北方百姓对金国充满仇视,他们期盼朝廷北伐恢复失地。任何影响国家团结的力量,如起义军,都会遭到北方百姓的敌视。
他们把起义视为分裂国力、破坏北伐的行为,这也削弱了起义获得民心的可能。
南宋时期,外患对民心的影响更为明显。
随着蒙古军队对南宋作战步步紧逼,百姓愈发倾向团结对外。他们把起义军视为妨碍抗金的害群之马。
北宋时GDP总量曾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江南地区因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富甲一方。宋朝还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海上丝绸之路通达东南亚各国。
经济高度发达,提供了充裕财力招抚人心,起义军也更容易满足于安稳生活。
另一方面,经济发达也改善了一定程度的民生,减轻了部分农民的反抗动机。
他们也更愿意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利益,而不是通过起义走上反抗之路。
正因如此,起义反复出现,却始终无法推翻这个看似衰弱的王朝。宋朝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历史难题,也成为难得的一个特例。
尽管宋朝内部难以被颠覆,但外患终究置其于死地。金兵的入侵终结了北宋的统治,蒙古骑兵的铁蹄也毁灭了南宋。
历史终有定数。一个朝代要长治久安,光依靠对内的稳固是不够的,同样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对外自保。
宋朝在这一点上失败了,最终只能任人宰割。
回顾历史,我们既要汲取宋朝安内制造反的宝贵经验,也不能忘记强军这个基本法则。
只有两者兼顾,国家才能在动荡多变的世界立足。历史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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