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1938年5月上旬，黄埔一期生、国军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徵奉命令率部调后方整补,其二十五师到达徐州以西李庄车站附近。
时已天晚，正准备宿营时，日军坦克车和骑兵各约一连突然袭击，已逼近一四九团团部驻地。这时，该团小炮连的炮因刚到，还在村外未拆卸,团长刘世懋急呼小炮连赶快射击。
该连即向坦克车猛烈射击，敌未得逞，仓皇南窜，被我打坏坦克三辆。当晚，关麟徵命二十五师把敌坦克内装备的小炮上缴，团长刘世懋因此官升一级，后因坦克内的小炮卸不下来，将车上由螺丝钉钉的三个铜牌卸下 （铜牌上分别刻有“昭和九年造”和“昭和十年造”等字样），作为证据上缴。当时关军长嘱令二十五师把打坏的敌坦克三辆彻底爆破，以免国军走后敌再利用。
七八月间，阴雨连绵，瑞昌西北的网湖一片汪洋，对敌非常有利。敌调来水上飞机约三四十架、小型炮艇十余只，均停泊在网湖内，距国军阵地约八九千米，当时二十二军团连山炮都没方，对网湖内的敌机、敌艇，望洋兴叹，束手无策。
敌机和炮艇每天向五十二军阵地轰炸、扫射和炮击，敌步兵常利用炮火掩护向国军阵地攻击。国军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均较差,因此，重点任务只能由第二和一十五师担任。在最初的两周战斗中，曾打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
五十二军接防不久，敌步兵曾在炮火掩护下猛攻一五0团阵地，敌步兵约200余人利用草丛向磨山口该团二营阵地进逼，准备突破磨山口。战斗极为激烈，国军作战部队集中炽盛的火力，终将进犯之敌击退，敌伤亡很大，在磨山口处遗尸20余具，钢盔30余顶，轻机枪3挺、步枪10余支。
以后因国军伤亡渐多，愈战愈弱，敌又大举进攻一四五团（团长李正谊）尖山阵地。该山小松树及杂草茂密，敌投射大量燃烧弹，遍山燃烧， 顿成火海。
守该山的一四五团第九连官兵大部被烧伤亡，上级仍不许动。经该团副团长段培德详陈实况，始准放弃尖山。及该连撤退至第二线时，仅剩官兵十七八人。
五十一军在瑞昌战役能支持十八九日之久,就当时说，战斗力量还算差强人意。连同鲁南战绩，实为关麟徵升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的重要因素。
但瑞西战役中，二十五师尚有机关炮24门,但未能取得应有的效果，仅打伤敌机一架，关麟徵在这一段时间里， 没有加强对空战斗的指示、要求和奖惩办法，而采取单纯的消极防卫。在受到敌步兵攻击时，只要求坚守，与阵地共存亡，没有主动反击歼敌的积极措施，以致牺牲大，效果小。
1938年11月，五十二军在岳阳以东的江山坪附近抵抗由武汉南进的日军。后转进到岳阳新埔河以南地区，沿新墙河设防。日军占领岳阳后即停止攻击，基本上形成了互不侵犯的对峙状态。当时国军对抗战前途多持悲观思想，大有能安一日就暂安一日的倾向,12月，关麟徵升十五集团军总司令。
1939年10月，日军大举进攻湘北，来势凶猛，他们使用飞机大炮轰击团以上的指挥部驻地，造成国军方联络困难，同时在前线猛攻，并升起氢气球观测国军阵地。
第二天，国军新墙河防线即被突破，旋即全线崩溃。统辖的各军基本上是见打就退。敌长驱南进到汨罗江以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突然向北撤退，在短暂时间内，和国军形成南辕北辙（双方背进）的状态，及国军返身追击时，已望尘莫及。
后来司令长官薛岳称这场战役为“长沙大捷”。接着关麟徵召集金井会议，说：日军距长沙还有200多里，此次战役是在湘北和本集团作战，因此应为“湘北大捷”。薛岳的《长沙大捷》宣传册子发出后，关麟徵的《湘北大捷》印本应运而生，争夸战功。
当时有人讽刺说：“日本鬼子走的妙，薛、关二将睁眼笑，你夸长沙打的好，我说湘北有功劳，劝君莫要争和吵，头上自有天公晓。 ”一时传为笑。但是金井会议本身在当时看来还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0年6月底左右，关麟徵令五十二军全军在湘北出击，渡过新墙河，前进到临湘东北，以大云山为根据地分途袭击羊楼恫、羊楼司等敌据点,二十五师李正谊团攻袭 羊楼司、忠防等据点，均未拿下，伤亡较重。
一九五师师长覃异之，在夜袭羊楼恫的前一日，即同有关的团营长、参谋侦察了敌情地形，现地指示了作战计划，把临时配属的机关炮移动到距羊楼恫敌主要碉堡约六七百米地方。在第二日拂晓袭击中，当敌方主要堡垒机枪射击时，立刻被国军机关炮击毁，无法续射。
当时，五八三团郑经纬营某连已利用流水沟接近到敌碉堡附近，乘机冲进敌堡垒内，日军还在顽抗，终以众寡悬殊被全歼，生俘五六名。郑营长说，日本兵被捉后，还拼命反抗，要两三个人才能制服一个。
1942年，陈诚被任命为远征军司令长官，辖六个总司令，其中有关麟徵。陈诚到职后，为联络关麟徵，允准以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张耀明调充五十四军军长。
同年6月，关又令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师长姚国俊与五十四军五十师师长郑挺峰对调，姚即遵令就任，郑托病未到二十五师。当时五十四军遭了很大的风波（幕后有人指使），许多中上级军官给陈诚写信说，关麟徵要吃掉五十四军，陈诚绝不甘心让关吃掉他的基本队伍。
于是陈、关之间矛盾尖锐化了。在一次关和陈在昆明长官部谈及五十四军人事问题，关反对陈把国家军队当成个人私产，争执得很厉害，最后陈诚说：“你不要争了”。关声色俱厉地回答说：“我争的是礼义廉耻，中国的事，你一个人做不完的。”说完拿起军帽，不辞而去。
1944年4月，关麟徵鉴于正面兵力少,文山又系滇南重镇，为了防范敌由越北乘虚进攻，订出了详密的防御计划，其中以三合阵地的构筑与战斗要领最为突出。他是根据文山外围具体地形和对五十二军战斗力的估计和信心而决定的。
关麟徵曾悬赏全军，有能打破二合阵地者（以敌人现有的武器装备和空军技术为准），即赏国内任何大城市一院西式住宅，奖10万元钱和骏马一匹。重赏之下， 无人能在实践理论方面打破他的三合阵地。他于是办了个短期训练班，每期十天， 专讲三合阵地的战法及决战防御计划的战斗要领，并宣布他要与文山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从而增强了官兵的作战勇气和信心。
1943年初，五十二军二十五师一四五团担任八寨以南边防时，有一班长带十几名士兵入越南投降日军，后来这个班长秘密投给和他情感较好的另一班长一封信，被该团检查出来。
关麟徵灵机一动，立刻给这个投降的班长回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在敌方要安下心来任劳任怨，不要怕艰苦，更不叮操之过急”等等，并故意把这一封信落到日本人手里。信发了不久，投敌的班长即彼日本宪兵在老街枪毙了。
关麟徵据报后，曾令各部队每班派代表一人，到文山听他讲话，主要是使每一个士兵都知晓总司令聪明过人，善于借刀杀投敌分子，以消除官兵投敌的思想，这是他带兵的权术。但他忽略了士兵投敌的真正原因——虐待和压迫。
1937年3月间，关麟徵编撰了一本《抗日战术》小册子，在西安印成后，发至二十五师连长以上每人一本，还送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一份。他对人夸耀《抗日战术》是他创造性的杰作，是作战艺术性的经典。他说只要国军各部队能掌握这个本领，打败日本是不成问题的。
当时有人捧谀他：“雨东将来治陕的本事就在这本书上”。关回答说，我们将来还要逐鹿中原，总统不是人当的吗？
关麟徵很关心他的声誉，当时，河南中州大学校长组织了一个社团，网罗一部分欧美派知识分子，需要找一新型而有发展前途的蒋系将领作他组织的靠山。
他们看中了关麟徵，首先请关麟徵到大学与学生讲话，拉上关系后就派他的社团分子焦实斋到关麟徵的司令部担任联络。关麟徵封焦实斋为参议，焦实斋参议平常为他编写一些有利于关麟徵的报道，拍发到武汉的组织机关，转登在报纸上，通过舆论提高关麟徵个人威望和地位。
关麟徵极端自尊和好面子，他把出生地“真花硙”改成“镇华威”。有一次，从北平来了一位自称香港某报的新闻记者，要编一册《中国名人传》，他慷慨捐送了500元。
他在北平驻防时，每次离防回防，都要乐队和部属高级官长到车站或驻地接送。乐队是接收方振武的，供个人摆场面。偶尔回家乡，也事先告知村人，乡民就以锣鼓旗帜迎接他，乡下人眼红说：“生子当如关志道”。
关麟徵最推崇关羽，称关羽为关夫子、关圣人，他自称是关羽的后裔，遇到关帝庙就要下马表示尊敬。喜闻别人颂扬关公，不愿听关公的名字，谁要提“关羽”二字， 他就怒形于色，认为这是侮辱是犯讳，不尊敬他的祖先。
有一次，二十五师军乐队与五十二军京剧团在文山演出京剧《古城会》，扮演张飞的演员在古城城楼对话时，怒喝了一声“关羽”。关麟徵在场观剧听见这一声，马上站起来，声色俱厉地用指头指着扮演张飞的演员骂到：混蛋，真是混蛋！我对你们平常咋讲的，你敢侮辱圣人！
把扮演张飞的演员吓得瑰不附体，即刻在戏台上立正（同时音乐也停止了）敬听责骂，身上还穿着戏装，怒气冲冲的“张飞”变成“胆小鬼”，当时看戏的各级官长对关麟徵的这一举动都不敢作声。
1940年冬，关麟徵住广西田东时，蒋介石在重庆召见他，准备提升为战区副司令官。两个见面后，关麟徵提出抗战以来人事发展不公平的意见，蒋介石问怎么不公平, 关麟徵说：陈诚、汤恩伯、胡宗南各部，无限制地扩编，而自己仅带着一个军。
此语触犯了蒋介石任用私人的隐私，蒋介石微露不悦神态,升迁之事随之缈茫。此后，蒋介石从此对关麟徵只笼络而不加重责任。
以后的事实都说明了这一点，直到抗战胜利，关麟徵还是只带一个五十二军，中间被指挥的五十四军人事不能过问，只保持隶属关系而已。抗战胜利后，五十二军改归卢汉指挥，开往越南接收日降，关麟徵留云南，变成一个光杆总司令。
这时，曾有内定关麟徵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之说，但龙云不愿杜聿明作云南警备总司令，要求关麟徵来担任，后来关麟徵由云南警备总司令调成都军校。
到蒋家王朝将崩溃之际，蒋介石任命关麟徵为陆军总司令，关麟徵知道自己是个光杆司令，调不动任何部队，连蒋介石也司不成令了，置之不理。蒋介石曾催促关麟徵就职，关麟徵就是不去。
可以说，关麟徵自1941年起，已有了苦闷的阴影和长叹之感，只是外形上不敢暴露，而内心怏怏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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