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81年，即乾隆四十六年，在当时属于甘肃省辖的循化地区，爆发了一次由苏四十三领导的回族、撒拉族和东乡族哲赫林耶教派群众的反清起义。
这次起义虽然规模不大，但事因复杂，影响深远。
起义的爆发背景是清朝中期社会矛盾的积累，特别是在河州地区新旧教派的宗教冲突愈演愈烈。
哲赫林耶教派的创始人马明心在循化传教，引发了与传统花寺门宦教派的激烈斗争。
这场起义揭开西北百年动乱之序幕，多少西北人民都将泯灭于历史之中。
乾隆中晚期之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退，封建王朝的危机逐渐显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
尤其在西北陕甘地区，回族、撒拉族、东乡族等少数民族的生活更加困苦，这构成了苏四十三起义的广阔背景。
而直接促成这次起义的原因，主要是民族宗教问题，这是陕甘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特殊矛盾。
首先，从清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演变来看，伊斯兰教与回民的历史地位从元明到清，总体趋势是日益恶化。
历代统治阶级对回民和伊斯兰教的政策越来越残酷。
清代早期虽采取了一些较为温和的怀柔政策，但在乾隆以后逐渐转变为高压和歧视政策。
这种政策转变与封建社会后期的深刻危机和大清帝国由盛转衰密切相关。
从康熙到乾隆中叶的一百多年中，就发生了多次关于回民和伊斯兰教问题的争辩事件。
康熙
康熙初年，有人诬告北京牛街清真寺的回民“夜晓散，图谋造反”。
雍正二年，山东巡抚陈世信上奏，要求严绝回教，拆毁清真寺，并禁止他人入教。
雍正七年，雍正帝指示：“数年以来，有人具折密奏，回民自为一教，异言服，且强悍刁顽，肆为不法，请严加惩治约束。”
雍正
雍正八年，署安徽按察使鲁国华奏请将回民“严行禁革，烙守典章，违者照律定拟。”
尽管清政府出于对全国民族宗教问题的考虑，没有对回民和伊斯兰教实行禁绝政策，但地方官吏对回民和伊斯兰教的压迫和歧视仍然显而易见。
这些诬告者多为汉族地主官僚，雍正皇帝虽然训示“不以回民歧视”，但也提到“回之理，原一无可取”，可见其本质仍是维护统治，并不见得没有轻视。
而且，中央政策与地方执行常常存在差异，汉族地主充斥官场，民族偏见浓厚，导致对回民和伊斯兰教的歧视和压迫日益严重。
从清政府巩固疆域的措施来看，虽然有进步的一面，但随之而来的是对少数民族直接统治的加强。
康乾盛世的衰落，陕甘地区广大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困苦。
清政府在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统治，更多的是使用军事镇压手段。
在撒拉族聚居的甘肃循化，清政府清查户口，征收赋税，驻兵“弹压”，这些措施加重了撒拉族人民的负担。
地方官吏的残酷盘剥更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
在边远地方，官吏搜刮民脂民膏，贪污腐化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首犯甘肃布政使王亶望，通过贪污受贿迅速升官，在甘肃政绩尤为恶劣。
王亶望
他利用“监粮”名义捐粮卖官，实行变相的盘剥。
王亶望在甘肃布政使任内一次就收捐一万九千名，得豆八十二万斤。
这些沉重的负担，多加到了循化人民头上。
1933年循化
乾隆二十七年，清政府又在循化设循化厅，加强统治和剥削。
乾隆四十六年，在甘肃查处的一起贪污案中，布政使王亶望等人贪污数百万两白银，被执以死刑。
这些频繁更迭的官吏，贪污成性，对地方民族事务昏庸无能，使得边远地区的民族人民生活更加困苦。
从民族内部分化和教派斗争来看，这也是造成民族灾难的一个原因。
鲜门门宦
民族宗教特权与封建制度结合，导致教权兼并和土地集中，对劳动人民来说，生活更加困苦。
门宦产生的激烈教争，实际上是民族宗教上层及封建特权阶层内部的斗争。
在平常情况下，伊斯兰教对群众所起的作用只能是麻痹作用，而各种教派门宦的竞争，又给群众心理上带来了动荡和不安。
因此，起义往往以宗教问题作为导火线，爆发于教派斗争之中。
苏四十三领导的哲赫忍耶反清起义爆发于1781年，正值清朝中期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的时期。
哲赫忍耶
特别是在甘肃循化地区，民族与宗教的对立日益加剧。
导致起义的直接导火索是当地伊斯兰教的老教（后称花寺）与新教（哲赫林耶）之间的教派斗争。
在地方官府的粗暴干涉和镇压下，教派矛盾迅速演变为大规模的反清斗争。
起义的背景可以追溯到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当时马来迟创立的前开教派（后来的花寺门宦）在河州地区占据了优势，并逐步扩展到循化地区。
但是随着哲赫忍耶创始人马明心的到来，这一地区开始出现新的教派——哲赫忍耶。
新教的出现引发了一系列教派斗争，由于新教在经济上更为富裕，吸引了大量教徒，逐渐威胁到了老教的地位。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教派矛盾激化，地方官员对新教的压制也愈发严厉，最终酿成了苏四十三领导的反清起义。
在这一背景下，教派斗争逐步升级。老教与新教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各种冲突时有发生。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教派斗争演变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起初，这些冲突并未直接针对清政府，而主要是新教与老教之间的内部争斗。
但是随着地方官府的粗暴干涉，这些内部冲突最终引发了反清起义。
1781年9月，一场葬礼纠纷引发了新教与老教之间的大规模冲突。
花寺门宦
苏四十三借此机会召集新教徒，开始了全面的武装反抗行动。
苏四十三自称回王，领导新教徒对老教进行打击，并迅速占领了多个村庄。
清政府的镇压行动迅速展开。
陕甘总督勒尔谨派兰州知府杨上玑和河州协副将新柱前往镇压。
起义军领袖苏四十三杀死了新柱，正式宣告了起义的开始。
随后，起义军在短时间内攻破河州，并向省府兰州挺进，给清政府带来了极大的震动。
兰州
起义军的攻势一度极其猛烈，但由于孤军深入，起义迅速陷入困境。
随着清政府的调兵遣将，起义军逐渐转入守势。
最终，在清政府的强大军力压迫下，起义军退守华林山。
在华林山，起义军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防御战，最终因弹尽粮绝全军覆没，无一人投降，全部壮烈牺牲。
苏四十三领导的1781年哲赫林耶反清起义，虽然深植于复杂的社会背景中。
清政府也承认：“至两教互相仇杀之后，勒尔谨并不查明两教强弱众寡实在情形，即派副将带兵轻率前往，逆匪激而生变，实勒尔谨办理不普所致。”
被俘的马复才也证实，“三月十七日，我们出来到白庄子遇见新副将，听说要动兵剿我们，苏四十三起先才杀了新副将，后来又听见杨知府来，已经杀官，这事大了，不如连杨知府也杀了罢。”
哲赫忍耶教派的记录显示，当地官员偏袒老教并威胁新教徒时，新教徒被迫进行了反抗。
现在来看起义的指导思想完全是宗教性的，没有任何政治或经济的口号，起义者的主要目的是维护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救出被捕的宗教领袖。
苏四十三在杀害杨知府前仍“执部礼”，显然并非有意与清政府对抗。
实际上他最初目标是杀死马来迟之孙，并借此消灭旧教势力，而之后围攻兰州则是为了救出被关押的马明心。
因为此时的起义军已经听到教主马明心在兰州被捕的消息，所以他们对攻占兰州的决心愈发坚定。
然而，当马明心向起义军讲话时，试图劝说起义军退却，但起义军并未接受他的建议，这使得起义开始滑向深渊。
在兰州的战斗中，起义军的支持者也主要是哲赫忍耶教徒。
后来清政府的清查显示，河州和兰州的普通百姓并未积极支持起义。
所以这次斗争是缺乏民族意识的，主要集中在教老教派之间的仇杀。
哲赫忍耶教徒视清军和老教为“卡非尔和敌人”，显示了他们的宗教狂热。
在清军的镇压中，老教则被利用为前锋，与清军一起攻打起义军。
哲赫林耶起义是一场针对清朝地方政府的民族宗教性质的武装斗争，主要目的是维护宗教信仰和救出宗教领袖。
这次起义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也没有经济解放的口号。
起义军的斗争虽然英勇，但由于范围有限，未能联合更多的群众，最终被清政府镇压。
尽管如此，起义展示了少数民族在清朝统治下的反抗，反映了清朝中期民族和宗教矛盾的尖锐程度，也为之后西北地区连绵不绝的动乱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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