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有不少朋友或同事或同学，他们来自农村，因为“读书”而成就了他们的成就。但是现在已经越来越难“复制”这种成功了，“当下社会上新一波的'读书无用论’并不是一个伪命题”，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后李涛在四川省芥县云乡雍村做了系统性的“田野研究”，得出的结论。
是什么鼓动了“读书无用论”
李涛博士发现，对“读书无用”的认同度中，农村贫困阶层认同度最高（62.32％）、其次为农村中产阶层（37.24％）、家庭年收入处于1万元以下的农村贫困阶层认为读书无用的比例最高。换言之，收入越低的家庭，越认为读书无用。
李涛博士给出了三个原因：
第一、“单位”已死。之前大中专毕业生是分配的，考上那天起，就意味着自己是“单位人”，而现在是需要去找工作。这种就业方式的转变，现实上使缺乏社会关系网的农村读书人陷入就业窘境，毕业就意味着失业。
第二、农民不再被困在村子里。城乡一体化，加快了人口流动，使得农村里的人比起祖辈有更多途径实现身份转换，读书的功用从而又被弱化。
第三、近年来农村学校大规模撤并，使原有村落空心化，甚至沦为文化荒漠，“读书无用论”浪潮在底层也就顺理成章的蔓延。
做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流行着一句话“做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当时农村经济活跃以及“下海潮”，催生了当年的“读书无用论”，但彼时的“读书无用论”主要发生在一些城乡结合部，而对于还身在封闭性村落社会中的人来讲，“读书跃龙门”依然是其不二选择。
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一大批持“农业户口”的年轻人通过努力读书，进入到城市改变了农民身份，这使得读书，很大程度上有了实际功用。通过这个“跃龙门”式的转变，可以获得比从事农业更稳定更多的收入和福利。
而到了现在这个时代，通过努力读书而获得学历后，所有的显性和隐性优越福利都已不复存在，想要“致富”不一定要靠读书，读书的实用主义功效被一再降低。加之，读书的成本反而日益增多，因学返贫因学致贫并不鲜见，这样的风险被家庭和个人承担。
李涛博士还发现当今的读书无用论，不仅仅局限在农村。李涛博士认为“城市底层群体对读书无用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比农村的问题轻，只是媒体更多谈到农村，会把农村天然地当成铁板一块整体讨论。”
“跃龙门”不用再靠读书了
农民进入城市，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已经不用再依靠“读书”了。在李涛博士看来，读书无用论某种程度上和社会自由流动机会增多是有关系的。农村人口自由流入城市，也进一步强化了农村中“读书无用论”的观念。
原有的只能寄希望于读书“一条路”的理想，如今则有了更多元化的替代性方案，农民的实用理性则会在这种“成本-收益”投资决策中从行为上强化“读书无用论”思维。
教育不均衡改变“读书”观感
近年来，农村出现了轰轰烈烈的一次次学校的撤并潮，教育资源再一次被集中。底层乡校不断被社会舆论标签和污名化，很难再有好的生源，被村民直呼为“民工预备培训学校”，在中考升普高问题上日益陷入另一个困局：
家庭条件稍好，且成绩偏上的农村孩子大多会被父母送入镇、县、市一级更好学校就读，其余的成绩不太好或家境条件较差的农村孩子才严格按照“就近入学”原则进入本地学校就读，成绩不太好的孩子很难升入普高，而学习成绩较好，但家庭条件较差的孩子又终因经济能力不足很难再入读普高。
因此，普高升学率难有突围，教学业绩下滑，农村学校很难在村落社区中赢得良好口碑。而只有入读普高进而升入重点大学，才能增强对“读书有用”的认可度。
职业教育能终结“读书无用论”吗
在李涛博士看来，职业教育是终结“读书无用论”的好办法。事实上农村“读书无用论”浪潮，是在呼唤有更高品质和高回报率的职业教育的提升。职业教育是实现分流，实现合理的阶层上升流动的好办法。
这与益咕噜前几期探讨的职业教育话题如出一辙，职业教育本质上能实现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公平。
首先，职业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能解决目前大多数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学生只能动嘴不能动手的窘境，尽可能的避免“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现状；
其次，职业教育确实能为城乡二元体制的融合做出一些弥合，德国职业教育的类型可以学习，瑞士等国家的职业教育社会氛围更值得学习和培育（详见本公号《为何力宏们就不能念技校？来瞧瞧瑞士的例子》）！
就此而言我们要做的是，一方面要提升职业教育相比于其他学位教育的认可度，搭建立交桥实现职业教育和学术性教育的良好转换和沟通。
另一方面则要提高社会的共识，同时提高职业教育的内涵和深度，将科研和学术、应用真正融入职业教育中。
- END -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