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唐映红
暑假时，受邀参加了一个暑期游学项目，给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名大学生们讲《性·人性·人民性》。有一对母女，母亲带着18岁的女儿也来旁听。与其他的学员不同，这位相当于高中毕业年龄的女儿并没有读过高中，而是接受的在家教育。
因为我的讲座安排在整个游学项目的初期，所以有机会从一开始就接触到这对母女。除了刚来时表现出稍有腼腆之外，这位接受在家教育的女孩并没有显示出与其他的学员有什么不同来。她的认知、交流和其他社会性发展水平，一点也不落后于那些接受学校教育始终的大二、大三的学生们。
在游学结束的结业式，我对那位母亲表示了由衷的钦佩。决定放弃公共教育，将孩子在家教育，在中国社会需要足够大的勇气，承受相当大的社会压力，以及付出普通人群难以想象的艰辛。
“在家教育”(home schooling)并不是什么离奇的事。自从人类社会大规模普及公共教育以来，在家教育就是对公共教育必不可少的完善和补充。像在美国，大约有3%~4%的孩子接受完全或部分的在家教育，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地增长中。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得益于教育的普及，特别是公共教育体系的搭建和普及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公共教育的益处显而易见，它不仅极大地降低了儿童接受教育的成本，而且极大地发挥了其高效率的优势。
伴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仅提供必要和充分的公共教育成为政府履行执政责任不可疏忽的重要职能，而且让孩子接受公共教育也成为父母应该履行的义务。可以这么说，没有公共教育，就没有现代化。
但是，尽管公共教育具有如此巨大的优势和价值，但它的弊端也同样不容小觑。作为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公共教育面对的是大多数孩子，而不是某一个孩子。由于每个孩子，以及每个家庭都有着特异性，适合大多数孩子的教育，未必适合每一个孩子。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公共教育所提供的教育计划大多数时候是针对儿童群体的平均水平来定的，也就是说“教学大纲”适合大多孩子。但是，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显示，儿童的绝大多数特质都呈现出大体相似的高斯分布来。
大部分儿童对称地集中在平均值附近，而必然有少数儿童远离平均值；而且距离平均值越远，所分布的儿童的比例也就越稀少。反过来说，适合大多数儿童的教育计划，必然不适合少部分，哪怕是很少的一部分儿童。
中小学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很容易感受到这一点。只要所教学的班级不是经过挑选的“尖子生”，而是自然随机分班，那么一个教师很容易发现，无论自己执行怎样的教学计划，总有一些学生“跟不上”，另有一些学生“吃不饱”。前一种学生总是落后于教师的教学进度，明显地掉在大多数学生的后面；而后一种学生则显然不满足于教师的教学要求，轻轻松松就能超越大多数同学。
一般来说，公共教育在总体上简单地区分为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大多数儿童接受普通教育，少部分特异性的儿童，主要是超常或者有障碍的儿童接受特殊教育。后一部分特异性的儿童是普通公共教育所无法满足的。
可是，特殊教育也无法针对每一个儿童特异性的天资禀赋来针对性地实施特异性的教育。“因材施教”作为一种教育理想难能可贵，但要在公共教育中加以贯彻则意味着教育成本的高企，以及规模效率的锐减，而这显然与公共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
所以，在家教育作为公共教育的补充从来就有着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所谓“在家教育”，通俗地讲就是以家庭为实施教育的主要场所，由家长或家庭教师来组织开展教育活动，以一个家庭，或者几个家庭联合起来，或者小规模的私塾的不同形式。
大多数情况下，对儿童实施在家教育的父母往往都对公共教育不满，认为公共教育并不能很好地给予自己的孩子良好的培养。因此，他们愿意通过自己的方式来给孩子提供针对性的，特异性的，“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育。
针对美国社会的多项研究显示，相对于接受公共教育的儿童，接受在家教育的儿童，总体上学业超过了接受公共教育的儿童的平均水平。例如，在标准化的学业测试中，在家接受教育的儿童平均分在65~89分之间，而接受公共教育的儿童的平均分大约只有50分。
不仅如此，他们在社会化方面也更胜一筹。例如，一项研究显示，接受在家教育的儿童成人后，有71%参与社区服务活动，88%加入某一社会组织；而同龄的接受公共教育的儿童成年后在这两项上的参与比例分别为37%和50%。
在中国社会也不乏接受在家教育的儿童。最著名的莫过于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一直坚持让自己的儿子郑亚旗接受在家教育。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中国在家上学研究报告(2013)》中估计，中国大约有1.8万名儿童接受在家教育，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父母不认同中国公共教育的理念。
不过，在家教育也存在相当的争议。其中最大的争议就在于父母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承担起对儿童的教育。公共教育的教师要接受严格的师范培训，并且需要通过具有相当专业门槛的职业资格考试，从业后还需要经过实习期以及在职业生涯过程中多次的进修培训。
相对地，那些决定拒绝孩子接受学校教育而坚持在家教育的父母却良莠不齐，有一些父母可能具备给孩子提供必要和充足的在家教育的资源和能力，而另一些父母可能仅仅是因为某些偏见或个人的抵触而并不具备必要的在家教育的资源和能力。
像在美国，拒绝公共教育而为孩子选择在家教育的父母，相当大的比例是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因为美国的公共教育保持意识形态的中立，并不会倾向于任何一种宗教信仰，对于那些有着笃定信仰传统的家庭来说，公共教育就不那么受欢迎。
因此，虽然美国政府对于民众的在家教育持一种相对宽容和宽松的态度，但也并不意味着就放任家庭对孩子的在家教育而不予监管。前几年，美国一个地方法院曾经判决一名10岁只接受在家教育的女孩必须就读于公立学校。法院判决的理由是那名女孩的三观与其信奉基督教的母亲太相似，因而有必要通过公共教育来多了解其他不同的三观，以避免未来社会适应不良。
当公共教育承担着塑造学生多元、宽容和尊重异己等的现代文明价值观的职能时，西方社会许多选择在家教育的父母事实上是对多元、宽容和尊重异己的现代文明价值观不满，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接受与自己信仰相一致的教育。
当然，除了这些父母之外，也有些父母是对公共教育对孩子天资禀赋不能做到“因材施教”的不满，希望在家教育能够更为针对性和全面地塑造自己孩子的发展。
问题是，这两种情形通常是交织在一起而难以区分。例如，一个伊斯兰移民的家庭阻止自己的孩子接受公共教育，而坚持在家教育，以确保孩子能接受“纯粹”的基于《可兰经》的信仰教育，政府不能仅仅因为这种情形就区别对待，而宽宥后一种情形。像两个月前袭击奥兰多同志酒吧的枪手，出生在美国，但却接受原教旨的伊斯兰教育。类似反现代文明价值观的在家教育对于整个美国社会而言往往意味着安全的隐患。
与美国不同，有些社会干脆就禁止任何形式的在家教育，适龄的孩子必须依法接受义务的公共教育。
像德国就有着严格的立法来禁止在家教育。德国政府会对那些拒绝公共教育的家庭予以罚款，并动用警力将孩子“护送”到学校接受公共教育。德国最高法院甚至裁决，如果父母坚持让孩子接受在家教育，那么父母将会被剥夺部分的监护权。这导致那些坚持在家教育的德国家庭，其中主要是一些虔诚的基督教家庭，不得不想方设法移民美国以寻求庇护；而是否给予他们庇护也在美国引起了司法上的争议。
由此不难看出，在家教育是一个需要社会思考和关注而不是嘲笑的现象。像媒体最近曝光的泸州一位父亲因为坚持在家教育而导致女儿“20岁不会做初中题”成为媒体和舆论嘲笑的对象。
中国的公共教育，相比于欧美其他社会有着更为沉疴的弊端。与欧美公共教育不同，我们的公共教育并不鼓励学生成为多元、宽容和尊重异己的人。不仅如此，中国的公共教育实行了全世界都罕见的“教育产业化”政策，使中国社会的高中校沦为了单纯的应试培训班，而完全忽略甚至阻碍了青少年至关重要的人格和社会性发展。
我不认为那位泸州的父亲具备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对女儿实行在家教育，但我更不认为媒体或者舆论有理由嘲笑他。一个普通的美国20岁青年做不了中国的初中数学试题也实在是正常。
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只要不从事基础科学研究或者工程设计类职业，他们终其一生所能运用到的数学知识绝不超过初二的数学教育的要求。甚至，我可以打赌，写稿的记者哪怕接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他也未必能把一套初中的数学试卷做及格。这意味着，中国大多数学生初二之后所接受的数学教育本质上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冗余教育。
要反思的不仅是中国在家教育对公共教育的纠偏，还包括中国义务教育法的执行力度。据报道，11年前，这位泸州的父亲就因为拒绝让女儿接受公共教育而被孩子母亲提起诉讼，法院裁定他违反义务教育法，限他在判决生效5日内送女儿返校。可是，这起法院判决并未得到执行，而表示“宁肯坐牢也不送女儿到学校读书”的父亲并没有受到任何限制，他继续我行我素地对女儿实施他的在家教育，直到被媒体再次曝光出来并嘲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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