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次暴动将发时，钮永建与虞洽卿撂了挑子
1926年秋冬之际，北伐军攻克南昌之后，势如破竹。兵锋开始指向长江下游和江浙地区，上海气氛骤然紧张。上海，这个江浙地区最重要的城市，地富财丰，粮饷充足。它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和工业城市，这里有被称为“国中之国”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租界以外的地区，则控制在孙传芳手中。早在南昌被攻克之前，南方政府就派很多军官学校宣传队秘密来沪，据上海电通社称：“该队已受过苏俄式之宣传教育，原籍均属江浙两省，拟乘党军再举猛攻南昌之时，在本埠一带大事宣传。”东方社也证实“此间一部分学生工人与国民党策应，散布反对孙传芳传单……”。深秋已至，狂风正卷地而来，那铺满厚厚落叶的街道夹杂着白色的纸片漫天飞舞，此时的上海像一座深陷茫茫波涛中的小船，上下起伏。
▲1927年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接管位于湖北的英国租界
自从夏超兵变之后，江苏方面的军人政客，一直酝酿淞沪自治的问题。钮永建，这名国民党资深革命家，从北伐战争开始后，就担任北伐军总参议，后又被派为中央驻沪特派员，策动上海武装起义。他一直准备寻机策动上海自治，但这有时似乎是一种奢望。根据一个旅京的江苏人从上海所获的电报了解，“钮永建等因江苏本身素无军队，缺乏实力，浙方又只能勉强自保，万无余力为苏人之助，故自治未能实行宣布”。由于孙传芳的嫡系军队已纷纷开到淞沪增防，夏超并不敢积极进取，形势已非，事实上钮永建等已无树起自治旗帜的可能。一般政客见局面不妙，对此事都保持冷淡，持观望态度。
此刻，正是北伐军迅速向长江流域推进的时刻，又恰逢孙传芳后院起火。中共上海区委决定配合夏超的部队攻占上海，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迎接北伐军。其实，在此之前，中共上海区委已经酝酿着要在上海举行武装暴动。关于上海要不要举行武装暴动的问题，这一思想是明确的。为了加强对远东地区尤其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领导，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6年3月25日就决定建立远东局组织。据远东局主任维经斯基说，早在1926年7月份，他同意在上海的基本变革思想和计划，确定借助浙江省省长夏超起义，上海发动自治运动，驱逐孙传芳。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作为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一项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四届三中扩大执委会之后提出的。1926年7月12日，中共四届三中扩大执委会通过《军事运动议决案》，指出：“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据此，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在1926年9月3日上午举行会议时提出“上海地方非有一次民众暴动不可”。此后，中共上海区委即积极地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作各项准备。
按照区委的决定，中共江浙区委兼上海区委组织部长、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赵世炎在闸北举办了第一期军事训练班，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城市武装暴动的战略战术。随后，赵世炎还在几个大工厂办起小型训练班，从党团员和工人积极分子中选拔对象，秘密组建起一支2000余人的工人纠察队。当时上海工人武装仅130支枪，又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军事素质很差。而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上海区委领导受“避免色彩及帝主（帝国主义）借口反赤”思想的束缚，把领导权交给虞洽卿、钮永建等资产阶级头面人物，使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完全处于被动局面。
▲钮永建
而孙传芳的部下、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指挥的部队除了主力第七十六旅外，还有1000人的步兵、2000名警察和海军舰艇若干，力量相对强大。以临时训练的一支业余的准军事队伍去跟正规化的军队碰撞，无疑是以卵击石。
因此，上海区委决定联络以虞洽卿为首的商会力量和以钮永建为代表的军事力量，一起举事，藉此以增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实力。虞洽卿此时恰面临失去商会会长后的困境，正谋求东山再起，而钮永建的目标则是夺取上海政权。他们参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正好借上海工人武装力量达成所愿。
钮永建是国民党政界和军界的元老，北伐战争开始后，蒋介石派他潜入上海，在暗中策划北洋政府的中央海军起义。钮永建手中掌握着一支由旧军人、帮会分子和其他自由职业者组成的队伍，大约有3600人，虞洽卿则拥有500余人的武装商团。虽然各方怀有目的都不同，但由于中共此时还不具备独立领导工人起义的实力，中共上海区委还是非常重视同钮永建等的合作，决定共同举行武装起义。
钮永建成了此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领袖，中共负责组织具体工作。钮最初提议由他策动一艘军舰起义，以军舰开炮为信号，工人纠察队和他领导的帮会势力、商团同时出动，袭击高昌庙兵工厂，夺取武器。然后，按照计划先占领龙华，再占领整个上海。起义的时机选择在夏超的部队迫近上海时发动。然而，虞洽卿在起义准备的重要时刻借口离开上海去宁波避风头了。钮永建则以“物质上的准备尚未好”为由一直不愿提出作战计划。加上情报的不准确，实际参与武装起义的最后只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奚佐尧与浦东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陶静轩率领的两支队伍。按预定计划，这两支队伍自南市、浦东开始进攻，但由于寡不敌众，他们很快就被反动军警开枪驱散。奚佐尧和陶静轩等十余人在这次起义中不幸牺牲。
一些国民党人也参加了这次武装起义。10月24日这一天，上海路透社电：
今晨有暴徒企图占据西门淞沪警署。据华人方面声称：多认此举系国民党人，着便衣携带枪械，突然袭攻警署。但因当局预先得报，已加戒备，警告党人散去。其始警察施放空枪示威。尚未全效力。后又以实弹射击，约二十余发，伤一人，已送往医院医治。余乘摩托车逃走。被抢者仅四名。又闻党人曾抛掷炸弹二枚于警署内，遂即炸裂。但未严重大损失。警署刻已准备，以预防党人再来攻击云云。
淞沪总办丁文江等也向孙传芳报告了国民党人在沪图谋袭击警署的事情。由于寡不敌众，加之上海当局事先预防，最后他们也失败了。国闻社就此事电称“四处党人大放空炮，仅二小时即归平静”。
▲上海工人起义场面
第一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失败了。周恩来认为：“第一次暴动完全是儿戏，只是根据夏超独立来决定暴动的，没有计算上海工人斗争的条件，几支手枪的瞎冲，牺牲了几个同志。”事后，中共江浙区委、上海区委和上海总工会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认为作为暴动的中心人物虞洽卿，在武装起义中“不中用，……无好的计划，处处表现害怕工人”，特别是“到暴动将发时，他们不干了”，钮永建“无统一的计划”，“无暴动的准备”，“无整个军事领导”，结果只能导致失败。中共上海区委一面总结检讨，一面与虞洽卿、钮永建等人仍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中共起义领导人提出仍应由虞洽卿、钮永建来号召领导，声称“我们现在可以要两个领袖，钮永建军事的，虞洽卿民众领袖”。由虞洽卿、钮永建担任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民众领袖和军事领袖，必然会再现第一次武装起义中的内部矛盾问题，即组织和领导上的分离、不统一，引起内部力量的相互牵制。
二、在上海当局的高压下，总罢工仓促转为总暴动
1927年2月17日，北伐军占领了杭州。孙传芳已投靠宿敌张作霖。为保存实力，他把自己的部队撤出上海，让张宗昌的奉鲁联军前来接防，一时平稳的上海工界，又起风烟。
中共上海区委认为，“乘孙传芳的势力根本动摇之际，举行一个总同盟罢工，集中工人阶级的势力，催促孙传芳势力之根本覆灭，取得政治的领导地位，并夺取相当的武装”。2月18日晚，得知北伐军已占领嘉兴的消息后，上海总工会决定于次日实行总同盟罢工。罢工令宣布：
本总工会特宣告全上海总同盟罢工，以宣传消灭军阀残余，表现革命民众权力。令到之时，即刻行动，全体工友总罢工。罢工之后，须有组织的、有秩序的，听候总工会指挥，无复工命令，不得复工。
2月19日凌晨6时，上海工人总同盟大罢工开始。罢工浪潮席卷上海各个区域和行业，写满了“北伐军现已战胜”、“孙传芳战斗力已尽”和“民众援助反抗军阀运动之时机已至”的传单到了市民手中，各种口号响彻上海市各个角落。
开始总罢工时，商店罢市者寥寥无几。上海国闻社20日电称“法界及英界一小部分商店罢市，但不久即恢复”。学生、工人欲使罢市实现，极力运动总商会方面，并散发“商界同胞速起一致罢市”的标语。但总商会方面不予理睬。总工会于是在22日下午召集会议，决定组织放火行动队在租界内空房放火，使人心动摇，总罢市自然实现。在400名队员组成的暴力队的胁迫下，各路商界联合会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军阀虐杀市民与追悼牺牲者”为名，罢市两天，但未获总商会的允准。总商会会长拟出洋暂避。
此次罢工波及公共租界。英租界静安寺路邮局，已停止收发信件。其余如纱厂、电车及自来水厂工人，全部在19日午后实行总罢工。上海电通社21日说，纱厂除日方的两厂外，业已波及全部。“惟上海绸缎厂，则尚继续工作”。海员公会为接洽罢工事项，也派两名代表到总工会，决定参加罢工。英商太古怡和海员因实行罢工，驶往各地的英轮已停止开行。到19日中午，罢工人员总数号称六万以上。总工会已着手组织纠察队，分布到租界各地。邮政总局门前，有一支纠察队身怀利刃，以防止有人破坏罢工。华界电车已有部分停驶，沪杭、沪宁两路铁路工人，也在暗中酝酿罢工。驻上海各国领事，根据不久前会议商定结果，已纷纷调兵登陆，开入租界。英国驻跑马厂2000名士兵，集中在英租界各要隘，驻在舰上的印度兵也陆续登陆。英国总领事通知英军司令，约束兵士不准外出，不到危急时，不制止罢工工人运动。法国租界各巷口，也布置防禁；工人罢工后，登陆的日本军队，也完全开入租界，防备尤为严密。各国领事，拟组织联合军，保护公共租界。
上海虽已发生大罢工，但未发生意外。路透社说“除小规模骚动外，并无扰乱，亦未呈出确实之排外倾向”。另据外电消息证实，工厂工人实行罢工后，当即组织委员会，以与雇主磋商一切事宜。而且认为“此次罢工，系有政治上关系，非为工业问题而罢工。实言之，即庆祝南军之战败北军，取得杭州。且一面向孙传芳之行政，表示抗议”。工人要求雇主对于时局毋庸顾虑，对于工人的计划，也不要加以干涉。他们于星期六、星期日实行罢工时，将什物整理妥当后离厂，秩序井然，与平时放工休息无异。且一切应做的工作，均在出厂前即办理完竣。
为了防止形势的恶化，上海当局还是极力取缔上海工人罢工。罢工一开始，淞沪戒严司令李宝章，紧急召上海警厅长、上海县知事等，决定采取相当手段，制止工人罢工运动。他们发出告示：凡激动人民罢工或干涉工人作工者，立斩不赦。2月19日，杨之华（瞿秋白的第二任妻子），负责西门地段散发传单。当她走进十字街一家纸烟店时，只见店员们神色紧张地朝马路上张望。老板见杨之华要发传单，脸色发白，双手作揖，求她赶快离开。杨之华回头朝外一看，才发现十字街头围着一群人，于是立刻埋头进附近弄堂，把剩下的传单放进垃圾箱，然后在一家店中买了一对花纸灯笼，装作过路人埋头走向十字街头。只见那里站着十几个凶恶的手持大刀的行刑队员，其中一个正挥起钢刀向跪在地上的一个市民砍去，旁边横陈着两具无头的尸体。执法者将首级高悬于电线杆上示众，以昭儆戒，有的一杆悬两头，血肉模糊。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说：“牺牲者的头颅被士兵砍下以后，就挑在竹竿上或放在盘子里沿街示众。当头颅挑在尖竹竿上，举得高高地带往下一个杀人地点时，数以千计的人惊恐地四散逃跑。”工人罢了两天工，上海当局镇压十分严厉。
中共上海区委对于由总罢工转入武装起义时机的选择上犹豫不决。2月22日下午4时，中共上海区委发出《特别紧急通告》，宣布：“今晚6时，全上海动员暴动。”然而，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以时间紧迫为由，此事未和钮永建商量，以致钮永建对中共的严重不信任。当钮见到来与他商量武装暴动问题的侯绍裘、汪寿华时，生气地责问说:“如此相欺何能合作？”钮永建并因此迟迟不签发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命令。尖锐的矛盾早早埋下了起义失败的种子。
三、工人毫无军事斗争经验，钮永建与虞洽卿再做“甩手掌柜”
按照中共上海区委和总工会拟定的起义计划，工人纠察队与起义的海军和商团互相配合，以海军开炮为信号，首先进攻高昌庙兵工厂，夺取武器武装自己，然后占领龙华，成立上海市政府。
2月22日晚，停泊在高昌庙对岸的海军“建康”、“建威”两艘军舰悄然升火启航。凌晨5时50分，按照预定计划，由担任大副等职的中共地下党员所控制的“建康”、“建威”舰开始炮击高昌庙兵工厂，揭开了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帷幕。
十多发120毫米和76毫米口径的炮弹，拖曳着红色的弧线，准确落在高昌庙兵工厂内，伴随着一阵惊天动地的剧烈爆炸声，睡梦中的北洋军士兵被惊醒了，也不知道这从天而降的炮弹来自何处，兵工厂内到处是弹药，他们无处躲藏，仓皇间只好将一面白床单升上了旗杆并发出灯光信号，表示投降。于是，“建康”和“建威”舰调转炮口，向位于龙华的敌军司令部和停满军列的火车站轰击。一节军列中弹起火，猝不及防的北洋军士兵顿时像炸了锅一般，他们丢下枪支弹药，四处乱窜，有的士兵跑进了法租界。由于李宝章的司令部与法租界毗邻，“建康”和“建威”号发射的两发炮弹不慎落入法租界内，停泊在黄埔江上的法国军舰立即向“建康”和“建威”舰驶过来，发出严重警告的信号，“建康”、“建威”号被迫停止炮击。不久，炮击兵工厂的军舰舰员24人被李宝章逮捕。两名大副已经逃走。由于开炮时，两舰长均在陆上，与开炮并无关联，他们只是予以记大过，听候查办。关于炮击原因，有种种传说。一些报纸认为，“共产党愤国民党压迫，故出此过激手段，以期巩固共产党地位”。此间国民党部及党军军事代表钮永建，声明此事与国民党无关。钮异常痛恨共产党之反国民党态度，当夜即将该事件始末电告蒋介石。
▲这是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的上海工人纠察队
与此同时，孙传芳、张宗昌都在调遣部队，紧急增兵上海。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人员在军事上竟毫无准备。600名工人武装纠察队员，军事素质很差，在此之前他们不仅未作起义的准备，甚至起义发动时，连这600名武装纠察队员也很难找到。由于宣传不到位，“群众始终不能集中动作”，致使工人武装孤军奋战。
第二次武装起义也以失败而告终。上海东方社电称：“总工会因中国官宪取缔严厉，活动困难，且工人多希望复工，势难久持。”23日，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作出了“停止今天的暴动”和“由上总发令复工”的决议。随后，总工会宣布罢工停止，内称：
总罢工实行，虽仅五日，颇获得相当之成功，但鉴于商民之请求，本总工会决定，暂将罢工收束，非谓此项运动，完全消灭，吾人应须继续努力，以达到吾人之理想云云。
同时，李宝章也出示晓谕，略称：
前者对于公开讲演，分散传单及执有挑拨文字之人员，格杀勿论，此项命令，现着取消。又本镇守使部下日来斩决许多罢工者，洵属可悯。本使曾经训令，一经捕猎，不经审问，即就地正法，现将此项命令取消。各工人立即复工，毋庸顾虑云云。
总罢工至此告一段落。
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后，虞洽卿在报上连续数天刊载一则启事:“洽卿专营航业，无暇他顾，现对于各团体之组织概未预闻，特此郑重声明。”俨然置身事外。虞洽卿、钮永建在上海工人第一、二次武装起义中的种种表现，引起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的深刻反思。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开始新的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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