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的一天晚间，因为话剧《回春之曲》在上海演出，作者田汉及其他相关人员杜国庠、阳翰笙等遭到当局逮捕。田汉被捕在上海关押一周后，即被转送到当时的国都南京，羁押进国民党宪兵的监狱。数月后，生病的田汉经两位有名望的学人担保，方得出狱。这两位担保者，是田汉的友人，却被田汉严苛评论过的美学教授宗白华、画家徐悲鸿。
一
田汉与宗白华的友谊，人们从当时对青年影响甚大的一本《三叶集》中可以看得清楚。这部出版于1920年的小书，由郭沫若、宗白华、田汉三人的相互通信织成。这三人中，宗白华与田汉相识最早。通过宗白华的介绍，田汉得与正在日本读书的郭沫若见面。这些通信，不仅表现了三人当时的友情，更由于其中对社会及艺术的充分议论，传达了强烈的改造社会、献身艺术的青春热忱。这些内容与时代及青年情感思想合拍，因而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这是田汉与宗白华友谊的明证。
▲田汉
宗白华后来出国留学，田汉开始了他的戏剧创作，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想来，青春的友谊，是会将人长久连接的吧。可是，之前创作有浓厚浪漫主义倾向，“其中也掺杂着一些伤感苦闷情绪和一定程度的唯美主义趋向”（见《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二分册）的田汉，在1930年时迅速“左”转，“左”转的标志，是写于1930年的一篇数万字长文《我们的自己批判》。这篇以“《我们的艺术运动之理论与实际》上篇”为副标题的文章，在检讨先前自己从事的文艺活动之时，笔端一滑，竟然对并不过多参与艺术创作，因而已与田汉联系有限的宗白华发起了议论：
比如我们的老友，与我及郭沫若同写《三叶集》的宗白华兄，何以近年除往来于讲台与研究室外不写一字，除了直接受他教诲的学生以外，谁也不能得他一点影响，只偶然看见他与中大徐悲鸿教授发表请国府保存栖霞古迹的宣言呢？这是因为他老了吧？决不是，他还是个有为的青年，他的不幸是被那“最高学府”的教授的地位把他的生活保和了，因此把他的有生命的笔与口也钳制住了。
生活和艺术之路，是宽泛和广阔的，人们完全可以依照各自性情和社会机遇，选择和安排行进线路。此时的宗白华，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从学业角度看，也很难过多涉猎艺术，或写作相关的普及文章。这本是很容易理解的事，却成了老友田汉的指责之由。不仅如此，在后面的文字中，田汉还进一步质问宗白华：“他教的是美学，但他在中大那种环境，敢越出Bourgeois（按：资产阶级）的美学一步讲——Proletariat（按：无产阶级）的美学吗？”学问是否能以阶级划分暂且不论，但这样评说似乎有些强人所难。由此我们可以大致看出，在田汉眼里，宗白华已经不是当年的蓬勃青年，而成了时代“落伍者”的形象了。
二
指责了宗白华不算，在同一篇文章里，田汉又笔指曾经的友朋徐悲鸿。在说到此处之先，我们不妨对两人之前的情谊略加回叙。田汉、徐悲鸿的交谊起始于1925年。当时徐悲鸿正在巴黎学画，为筹款购画，他曾去了一趟南洋。因系念故乡，他折返一趟上海。在上海，他结识了田汉，两人一见如故。为了向各界推出徐悲鸿，田汉专门举行了一次“消寒会”，介绍徐悲鸿的作品。在此次“消寒会”上，徐悲鸿结识了郭沫若等文艺界人士。
1927年，徐悲鸿从巴黎返国。与田汉见面后，知道他在力图恢复已陷入瘫痪状态的“上海艺术大学”，徐悲鸿立即表示全力支持。后来“上海艺术大学”被封，田汉又另起炉灶，筹办“南国艺术学院”。徐悲鸿依然积极赞助支持，还义务担任了该学院的美术系主任。在这里，徐悲鸿最大限度地奉献出自己中、西绘画方面的知识和才能，赢得了学生的普遍爱戴。可不久后，因为经济、家庭种种因素，徐悲鸿离开了南国艺术学院，专意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尽管从表面看，徐悲鸿、田汉彼此还没有什么间隙，可从后来田汉的文章中，我们还是体会到他对徐悲鸿的某种情绪。
▲宗白华
就在批评宗白华的同一篇《我们的自己批判》中，田汉用了相当的篇幅，对徐悲鸿进行了很不客气的评述论断：“但一种不幸的情况早等着我们了。相约奋斗到底的徐悲鸿先生在我们为着他的‘光荣’奋斗的时候已安排脱离了我们的战线了。这因悲鸿先生似乎本没有一种为新兴阶级的艺术而奋斗的心思，他不过同情我个人所谓‘精神’，又多少为敏而好学的青年所动，所以他参加的动机是感情多于理智的。一旦他的感情变化，他自然得脱离我们的战线了。”此中略可见出，田汉所希望徐悲鸿的，是他应当为“新兴阶级的艺术而奋斗的心思”，而徐悲鸿却更多注意在“艺术”部分。
田汉进一步认为：“他（徐悲鸿）之脱离于南国艺术运动自然有很大之损失，而受损失最大的却是他自己。我们知道悲鸿据称是一个固执的古典主义者，他虽然处在现代，而他的思想不幸是‘古之人，古之人’。”这样的论断本身并不科学，而田汉还举出例证：“最近洪深先生大光明受辱事件，悲鸿曾去缄慰问，有‘尚勇知耻，壮士之行’等语，还可以证明悲鸿所赞美的甚至不是近代的所谓爱国心，而是一种封建的道德，因此他归国以来画的大画，不是鼓吹中世纪武士精神的《田横岛》，就是希望后来其苏的《徯我后》。”
“大光明受辱”是剧作家洪深在上海“大光明剧院”看到演出有辱国人形象的美国影片时，起而抗议引发的一次事件；《田横岛》是徐悲鸿在南国艺院时开始创作的一幅巨大油画，现名《田横五百士》。田汉此时是通过用辞、绘画的内容，来对人的精神进行判断。其实，语言、绘画的内容，不在用什么，而在怎么用。这并不高深的东西，田汉不会不知道。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种阶级论调，遮没了田汉的认知，使他对老友下了“是一种封建的道德”的不恰当论断。
三
在田汉的眼里，徐悲鸿的立场不是站在民众的一边：“他所画的肖像画也不幸大部分是康有为、陈三立、张溥泉一流人。他目击许多民众的痛苦，独为着栖霞山古物被商业主义俗恶化而呼号……”康有为、陈三立、张溥泉等，是当时有名的老派政治家或诗人。在田汉的眼里，似乎为他们画像已是一种“封建”的表现了。这在今天看来显得太过狭隘苛刻，不够宽容了。
不止于此。田汉在后面文字中，认为徐悲鸿“深藏”了：“他可以多有机会接触惨淡的现实……他终于深藏在象牙的宫殿中做‘天人’的梦……”田汉在引述了徐悲鸿在《中央美术会宣言》的一段文字后，竟然认为徐悲鸿“正在宣传封建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新文化文艺界，这种说法是相当尖锐，有很强的杀伤力。
▲徐悲鸿
田汉此时的认知，全然是有限的阶级论。在举列了徐悲鸿的几幅画作后，他继续说：“他（徐悲鸿）陶醉在一种资产阶级的甜美的幻影中。在他的画中，很难看出确实在受难中的中国人，有之只是他的理想或幻想的产物。”在引证了徐悲鸿一些早期题写在画幅上的文字后，田汉认为：“由这些题语，可知悲鸿当年的生活真是何等地‘坎坷、落拓、颠沛、流离、穷困’……”所以：“假使中国整个的‘坎坷、落拓、颠沛、流离、穷困’的阶级得这么一个取得技巧的‘诚笃的艺士’，把他们整个的痛苦要求代表出来，就是把中国这种臬兀不安的现实暴露出来而暗示人们以到自由之路，岂不甚善。但不幸悲鸿也堕入个人主义的传统……身在贫穷的深渊里呻吟宛转而心眼却由惨苦的现实界转到缥缈的仙乡。因此以他那样一个由惨苦的生活中熬炼出来的人，却不做无产阶级的画家，而不知不觉地、非本意地成了资产阶级的画家。”
把表现题材当作思想论断的基础，把阶级之间的区分当做绘画成就的衡量准则，是此时田汉判别艺术家徐悲鸿的观念。是否准确合适，在今天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甚至一些人类普遍基本的观念，在此时的田汉眼里，也要拿“阶级”去区分一下：“深思、和爱、亲切自然是非常的美德，但在阶级社会，此种美德便成空谈。”故此，“我爱悲鸿初期的习作，息息与其生活相关，而惜其壮年期作品日益走向衰老没落之境。自信宇宙事象在他的笔端无遁形无遗色的，乃只看见社会的秀美、富丽、典雅、矞皇的即资产阶级生活的一面，悲惨、疲劳、哀啼、狂叫的即被压迫阶级生活的那一面，却做了他那种‘天人’的即封建的美意识之牺牲。”不仅通过徐悲鸿当时的创作内容对其绘画成就予以否定，还用阶级的分析方法，给徐悲鸿戴一顶“资产阶级”，甚至“封建”的帽子……
也许意识到运笔太过用力，后面，为了调和气氛，田汉也将自己摆了进去：“要之，悲鸿错误在美术上的，我也错误在文学上。我们彼此都不曾十分清楚我们艺术运动的立场和对象，我们走入歧途是必然的，同时把学生引入歧途也是必然的……”注意，用的是“立场”、“对象”这样的社会学名词，而谈论的却是文艺。
田汉对徐悲鸿、宗白华这样相当严苛的评论，据他们的弟子吴作人讲：“徐悲鸿先生从来没有对田汉先生这位诤友在1930年所写的《我们的自己批判》中对他的求全责备，流露过一点微辞。”（见《追忆徐悲鸿先生》）这一点，笔者以为吴作人下的结论略觉流于表面。上几辈的学人，修养均极佳，一般情形的看法绝不轻易述诸文字。可对田汉这般过分的批评文字，尽管口头上没流露“微辞”，可要说内心没有“微澜”，那他们就算不得敏感的艺术家了。总之，这次田汉的文章，对于徐悲鸿、宗白华的友谊，无疑有相当的伤害。值得注意的是，这却并不影响他们在关键时候有力的友谊援手。
四
1935年田汉因话剧《回春之曲》上演，遭到当局逮捕。当时的情形，有细节略微不同的几种说法。据廖静文《徐悲鸿一生》中记述，徐悲鸿知道消息后，立即赶到田汉家。田汉的母亲见到徐悲鸿，扑通倒地，痛哭失声。田汉的母亲，年轻时便失去丈夫，孤苦伶仃抚养三个孤儿，十分坚强。可此时长子身陷囹圄，叫她不能忍受。田汉的妻子林维中已是孩子的母亲，这些日子还背着孩子提着饭菜去探监，整个场面十分凄惨。徐悲鸿满含热泪，表示一定要竭尽全力营救田汉。
据徐悲鸿的女儿徐静斐记述，当时徐悲鸿四处奔走，却一无效果。田汉在狱中又病得很重，没有办法，才去求助留法同学，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张道藩。几天之后，张道藩打听到田汉关押的准确地点，还了解到，假若有两位有名望人士出面，就可以担保其出狱疗病。
徐悲鸿随后来到宗白华处，希望宗能与他联名担保。宗白华毫不犹豫，立即应承了下来。宗白华此时与徐悲鸿同在中央大学任教，相互信任，所以徐悲鸿最先想到这位内蕴风骨的学者。
大约担心田汉不能接受相应的条件，徐悲鸿、宗白华还一起去宪兵司令部与田汉面商。谈及当局保释条件后，田汉答应下来。保释申请书大致内容有，田汉出狱后，不能离开南京，不离开中国，不从事政治活动。这份保释申请上，张道藩也签了名，并由他转交国民党当局。当年7月27日，田汉出狱。出狱之初，他与母亲、妻子暂住徐悲鸿家。后来继续从事他的戏剧事业。田汉全家暂住徐悲鸿处期间，据资料披露，还使得徐悲鸿的家庭矛盾加剧。这虽然是另一话题，可提及一笔能够充分表现徐悲鸿对田汉情谊的真挚。
此次入狱，田汉表现还很坚韧。他曾在狱中赋诗一首表达当时的心情：
料峭春寒客梦醒，中宵辗转对窗灯。
万方暴雨飘风日，一片孤臣孽子心。
事到高潮反觉定，人因患难倍相亲。
衾单枕冷不为苦，每忆伊人白发生。
“人因患难倍相亲”。此时的田汉也许想不到，最后出面来担保他出狱的，是他先前用笔狠狠“刺”过的徐悲鸿和宗白华。他认为“不幸是被那‘最高学府’的教授的地位把他的生活保和了，因此把他的有生命的笔和口也钳制住了”的宗白华；“所赞美的甚至不是近代的所谓爱国心，而是一种封建的道德……在他的画中，很难看出确实在受难中的中国人，有之只是他的理想或幻想的产物”的徐悲鸿两位，在救援田汉的过程中，恰恰表现了他们有生命的热度，有道德的风骨，看到并深切体会到“受难中的中国人”，并勇于担当责任，甘冒风险出手救援。这“中国人”中，正包含田汉本人。
当时批判宗白华、徐悲鸿的田汉，显然是用了阶级的观念来应对艺术现象和人生情形。可从事实看去，他对徐悲鸿、宗白华的分析评判，显然十分表象。并且，不以切身的感受，而从一些自己也不能充分验证的观念出发，对人生和艺术，是不能做出正确判断的，这一点，宗白华与徐悲鸿用自身作为给予了回答。认识人，判断艺术，其实是十分精微，相当复杂，充满各种因素的动态过程。田汉用了一种流行的观念，试图阐释一切，通过事实看，是十分不足，甚或“失误”率极高的作为。
好了，还是回到文人的友谊上来看待这件事。忠实情谊，是中国古老传统中很紧要的人格要素。即使受到田汉那样不留情面地，甚至相当过分地评判，站在友人的角度，那只是认识的层面。到了人生的关键时刻，徐悲鸿、宗白华两位老友毅然没有一点犹疑，出面担保狱中的田汉。这中间显现的正义、友谊等精神光芒，使得田汉先前的评判呈现出理性的苍白。这实在值得我们体味，值得我们研读，值得我们作为深入认知人生、艺术的一个经典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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