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论卡夫卡”,截取自本雅明:与友人谈布洛德《卡夫卡传》,译文不同。
卡夫卡的作品像一个圆心分得很开的椭圆;这两个圆心一个被神秘体验(尤其是传统的体验)支配着,一个被现代大城市居民的体验支配着。至于现代大城市居民的体验,我有许多想法,首先,我想到的是现代市民清楚自己是听由一架巨大的官僚机器摆布的,这架机器由权威操纵着,而这个权威即使对于那些执行官来说也在云里雾里,而对于那些它们要对付的人们来说就更模糊不清了。(卡夫卡的小说,尤其是《审判》里的某一层意义与此紧密相关,这是为人所熟知的。)当我说到现代大城市居民时,我想到的也是当今物理学家们的同龄人。如果你读爱丁顿的《物理世界的本质》中的下面几段,你真可以听见卡夫卡的声音:
我站在门槛上正待进入一间屋子。这真是一件复杂的事情。首先我必须推开大气,它正以每平方英寸十四磅的力量在压迫着我,我还得吃准是否踏着这块以每秒二十四英里围绕太阳运行的木板上,只要倏忽之差它就远在数英里开外了。我在干这些的时候,其实是悬吊在一个圆形的星球上,头朝着太空,星际的大风正以每秒不知多少英里的速度穿过我身体的缝隙,我脚下这块木板没有任何质地上的坚固性,踏在它上面就如同踏在一群苍蝇上面。我不会跌下去吗?如果我冒险这样干的话某个苍蝇会碰到我,让我再次升起来;我再次跌下去,再被另一个苍蝇踢回来,如此往复。我或可以希望最终的结果是我仍在原地一动未动;但如果我不幸跌到地板下面去或是猛地被推升到房顶的话,这并不违反自然规律,只是一个不太常见的偶然巧合罢了……
不错,骆驼穿过针眼要比科学家走过门洞容易得多。但明智一些的办法还是乐于做一个普通人,不管是谷仓门还是教堂门,径直往里走,而不是等待有关真正科学入口的一切难题都被人解决。
在我所知道的文学作品里,再没有那一段带着如此深刻的卡夫卡的印记。不用任何特别的努力我们就可以把这种物理学上的困惑感同卡夫卡散文中的句子相提并论,而这样做的话许多最“不可理解”的段落都变得能够消化了。为此,如果人说——如我刚才所说——在卡夫卡的同当代物理学相呼应的体验与他的神秘体验之间有着巨大的紧张感,这话只能说对了一半。事实上卡夫卡的最无法限量的不可思议之处正在于这个最晚近的经验世界恰恰是透过那个神秘传统透露出来的。当然,不经由这一传统本身的灾难性的经历(这个问题目前正待讨论)这一切是不可能发生的。总而言之,如果一个个体(名为卡夫卡)将要与我们的现实遭遇(这个现实在理论上是通过诸如现代物理学,在实际中是通过现代军火技术实现的),那么就会有人求助于这个传统。我的意思是说这种现实事实上是无法为一个“个体”所体验的,卡夫卡的时代正要大规模地将这个星球上的居民消除干净,但他的世界常常是充满游戏性,与天使为伴,这正与他的时代互补。私自的个体,即与卡夫卡的经验相伴的经验大概只有到大众被扫除的那一天才能为他们所理解。
卡夫卡生活在一个互补性的世界里(在这一点上他与克利紧密联系着,克利的作品在绘画领域就像卡夫卡的作品在文学领域里一样落落寡合)。卡夫卡提供了一个互补性的世界,但他却对包围着他的事物毫无意识。如果我们说他没有注意到就在眼前的事物,却感受到了正在袭来的事物,那么我们还应补充说,他从根本上说是作为一个被这种事物影响到了的人而感受它的。这给他那恐怖的姿态留下了一片极好的用武之地,而那个将到来的灾难是决不会如此慷慨的。但卡夫卡的经验有完完全全地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对这个传统他唯唯诺诺,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远见卓识。卡夫卡倾听着传统,而全身谛听的人是视而不见的。
这种谛听之所以要费如此之大的努力,主要是因为只有那些最难于分辨的声音才能抵达谛听的人。绝没有能被吸收的教诲,也绝没有能够保存的知识。当它们匆匆而来,那些想被捕捉住的事物并非是为了任何人的耳朵准备的。这暗示了一种事物的状态,它正从反面精明地表明了卡夫卡作品的特色(在此从反面的描述要比从正面的描述更富于成果)。卡夫卡的作品表现出传统已是病魔缠身。人们有时把智慧定义为真理的史诗性方面。这种定义将智慧与传统内在地结合起来;智慧乃是始终如一的寓言真理。而久已失去的正是这种真理的始终如一性。卡夫卡远不是第一个面对这种处境的人。曾有许多随遇而安,死抱住真理或正好被他们视为真理的东西,多多少少是心情沉重地放弃了真理的可传达性。卡夫卡真正的天才在于它尝试了某种全新的东西,他死守住真理的可传达性和它的寓言成分,为此不惜牺牲真理本身,卡夫卡的作品从本质上说都是寓言故事。但它们的痛苦和它们的美使之不得不变得甚于寓言故事。它们并不谦卑地匍匐在说教的脚下,如同解释法典的故事,臣服于法典异传。尽管从表面看卡夫卡的故事是驯顺的,但它们却往往出人意料地向经典举起利爪。
这就是为什么就卡夫卡而言我们已不能再谈论智慧,只有智慧的余烬留下来。他们分为两类,一是有关真实事情的流言蜚语(它是与不名誉的、过时的事物打交道的某种窃窃私语的神学才智);而这种疾病的另一产物则是愚笨——它无疑取出了智慧的素质,但却保留了它的妩媚与自信,这永远是谣言所不具备的。愚笨处于卡夫卡心爱人物的中心——从唐吉诃德到助手们到各种动物(做一头动物在卡夫卡看来或许意味着由于某种羞耻而放弃人的外观和人的智慧——正如羞耻可以让一位光临声名狼藉的酒馆的绅士不把眼镜擦干净)。卡夫卡对此有绝对把握:首先,如果谁想帮助别人,他必须是一个傻瓜;其次,只有傻瓜的帮助才会使真正的帮助。唯一待考的只是这种帮助还能否对人类有所裨益。这就像是说,只有天使才会得到帮助(试比较描写忙碌的天使的那段文字),但天使本是不需要帮助的。因此,正如卡夫卡所说,希望是无限的,但这不是我们的希望。这个句子的确包含着卡夫卡的希望;这是他那辉煌的沉静肃穆的源泉。我在此以一种轻松的、从论述角度上是精简的方式将这幅危险地压缩过的肖像传递给你,因为你还可以因另外一种方式将它变得棱角分明,这也是我的那篇发表于《犹太评论》(Jüdische Rundschau)上的论卡夫卡的文章的角度。
我如今对那篇论文的主要批评在于它的辩护色彩。要恰如其分地看待卡夫卡这个形象的纯粹性和它的独特性,人们千万不能忽略这一点:这种纯粹性和美来自一种失败,导致这种失败的环境因素是多重的。我们禁不住要说:一旦他对最终的失败确信不疑,每一件在途中发生的事情都如同在梦中。再没有什么事情比卡夫卡强调自己的失败时的狂热更令人难忘。
本文为本雅明1938年6月12日致舒勒姆的一封信。选自[德]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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